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才
【原文】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今天应当讲究的特别是在用人。人才有潜移默化的方法，有培养之途，也有考察的方法。
人才是锻炼出来的，眼光不可过高，动辄就说没有可用的人才。
合众之私，成己之公
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好士，天下人都知道。逸者可无论，仁左右人士屈指可数者，是士负阁下邪？迅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觉得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如此，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刚从军时，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
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只有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觉得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开始，曾国藩还觉得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慢慢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因为这事，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
赵烈文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人志日嚣，凡其器能略过俦辈，咸思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因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夫与人共患难之际，而务缜密于登进，殆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军旅之间，一技不没，有道以御之，孰不思尽其力。况贤否之分，不可仓促，士有造次倾动，亦有暗然日章，观人之难，及久而后可尽也，故曰“贤主求才终日，及其得人，不出闾巷”，信笃论也。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遑，惟有求贤自助而已。而士恒偃蹇不乐者，徒以既出则当分人之忧，非荣宠安乐己也。自后世志节凌夷，以干谒为进身之阶，一登仕途，有利无患。于是，游谈之士争扼腕而言利害，虽衡石程书犹不可计，是使周公在今亦将爽然而废吐握，何论余者。阁下奋其勇智，矫世违俗，恳诚拳拳，千里之外，将共兴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干之土，以佐不及，宽以纳才，严以责效，是实安危之大端，治乱之所存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合情合理，特别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1851)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荐才
【原文】
李忠武公续宾，统兵巨万，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无不争思倚重。其临阵安闲肃穆，厚重强固。凡遇事之难为，而他人所畏怯者，无不毅色引为己任。其驻营处所，百姓欢悦，耕种不辍，万幕无哗，一尘不惊。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诸军，实其明足以察情伪，一本至诚，勇冠三军，屡救弁兵于危难。处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忠武公李续宾统兵上万，号令严肃，所经之地秋毫不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的人民，想依靠他。李续宾临阵时安详严肃，镇定自若，碰到别人都不愿意去做的不容易做的事，他都会毅然引为己任。他的军队扎营之处，百姓欢乐，不妨碍耕种，军营不喧哗，不惊扰地方。这不是因为他靠法令来约束部下，而是靠他的明察秋毫。他做什么事全靠自己的至诚之心，其勇武冠盖三军，常常是从危难中解救士兵。他待人接物时，也平和正直，不骄不矜。
为国求才，不避嫌疑
曾国藩的保单，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各不相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素，在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根台、文素、善后诸务的幕僚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没有人才，他觉得中国若不想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正由于如此，他才对人才倾注了较多的心血。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就算给他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曾国藩都不惮任用和举荐。大至总督，小至营哨，曾国藩举荐和扶植的人才非常之多。可以说，发现人才是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人才的价值。
曾国藩把举荐英才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必备的两个条件之一来看待。他三番五次地说：“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说：“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曾国藩之所以善于选将，都是因为其知人晓事。蔡锷所辑之《曾胡治兵语录》于曾国藩知人晓事说，甚表赞同。其言曰：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情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知心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主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主宽恕也。
按照以往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的酌量黜陟”，所以清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几乎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汇保甚滥，但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由于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由于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因此，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荐举人才，为国所用，这是政治家从政治国、用人选人所必须的。在封建社会中，荐举人才曾是任人为官的一种制度。如汉代采用“察举”制选才，就是各地方官员以一套选人准则选拔人才，进而推荐给朝廷任官；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才任官的准则，此种任官方法也是由专门的官员去查访各地贤良，然后依标准划分为上中下三六九等，依次授与相应官职；只是到了隋唐，科举制度特别兴起，这种荐举人才的方法就慢慢走出了历史舞台。到了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已然僵化，没有一丝生机，八股取士，往往只能取到一些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根本不能用以经世致用。
楷书竹亭老人长联晚清以来，内忧外患没有间断过，选才自然也有变通，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
举荐人才，只注重人才的才识而不管这人与自己有无仇隙，曾国藩在举荐左宗堂时就是这样。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称自己为“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霹，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交恶，还是多次举荐。
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所以，朝廷命左氏以兵部郎中用。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令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遇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马上照准。
果然，左宗棠在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疏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朝廷推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儿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曾国藩留下了许多荐举贤才的书信，如他在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致胡林翼》中所写：总揽大纳主人，拟请伯符、莲妨、筱泉三人。筱泉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极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往年余拟专摺保之。曾为罗忠节两次言之，忠节也非常赞成。厥后因循不果行。国藩之保举稍吝：不过局度较隘。至于次青、筱泉之不得优保，毕金科之不成功名，则国藩实有蔽贤之咨。中夜以思，如何可赎？今毕金科则长已矣！次青、筱泉二人，万乞阁下大力设法优保，或留鄂补用。以私言之，则国藩内有补于歉衷，外有益于报销：以公言之，则二子存心爱民，必不裨于吏法，必有赞于高深。务也留意承允。
咸丰三年九月初三日《与骆秉章》中所写：昨天接到您发往江抚的奏折原件，易良千、罗主东、罗镇南都是从九品的官衔，谢邦翰保举做训导之职。我前次信函所拟定的，不该特别上奏，依照江抚原有的奏折上报。对刘长佑这个人，江西已经为他保奏了同知花翎的头衔。衡山的文书中可以不再保奏。
因为封建科举制的弊端，朝廷不能广招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所以慧眼识人，不拘一格荐举人才，为国为民谋福利，这是曾国藩作为朝廷大员的职责，也是一种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