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由于这种美德，曾国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不管是得意还是失落，曾国藩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曾国藩始终有自己的官场哲学，他从不和人争名逐利，不居功自傲，不恃才傲物，不狂妄自大。他认为，自古以来，身居高位，掌握重权的人，每天都处在忧患之中，至于成败祸福，则完全取决于客观因素。
【原文】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已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政务治理的办法，以招贤养民为根本。至于辖地风气正不正，则完全归于自己的心是不是正。自己的一举一动，说话或沉默，别人都会加以仿效并形成风气。所以作为父母官的人，一定要重视修身，这是因为仿效他的朋艮多，而且仿效他的速度很快。
以身作则，居官严明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由于这种美德，让曾国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不管是得意还是失落，曾国藩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推崇孔子的学说。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官场上，大部分人处理政务，仅凭好恶感情用事，曾国藩对此非常痛恨。他觉得，只有根据事情的情理来决定才能博得人们信服，有利于社会发展。曾国藩处理“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他的居官原则。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古迹名胜，在明朝出现过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双全的名妓。1851年以后，清政府倾注兵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越来越萧条凄凉。到了1864年，战争结束，秦淮河畔渐渐出现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他们禀报后，没有否定地笑了笑，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就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各位官员，共同乘船游览秦淮河，并命江宁、上无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非常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让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大凡居官为宦的人，仕途坎坷不平，身败名裂的很多，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觉得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特别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由于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非常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由于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如此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不容易，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此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所以才把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只有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例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剿捻之初，觉得陈国瑞率曾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将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羡慕倍至，产生了抢夺枪支的恶念。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赶到，非常气愤，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包围，将陈国瑞的卫兵全部打死，把陈国瑞囚禁起来，直到讨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就有所知，调查清楚了火拼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大为生气，但曾国藩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让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撤去帮办军务，脱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如此，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做官的人，就没有不爱钱的，而曾国藩对钱却没有兴趣。曾国藩的日常生活非常俭朴，饮食以素食为主，极少荤菜，衣服、鞋袜都是夫人、女儿手工的绩麻纺纱做成。女儿出嫁，曾国藩规定压箱银200两。
他的小女儿出嫁时，曾国荃来贺喜，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只有二百两，曾国荃非常叹服，转赠400两纹银。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麻纺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和普通家庭没有什么两样。曾国藩30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10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非常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寥寥数语，不苟不懈、为民服务的精神，跃然纸上。
曾国藩既是一家之长。又是一国重臣。对国家，他从来都是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治理有方。
曾国藩为官始终有自己的政治原则，所以，曾国藩不像历史上某些权臣如和砷之流，虽然权倾一时，但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推诚
【原文】
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我湘淮各军，若纪律严明，节概凛然，华尔亦必阴相许可。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纵不能倾情倒意，为我效死，亦必无先亲后疏之弊。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异国之人乎？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宇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
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平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予大戾，免于大败。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直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机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我觉得用兵之道，最关键的是自立，而不是依靠别人。驾驭将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而不是耍权术。湘淮各军，若真的纪律严明，气节凛然，华尔的心中也必会赞许。依附强大而不依附弱小，这在人与万物都是相同的，中国与外国也是一样的。以自立为根本，以推诚为运用，慢慢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就算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病。如果不以自立和推诚这两条为根本，而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就算是驾驭来自同乡的将官也无法长久，何况再去驾驭外国人呢？
用兵的时间太久了就自然会产生骄惰之心，产生了骄惰之心，就一定会失败的。“勤”字就是用来医治怠惰的，“慎”字就是用来医治骄傲自满的。不过，在这两字的前面，还必须有一个“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下定决心，把这事了解透彻，看得彻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会回避，重点在于自己要立诚意。
人生性就是直爽的，与武官交往，更要重视直爽。文官的心，弯曲处太多，大多不坦白，所以，往往与武官不能水乳交融。必须完全去掉不直爽的私心，事事推心置腹，让武官粗人坦然无疑，这就是待人接物的诚实。以诚为根本，以勤、慎二字为运用，大约就可以避免犯大的过错与大的失败。
军营中应当多用朴实无华、没有什么心计的人，如此，风气就容易纯正。如今，国家有了大难，却无一兵一卒可真正供调遣使用，这实在是由于官气太重，心计太多，淳朴荡然无存，真心实意缺失。湘军组建起来之后，只要是官气重、心计多的人，一律不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难免沾染上不良习气，一定要严加防范。
将领轻浮圆滑，一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神情慌张，动摇军心；而他们圆滑的言辞，又足以混淆是非。因此，楚军历来不喜欢任用能言善辩的将领。
今天说的话，不可由于有小的利害冲突而明天就变卦。
军事是很实在的事情，二十三史中，除了班固、司马迁所著史书以外，其余的著作都是文人凭主观想象的，他们不明白兵器是什么东西，也不明白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只会以浮华的词藻、不实的语言随意编造，根本不值得相信。
只要是正话和实话，多说上几句，时间长了，人们自然都能理解你的心意，即使直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千万不可将攻击别人当做直话，特别不可以在背后攻击别人的短处。驾驭将领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推诚，而不是玩弄权术。
兵将相亲，万人同心
曾国藩觉得，对付集中而强大的太平军，定要有一支强悍敢战的军队。有了它，太平军返回湖南，可以据城抵抗，守卫桑梓；太平军不来湖南，则可以出省作战，主动进攻。而这支军队的来源，就是自己募勇训练。
曾国藩打造的湘军中，第一个精神就是万人同心。这是鉴于国家正规军的腐败至极而“改弦更张”的。
本来，清朝的武装力量即国家的“经制额兵”，主要由八旗兵与绿营兵两种构成。在编制与待遇等方面，二者有许多区别。八旗兵在许多方面优越于绿营兵。但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衰落已是不争之实。所以，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最后主要是通过绿营兵平定的。三藩平定后，八旗对绿营的依赖越来越严重。至乾隆时，连皇帝也说：“打起仗来，八旗不过随众行走，还不如绿营奋勇，深为可恨”。这表明，八旗的主力地位已逐渐被绿营取代。
但因为绿营兵平时担负繁重的地方杂役，战时又为八旗打先锋、当后勤，而各种待遇又远不如八旗，处处受压制，加之装备落后，兵将不亲，所以自嘉庆初期五省白莲教起义以来，绿营也开始走向衰落。
除正规军外，清朝还有乡兵。这种兵始自雍、乾，但当时“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即，它只是权宜之计，是对正规军的一种补充与应急。但因为乡兵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立有战功，更主要的是因为八旗、绿营的衰落，乡勇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
本来，清朝的军事体制吸取了历朝历代的教训，主旨在于避免武官造反。为此，国家每有战事发生，临时派遣亲王、郡王为大将军，这就是统帅；兵则一般东省五百、西省八百，临时凑成几军。有大战事，则派京师劲锐八旗，也是从各旗抽调。如此，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兵、将之间更难有“私属”关系发生。这种立意防范的体制到了嘉庆年间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所以，当白莲教五省起事后，清廷在利用国家传统的正规军打仗的同时，也让地方官员举办团练，以自保乡里。这后一种不起大作用的新办法到了咸丰初年却派上了大用处，唱起了主角。原因除了军政腐败外，更重要的是清朝的财政非常枯竭，正规军一年的兵饷两个月都开不出。而且，国库空虚，再拿不出打仗的钱来驱使绿营兵。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突破了“变通”的政策界限，让地方大员自筹兵饷，自办团练，即朝廷给了个最大的战时政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这一体制的转变造就了曾国藩一生事业的转机。否则，天下不管怎样大乱，也轮不到他这个汉人进士去指挥千军万马。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并使之为我所用的人。他用咸丰帝的“练”字招牌，开始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