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争而胜是为上，在官场如此，商场也如此。商场如战场，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场如此，商场也如此。经商与行兵打仗是相通的，把一些兵法用于商场作为经商谋略能取事半功倍之效。孙子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战场应避免两军直接交锋，在商场上，应避免与对方直接相争。商人重利趋利是千古不易的常理，但是如何获利是千差万别的。在商场上最怕的莫过于与对方展开恶性竞争，最后彼此都元气大伤，被第三者乘虚而入，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
胡雪岩在纵横驰骋之时，总是能不与对方争就不争。胡雪岩听说有一批军火质高价廉，便亲自与洋商谈判，以胡雪岩在军火界的地位和影响，自然是水到渠成，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笔军火生意做成。后得知另一名军火商早已与洋人谈好，只是未付给洋人现钱，被胡雪岩的高价买走罢了。于是，胡雪岩找到那军火商，提出补给那位军火商的差价。那军火商见胡雪岩如此侠义，自然对胡雪岩敬佩有加。
胡雪岩是个商人，商人行止之间自然以利益为出发点，但胡雪岩虽然重利好利，却深谙取利获利的方法，不像一般商人那样如苍蝇闻着鸡蛋臭味就一哄而上那般见利就追逐，一般商人获得的是蝇头小利，而胡雪岩获得的却是富甲全国的大利。一般庸商和名商的手段高下就在此泾渭分明。
在我们这个物质还不太丰富的社会里，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争名夺利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有人为的圈套，有自然的陷阱。它们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把无数的人都卷了进去。
对此，最聪明的做法是，像胡雪岩那样不与人争，迅速远离它。因为，在横渡江河时，只有远离漩涡的人，才会最先登上彼岸。
胡雪岩商道箴言
做生意如同做人，太过刚直，必然会导致失败。做事讲究策略，用迂回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才会稳步前进而不至于事情半途而废。
洞察时事，乘机生财
做事之前胸中必须装有大局
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气候，就没有英雄成长的土壤和其他条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须能够驾驭时局，胡雪岩正是驾驭时局的典范。胡雪岩所处的时代为其成功奠定了一个前提环境。
胡雪岩生于1823年（道光三年），卒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嬗变、纷纭复杂的大变动时代。
首先，内忧外患交相煎追，国库极度虚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纾难。
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异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不因此受到威胁，相反，在与异族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故步自封。近世前期二三百年间，明清专制政权实行闭关和抑商政策，中国错过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龚自珍语）的封建末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18岁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绿营，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2100万元赔款（不包括600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人，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的10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1842~1852年，全国武装起义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不到3年的时问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定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罄悬必使百业受困。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做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着传统的农本商末观念，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自汉朝以来，都有轻商的传统，以后各朝均奉行不变。传统的崇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导致了“商为末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给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荡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借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出现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人中国，这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方面，欧潮东渐与商品经济联合冲击传统社会安贫乐道、黜奢尚俭的固有观念，致使去朴从艳、斗富竞奢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时尚。因而导致了从商获利成为了一种趋向。
另一方面，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泛传人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通过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强弱之本，越来越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条即借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的经验。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商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仅有这一条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胡雪岩能在这个时代中把握变幻莫测的时事大局，这一点是胡雪岩成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驾驭时局，首先体现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上。
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代的走向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特殊驾驭时，我们的意思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在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胡雪岩商道箴言
一个人不能没有宏大性格，不能没有大局观念，更不能将自己陷于不起眼的地方拔不出来，而应看准大局，做出一番大事。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胡雪岩也说：“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
关注时局，抓住机会
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
每个人都被机会包围着，机遇是个人的奋斗精神与社会环境条件的一种契合，是一种对目标的努力追求和时代、环境等外部条件碰撞后的火花。机遇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它们只是在被看见时才存在，而且机会只有在被寻找时才会被看见，关键在于你如何认识机会、利用机会、抓住机会和创造这些机会。工作与生活中，只要你抓住它的真谛，它就能给你提供更上一层楼的台阶。能够抓住机遇不撒手的人，更像是一个抓住战机不放松的将领，只有捕捉到战机，才能让这样的人战功彪炳。总之，机遇不是命运，只有捕捉机遇、把握机遇、善用机遇，才能使你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一次次地取得成功。所以说，机遇面前，百舸争流，加快发展，时不我待。空谈坐等只会贻误时机，求稳怕难只会落后于人。我们要勇于在困难面前增强必胜信心，关注时局，并在时局当中捕捉发展机遇。
要知道，一个人的事业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禀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胡雪岩从钱庄伙计到成为富裕显赫的商界巨擘，除了他能把握时代契机，还与他卓有成效地关注时局分不开。
一次胡雪岩与朋友古应春聊天，谈起一桩早该办却一直没有机会去办的往事，就发了一番很有意味的感叹。他说，有许多事情该办而没有办成，其实并不是不想去办或没有想好如何去办，而只是因为没有让他去办这件事的机会。想到了，但可惜“不是辰光不对，就是地点不对”，终于没法去办。“譬如半夜里醒过来，在枕头上想到了，总不能马上起来办这件事，这是辰光不对；再譬如在船上想到了，也不能马上回去办，这是地点不对。凡是这种时候，这种地方想到了，总觉得日子还长，有朝一日一定可以了了心愿。想是这样想，想过忘记，等于不想，到后来日子一长，想起这件事来，也就无动于衷了。”
胡雪岩的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着实透彻地分析了机会在能否最终办成一件事的过程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雪岩做成的第一桩军火生意，某种意义上看，就是适逢其时所产生的结果。那时上海小刀会乘势开始起事，一方面江浙未失之地正在积极筹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另一方面两江总督以及江苏巡抚也在想办法调动兵力以平息小刀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军火的需求量自然会上升，而驻在上海的外国军火商也正在此时开始向太平军输出军火，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在中国国内做起了军火生意。一边有人卖，一边又有人买，这不是适逢其时，还能是什么呢？当时的洋商大都集中在广州、上海两地。要与洋人谈生意自然在这两个地方最为合适。而此时，胡雪岩也正为蚕丝生意来到上海，这在冥冥之中又给胡雪岩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在人际方面胡雪岩也已经打通关系，在此前，胡雪岩由于想做“洋庄”生意，已经结识了在洋行做事的古应春，与洋人建立了联系，而且，此前在帮王有龄解决漕米调动的公务时，他还结识了漕帮首领尤五等人，与漕帮建立了两相托靠的“铁”关系，借助漕帮的内河航运上的势力，军火自上海运往杭州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在这桩生意上，胡雪岩真正是机缘巧合，古人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他占全了，于是他的第一桩军火生意也就几乎没费多少周折便顺利做成了。
胡雪岩说，他做生意靠的是眼光、手腕、精神力气，这话确实不假。从把握机会来说，靠眼光，就是能够发现机会；靠手腕，就是能够牢牢抓住机会；靠精神力气，就是舍得投入心力，把那一个一个被自己发现的或遇到的机会，经营成一个一个实实在在的财源。中国有句成语，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实在是有些道理。一件事能否办得成，既需要人的精细谋划，也需要有能够成事的条件，还需要某种成事的情势或者说机缘、机会。有些事经过必要的谋划，看起来好像并不难办，但由于缺少办事的机缘，就无法成事。而有些看起来难关重重的事，由于机缘巧合，却很容易就办成了。
试看，胡雪岩为什么能做出如此明智的选择呢？因为他经商之余，时刻不忘关注时局的变化，对各种行业前景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机会和挑战，都有一定了解，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并借以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
正所谓：“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审时度势，是为商者最重要的素质。”机会来了，许多人都能发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住，成功者并没有天生把握机遇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在平时多留心、多观察、多思考时局而已。所以，他们的成功自是必然。
市场是千变万化的，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就必须顺应形势，善于把握变化的趋势，在日常的平淡生活中努力培养自己的非凡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