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气发作时,不但心境不平和,而且也不感到恐惧,确实存在这种感觉。不只年轻时是这样,就算我渐渐老了,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努力控制自己,降服自己的心,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很多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关键是要稍稍加以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炽烈。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代圣人所说的窒息欲,就是降龙;所说的惩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的理论不同,但节制血气,是相同的,总是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至于“倔强”这两个字,却不能缺少。功业文章,都须要有这两个字贯穿于其中,不然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就是从这倔强两个字上下功夫。咱们兄弟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若能除去愤怒和欲望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每天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至于强毅之气,不可或缺,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话说:战胜自己就是强。所说的强制、强恕、强为善,都是战胜自己的意思。如不习惯早起,而强迫自己天没有亮即起;不习惯庄重肃敬,而强迫自己静坐斋戒;不习惯劳营,就强迫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勤营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持之以恒,而强制自己持之以恒,这就是毅力。除此之外,力求以气势胜人,这只是刚愎罢了。二者看起来相似,其实是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慎对待。
一日比一日谨慎,以求办事成功。总是忧心如焚,恐怕一事无成。总而言之,千万要忍耐,“久而敬之”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对朋友如此,不管什么事都应该这样。
胸有成竹,方可行事
曾国藩“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论战思想,为自己赢得了充足的时间,为以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曾国藩这种处事从全局考虑,从长远考虑,值得后人借鉴,也值得我们思索。
曾国藩早年深研《易经》,对《易经》中的“潜龙在渊”特别注意。他为人处事谨慎小心,时机没有成熟之时,从不敢轻举妄动。
1853年,曾国藩借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团勇约千人,创建湘军,刚创建时称为湘勇。曾国藩预备扩练团勇万人,他把这个计划告诉江忠源。江忠源不晓事情的利害关系,不加思索马上向皇上上奏,结果曾国藩兵马不整,枪炮没有齐全就被咸丰皇帝督促征战。第一次征调是在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攻薪、黄一带,武汉告急,清政府急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曾国藩先是推脱,结果清廷接连下令催促。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下令曾国藩带船炮兵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成功偷袭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又一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
曾国藩思虑再三,抗旨没有发展。他觉得湘军刚刚创立没有实战经验,且人数不多,水陆两军加在一起不过一万余人,这时与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对抗,简直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因此曾国藩为保护尚在襁褓中的湘军,一直没有发兵支援包括自己老师吴文镕在内的部队。
曾国藩早年悉心研究《易经》,《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要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要轻举妄动,曾国藩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凡事没有一定的把握,切勿轻举妄动,羽翼没有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
曾国藩早知太平军兵多将广,善于打战,特别是水战。曾国藩认为他们绝非乌合之众,如没有一支强有力的部队,轻易不敢与他们抗衡,因此曾国藩决心不惜重金装备军队。与太平军作战,首先是在水上,所以必须要有一支习惯水上作战的部队,曾国藩决心创建水师。
筹建水师需要大批资金,为解决这一问题曾国藩在咸丰三年(1853)秋,奏请提取途经湖南解往江南大营的粤饷银四万两,用作购船造炮的经费。接着又从广西购得造船的上等木材以造船。曾国藩在衡州设立制造总厂,由成名标任监督;又在湘潭设立分厂,由精汝航任监督。召集大批能工巧匠,日夜赶制船只,主要是拖岳、快蟹、长龙三种船型。
曾国藩还不惜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为让水师船能够更好地提高战斗力,曾国藩悉心研究了各炮位的作用,并配置了用途不同的各式战炮。咸丰四年初,曾国藩将湘军水师船炮准备齐整。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剑较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廉饷之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面对曾国藩屡次抗旨,推脱不愿参战,许多人不理解,有人说他铁石心肠,眼睁睁看着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打败,也不伸援手,事做得太绝,还处处以各种理由搪塞。曾国藩为拒绝出征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称“事努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咸丰皇帝阅后非常不高兴,用讽刺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手,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
从这里可以看出皇上并不理解曾国藩的苦心,在皇帝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个无知而又自夸的书生。因此,咸丰皇帝再次催促曾国藩赶紧增援,并下旨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黄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接到圣旨,还是抗旨不行事。他又上奏折,在奏折中诚恳、坦荡地说道:“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黄不前之罪。”并进一步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月匠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债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苦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诚臣以敬慎,不逮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惮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羽,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看了奏折,方知道其中的原因,他被曾国藩一片忠心所感动,此后再没有催促他增援各省并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从此更忠心于清政府,并为主东征西战几十年。
曾国藩坚持不打没有准备之战的原则,前后四次抗旨,也没有顾念师友的私人情谊。1853年湖北第一次危急,他的老师吴文镕写信求援后,皇上又下圣旨令他救援,他还是按兵不动,后来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他才勉强同意。后由于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他立即取消赴鄂之行。
过了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多次发信请求支援均被其拒绝,曾国藩多次写信与老师,在信中反复强调草草发兵的危害,并请求老师一定谅解。吴文镕为人正直,能顾全大局,面对这种情况,没有对学生大加责难,虽然他清楚曾国藩不出兵自己必死无疑,而他仍然相信曾国藩的设想,并支持他切勿草草发兵的原因。
在信中吴文镕说道:“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大使馆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不久,太平军大军攻来,吴文镕不敌,不愿弃城逃命,最后殉城自杀,曾国藩知道此消息后悲痛不已,但为顾全大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过了不久太平军发兵庐州,庐州守将江忠源重病在身,守官又不听调度,没有积极设防,致使延误军机,江忠源身陷险境,危在旦夕,派人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不让水师出征,只派刘长佑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为时已晚,城破之后江忠源支撑病体与太平军搏杀,后被部将扶上马背,江忠源不愿弃城而逃,手击马耳使马倒地,然后纵入江中自杀身亡。
吴文镕、江忠源的死对曾国藩是个沉重打击,二人中吴文熔是自己的老师,时任湖广总督,平日给了曾国藩很多的帮助,江忠源是自己门生中办团练最早、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信任的人。江忠源的死,曾国藩失去一员大将,好比砍去自己的左膀右臂。
曾国藩“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论战思想,为自己赢得了充足的时间,为今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曾国藩这种处事从全局考虑,从长远考虑的方式,“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方法,值得后人借鉴,也值得我们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