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一心想取得一个人打下南京的大名，但是打了许久，却是孤城难下，外面由此有了大多对曾国荃很不利的说法，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曾国荃十分焦躁，以致生了肝病。曾国藩多次写信相劝。劝他“不要代天主张”，认为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说：古来大战争、大事业能够成功的原因，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要占十分之七。通常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这一次行动，比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但这是不可靠的。他告诫老九，即使攻克了南京，也要铭记不可居功的道理，认为“富贵功名，都是人世间的浮荣”，只有“胸襟开阔”，才是“真正的财富”。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最终攻下天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下去。这是曾国藩与湘军苦战多年的结果。然而，曾国藩却在上书中将攻克南京之功完全归于朝廷，表现得非常理智。
与曾国藩不一样，曾国荃是个追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人。攻陷南京之后，曾国荃以为全是他一人的功劳，认为朝廷应该给他更多的赏赐才对，所以常常发牢骚。曾国藩对此十分担心，他告诫曾国荃说：“有高的官位，有大的权力而又享有大的名声，自古有几个人能保全自己的末路呢？”他还对曾国荃说：“你虽然有本事，但你必须让一半功劳给老天爷才行。”为了开导郁郁不平的老九，他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慎独
【原文】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各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平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之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困难的。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但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可能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假如真能做到喜欢善事如同喜好美色，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慊，《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都可以切实地做到。也就是达到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天下都取得；孟子所说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人若没有一件心中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则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我曾经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时常常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些错误之念聚积多了就会泛滥，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发生。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就可能产生一个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则会谨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的微妙差引，是可以加以评论了。
《大学》自“格物致知”以后，他之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的资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问题，也可以加深他的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能分析公私间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可以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该去做，不善良之事不应去做，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为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唯恐别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时犹豫不决；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侥幸别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绝得十分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长年不断地犯下去。居室简陋而仿佛面对天日，心里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经典中的准则，而后世贤人所实在探究的。自从世俗之儒认为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知，而专心于对善恶的认知，于是使慎独的宗旨隐而不显。自从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检察，这会导致对眼前事理的认识不清，进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
总体来说，“明”应该在“诚”之先，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那么这个“慎”也就不会做得合适；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当没有事物时，“独”也会无法把握。这是修德的路径，不能不加以辨析。
清淡之心，人品德高
平淡是曾国藩崇尚的人生涵养，也是人生培养和学问。他认为：涵养深有容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事情才可能成功。这是因为，容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小事违背自己的意愿就勃然大怒；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这些全是没有涵养的表现，也只是小有福分的人啊。古人说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业。确实，“有容德乃大，大忍事乃济”。看透人生各种难堪的局面，才能知“清淡之心”如何有用。曾国藩淡薄名利，就在于能淡化物欲，以心养身。此乃其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学问。
他还说：弟读邵子诗，领悟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致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然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这是曾国藩从传统文化中领悟了恬淡冲融的情趣，这明显是胸怀有长进的地方。曾国藩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因为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把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十分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少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追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简单、太孤立了，进而缺乏实际，难以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
为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论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全部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
众所周知，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以为，精神的修养，都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仇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遗著中，特别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他主张，精神修养一定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从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相互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是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土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在日记中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躁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重申的是，假如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得后，就是不容易了。他说：
“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人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更合况其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所谓平淡，事实上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述。我们了解，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极其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经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乎，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
因为他意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的说，则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担忧说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就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干扰，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所谓改过，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假如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因此，他在一生中坚持写日记，对每天的所作所为，认真检讨，如实地记录下来。纵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艾自责的语句。
在道光22年(1842)冬天，他就连续十几天，写下了诸如“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日总是话过多，何以不改？”等语。对于友人的劝言，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邵蕙西曾当面批评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文多执己见”、“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并决心“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此外，他所做的铭联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都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官新的精神。
经过数年仕宦生涯的曲曲折折，晚年的曾国藩总结出十二条治心经，认为终生守之而不改，这就是：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兢兢业业，死而后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这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梁启超总结曾国藩能成功的原因是“自制之力甚强”。自我控制能力弱，轻则伤体，重则罹祸。为此，曾国藩强调保身与“窒欲”并重，特别对明哲保身的一套有独特运用。
对于封建社会官场倾轧、仕途险恶、风波迭起、人生失意的现实，明代的王艮提出了“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他把“明哲保身”看作良知良能，“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身全性，因为只有“吾身保”，才能“保一家”、“保一国”、“保天下”，假如“吾身不能保”，又怎么“保天下国家”、“保君父”呢？王良反对危身害生去追逐名利仕禄，“仕以为禄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禄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道也何有？”假如为追逐名利仕禄而危害人的身心性命，那实在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在这里，我们好像又看到庄子“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遗世独立的身影。那么，怎样才能明哲保身呢？王艮认为，要保全自己的身心性命，首先必须爱人、敬人，“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身者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