19世纪中期，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创痛之中，民不聊生，许多人被迫签订了出外当苦工的卖身契约。
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在广州招募了300多名华工，租用葡萄牙人的船只将这些华工从澳门运到槟榔屿，再换英国船分二批运到英属特立尼达，第一批147人，第二批192人。这些华工抵达后，全部到甘蔗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810年，葡萄牙人也从中国拐骗几百名湖北茶农到里约热内卢的植物园种茶。
中国苦力大批移入拉美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从中国方面来看，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武力迫使清政府打开中国门户，在中国沿海广东、福建一带大肆掳掠与贩卖中国人口。在清政府腐败统治下，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许多人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以至飘洋过海，另谋生路。
第二，从拉美方面来看，1790年至1826年间，拉美地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在独立战争期间或独立后不久，拉美不少国家先后宣布废除奴隶制。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和黑奴制度的崩溃，拉美国家迫切需要廉价劳动力来开发经济，特别是补充和充实热带种植园、采矿场的劳动力。
第三，在非洲黑奴贸易被禁止后，西方人口贩子为追逐高额利润，热衷于大规模地掠卖契约华工，将东方苦力贸易扩大到拉美。据估计，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约有50万契约华工输入拉美。契约华工主要分布在古巴、英、荷、法所属的拉美各产糖殖民地，以及鸟粪产品的出产地秘鲁，其次是出于殖民扩张的利益需要进行重大工程建设的地方，如巴拿马、墨西哥、智利等国。
据谭乾初《古巴杂记》引用的英国驻哈瓦那总领事馆档案材料，1847至1874年间被运往古巴的契约华工总数达143，040人，实际到达古巴126，008人。另据秘鲁专门研究华工问题学者温贝托·罗德里格斯所引用的材料，1849至1874年间，约有10多万契约华工移入秘鲁。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威廉斯（1911~1981）所著《加勒比地区史》，1853至1879年期间，有14，002名华工迁入英属圭亚那，1854至1887年有500名华工到达瓜德罗普，1859年有500名华工到达马提尼克。另据资料，1890年在荷属圭亚那（今苏里南）的华工达1万人。20世纪初，英属特立尼达有华侨5，000人。
西方人口贩子通过贩卖华工，牟取暴利。据1871年的有关报道，人口贩子每贩卖1名华工到古巴，可获利150比索；船长可获利200至300比索。1859至1863年，每名中国苦力在古巴和秘鲁的市价约为400比索，1866至1874年为350至500比索，有时涨到1，000比索。
华工运到拉美各地后，通过“卖人行”公开拍卖给大庄园主、种植园主和矿主作苦力。一般每名华工与雇主各立一份契约即雇工合同，载明工作期限（一般为5至8年）和工资额。古巴历史学家胡安·希门尼斯·帕斯特拉纳在其《古巴历史上的中国人（1847~1930）》一书中，刊载了一份华工雇工合同的中、西文原件。这名雇工名叫吴生，原籍广东省广州人，年龄29岁，立合同日期为同治5年（1866年）9月17日。合同规定“工期八年……每月工银四元”，“所有城内城外，无论何工，或田亩或村庄或家中使唤，或行内雇工或磨房或园圃指不尽各项工程，我悉听从力作”。有的雇工合同甚至还规定了雇主可鞭挞华工次数的最高限额。古巴原驻德国公使奇沙礼在本世纪初写的《华工赞助古巴独立史略》一书中写道：“签押合约，以为凭证。该约系书华、班两国文字，订明年鞭挞之数，不得有过若干。无奈华奴不识管工者之算术，由是日受鞭挞，久之亦不记所挞之数矣。彼业农之家，购得华奴后，随即带往植园当工，一如往者黑奴之待遇，每日操作十四时，合同八年期满后，乃得受雇别处。于此八年中，捱饥抵饿，犹为常事，其日夕辛劳，加之以地方污秽，不合卫生，身体日渐疲弱，故华奴于未满合约前而丧失生命，居百分之七十五，惨哉！”
可见，雇主们买下华工后，即带回自己的庄园或矿山，迫使华工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雇主为了在契约期满前，尽可能榨取华工的血汗，常常使用各种强制手段奴役和虐待华工。据估计，古巴华工的劳动寿命只有5年。到1880年，古巴的12万多名华工只剩下4万多人。秘鲁华工活到工作期满的，不到三分之一。
拉美契约华工，实际上处于一种变相奴隶的地位，恩格斯称拉美契约华工制为“隐蔽的苦力奴隶制”。
由于非人的待遇和繁重的劳役，中国劳工在秘鲁的矿山和庄园中，至少有一半人没等契约合同期满就死亡了，剩下的人熬过了漫长的苦役，待契约合同期满才恢复自由，离开庄园。他们大多从事秘鲁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如小商贩、摆地摊，有人到沿海的村镇，有人到秘鲁中部的山区，甚至有的隐遁到东部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分散到秘鲁各地。
苦难深重的契约华工，从登上拉美海岸的第一天起，就为了解放，为了摆脱身上奴隶的锁链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870年9月，在利马省巴蒂维卡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华工暴动。当时，几个大庄园的华工们联合起来，为了防止被人识别，每人都画了大花脸。他们秘密约定暴动时间，同时举事。在暴动时华工打着旗子，奏着中国音乐，向庄园主发动进攻。参加这次暴动的华工有1500余人，由于秘鲁政府调集大批军队弹压，起义的华工在瓦腊加被残酷镇压，有二三百人被杀。
“可怜无定河边骨，疑是春闺梦里人。”十几万的中国劳工，怀着改变命运的幻想，背井离乡，却被骗往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在秘鲁的种植园奴隶般的遭遇，他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奋起反抗最终失败，许多人暴尸荒野的悲剧，使人联想起美洲黑奴的遭遇。然而比起许多描写黑奴的文学作品和电影，华工的命运更惨，但似乎被后人遗忘了，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
早在1864年，清政府因古巴华工问题同西班牙签订《中西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华人可以自由地到西班牙所属的殖民地做工。但殖民者并不遵守条约。在海内外谴责凌辱虐待华工和要求改善华工处境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曾同西班牙、秘鲁等国谈判，并曾于1874年派遣专使陈兰彬赴古巴实地调查华工情况，同年又派容闳为出洋委员到秘鲁调查秘鲁华工状况。1875年、1881年、1889年，中国又分别同秘鲁、巴西和墨西哥3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由于中拉人民的共同斗争，以及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在拉美盛行了近30年的“苦力贸易”于1874年前后被制止。
由几十万契约华工及其他华侨组成的劳动大军，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拉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共同进行农、矿业开发和交通建设，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拉美的沃野，对各侨居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拉美的繁荣。正像秘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官员、研究华侨史专家罗德里格斯说：“没有中国人，就没有秘鲁的农业。”
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甘蔗、咖啡、棉花种植园的发展，智利硝石和秘鲁鸟粪的开采等，特别是在1852年至1856年间，2万华工参与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秘鲁利马——奥罗亚铁路、墨西哥国家铁路的修建等，无不凝聚着上万华工的血汗。
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华工、华商和其他华侨也曾为了拉美人民的解放而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流血牺牲，对古巴、秘鲁等国的独立起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铁路、公路、运河等建筑工程完工，华工在完成当地人所不愿干的苦力工作之后，却受到美洲各国的排斥、歧视、限制入境、甚至驱赶等不公正的待遇。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与美国和拉美一些国家成为同盟国之后，华人在当地所受的非人待遇才逐渐得到改变，长达一个世纪的受欺压、受歧视、受凌辱的悲惨历史才得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