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于家庭，主张教弟；待遇族戚，则主张敬爱。推孝敬父母之爱于诸弟，推孝敬父母之意于诸族戚。对待族戚的道理，曾国藩的家书中亦曾言及。其言说：“至于宗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概爱之敬之。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
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
有至大之才者，多有至仁至德之心，这才算得完满主人，不然也只能算个偏才和有缺憾的人。单以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来说，假若能够恰当地处理好兄弟、亲友之间的关系，使家庭和睦、美满，也可算一桩不小的成就了。
有学者评价，曾国藩有一条非常可贵的品质，就是知错就改，从善如流。他的这一品质在处理兄弟关系中尤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来兄弟之间，应该是平辈相处，可以无话不谈的。曾国藩不会由于自己是兄长——父母不在时，兄长是可代父行事的，拥有等同于父母的权威，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大官，就可以以势压人，对兄弟为所欲为，颐指气使。
曾国藩就有这样的胸怀和大度。曾国藩明白，既然是兄弟，就会各有各的优点，也会各有各的缺点。每个人对人对事都会有自己的见解，弟不必贤于兄，兄不必敏于弟。对于诸弟对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入情入理，自己就完全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特别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让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一直说至夜至二更。
在此期间，他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其他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而听。
曾国荃所提的意见事实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你能堵住他的嘴，也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不平之气了，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益处。更何况曾国藩认为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另外，曾国藩还十分讲究兄弟之间的互相谦让，互相帮助，同甘苦共患难，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兄弟之间怎样表达自己的关切和爱护之情呢？曾国藩说：“爱之以德”。对弟弟们百依百顺、姑息纵容，并非爱，反而是不孝不仁。
曾国藩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光明磊落之人，总是能将自己的想法和兄弟和盘托出，以求得兄弟的理解、信任与支持。在兄弟五人中，曾国华对哥哥有很多误解，所以曾国藩总是能对他敞开心扉，也不避开这种误解。他之所以屡次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告知各位兄弟，是因为他觉得兄弟之间除了肝胆相照，就没有更好的法子了。
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龃龉是不可能的，不爱之以姑息同样也是很难做到的，或者爱之深切，或者怕产生隔阂，或者怕得罪兄弟，总是不愿开展批评，以为凡事忍让着就可以平安无事了。殊不知这就是分歧的开始。曾国藩决不这么做，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严厉。
对于家里的财产，曾国藩一向都以光明磊落的态度与兄弟公平分配，不会因为财产之事与诸弟之间产生嫌隙。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和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他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这就是在诸弟们眼中的兄长曾国藩。以如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弟弟们，岂能是那些毫无威信可言的兄长们能比的？既然是位真正有德有识有爱心的好兄长，做弟弟的自然很乐意听从他的劝诫了。曾国藩身为曾门长子，自然对诸弟之成长、发展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常以自己未能勤于教导、督促诸弟，使其个个功成名就、德行完满而暗自引咎自责。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这一点在曾氏的生平行状、国事、家事的处置等方面皆有深切的体现，并且他的责任心也与他独特而过人的“硬、挺”功夫相关。想他当年初率湘勇出省作战，屡战屡败，每次困顿绝境，但竟能支撑下来，终获全胜，实堪敬服。曾国藩一生对诸弟的教导、劝诫，也几乎是达到了时刻不忘的境地，足见其耐心和忍性。
浏览曾氏的家书和有关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曾国藩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不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唯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在四个弟弟中，曾国藩与曾国荃(沅弟)最为相知，这不但因为曾国荃在战场上始终和他一起出生入死，也因为他们兄弟俩最能倾心交谈。当初，曾国藩在京为官时，曾国荃曾追随他左右，听授文章学问。曾国荃亦经常向兄长提意见，指正他的得失。曾国藩亦是虚心纳谏之人。他在庚申十一月日记中写道：“近以居位太高，虚名太大，不得闻规谏之言为虑。内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几其免于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败于自是，何人不败于恶闻正言哉？”
曾国荃曾在一封信中谈及自己很多不顺心的事情，然而又没有具体谈到是哪一件事情，以曾国藩的默契敏感，他猜测，弟弟是在担心兄弟之间的不和。曾国藩告诉他，倘若真是如此，则完全不必担心抑郁，他推心置腹地说：弟弟，你对咱家有大功劳，对国家也有大功劳，我哪里会有不感激、不爱护的道理？我对待部属像杨岳斌、彭玉麟、鲍春霆等人都是仁义谦让，难道对自己的弟弟反而会刻薄吗？可能我们之间确有不全，但那也只是意趣不合罢了。弟弟你立志做事，非常近似于春夏发舒之气；我立志做事，颇近似于秋冬收敛之象。弟弟你以为扩散抒发才会生机旺盛，哥哥我认为收敛吝啬才会生机沉厚。我平时最喜欢古人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我认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没有比这更加精当的了。我曾多次用这七个字来教诫霆字营的统领鲍超，不晓得他和你谈到这些没有？我们的祖父星冈公过去待人接物不论贵贱老少，完全是一团和气，唯独对待子孙侄儿则异常严肃。遇到佳令时节，更加凛然不可侵犯。这或许就是一种收敛之气，目的在于使家中欢乐不至于恣肆放纵。这番苦心不知兄弟你能不能领会。
对曾国荃其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志大才大不甚收敛的人，而且在细节上不是太顾忌，最后竟落得个“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名声。曾国藩对他的品性了解甚深，曾一再劝诫他要收敛，要知道人言可畏。古语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指责别人的言论不知从何处兴起，也不知道在何地结束。然而，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然而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由于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常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很明显，曾国藩愿意看到自己的兄弟收敛起来，深刻反省，而不愿意看到弟弟们全然不顾。他希望弟弟们听从他的忠告，手足相联，同走正道。他最担心的就是兄弟们各执己见，在家里斤斤计较，互决雌雄，反而忘记了迫在眉睫的外来灾难。
曾国藩说，我位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每时每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所以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因此我只有在我没事之时，时常用危词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
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和诸弟长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怎样功成身退，保持收敛，保全身家性命就是一桩学问。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严谨作风和做人哲学。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常常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特别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他则予以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快要被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担心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深临履薄的畏惧之情。同时，他不时考虑后路，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从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还特地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时，作寿诗十三首相赠。其一云：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丹诚磨炼堪千劫，不借良金更铸人。
这仍然是教他要兢兢业业，临深履薄，看透“万事浮云过太虚”的现实，放眼未来，经过千磨万炼，将自己再铸铁人。
对待做官这样，前已述及，对待钱财，曾国藩也反复教育子弟要有个“俭”字。他自诩“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认为“祸咎之来，本难逆料，然唯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人为财死，不贪少祸，这两点都是被自古以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因此，曾国藩如《朱子格言》所说“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一样，反对家中积钱，反对买田起屋。他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弟弟要在老家黄金堂买田起屋，他却写信告诉他们说：这是“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为隐虑。”
曾氏对于诸弟家教方面的指导、劝诫，就是希望他们对于家人勤于督促，以坚守耕读孝友的家风为念，而不让曾门变成所谓“官宦”之家，甚至经常劝诫各位弟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常常为科考仕宦而考虑。
四条训则
他给自己的两个儿子纪泽和纪鸿写有四条在今天来说仍有借鉴意义的四条训则：一是慎独心安。即在一个人独处之时，要问心无愧。他认为，心内常怀有宽阔平坦而泰然的心境，是人生中的第一种自强之道、第一剂快乐的良方；二是主敬强身。即尊敬别人、尊重自己是可以强身健体的；三是仁民达人。即不但要使自己地位高尚、丰衣足食，也要推己达人，不仅要“己立己达”，而且也要“立人达人”。四是勤俭神钦。在写毕这四条训则后，他嘱咐二个儿子及诸侄每天晚上都要以此四条作为警醒、每个月底都要以此四条作为总结，以此期待着子侄辈能够安身立命、振兴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