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人都可以将心比心、以己度人、爱人敬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那么，整个社会能就会形成一种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和谐协调、其乐融融的人际氛围，各种是非纷争会消弭殆尽，个体的身心性命自然得到保全。明哲保身，除了爱人、敬人以外，还要安贫乐道、听天由命。泰州学派把人们能否做到安分守己视作人生第一大关，因为人生活在世界上，要抵御五彩缤纷的物质欲望的诱惑的确很难。人们只有做到安分守己，面对各种物质欲望不为所动，才可以保持一种宁静淡泊的心境，化解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失意、烦恼、忧愁、痛苦，才有闲情逸致听雨打芭蕉、看斜阳晚照，体味人生的幸福和欢乐。
韩贞更是主张：“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休处且休休”，“能进不如能退好，一瓢陋巷更何求”。他认为人们应当像颜回那样，虽然“一箪食”、“一瓢饮”、“处陋巷”，仍“不改其乐”、“自得其乐”。在韩贞看来，功名富贵、金钱利欲就是过眼浮云，它是束缚人的身心自由的无形桎梏，假如人们被物质利欲束缚住手脚，不仅人生的自然适意无从谈起，而且将像贪食的鱼鸟一样自取灭亡，“鱼不忍饥钩上死，鸟因贪食网中亡”。为此，安分守己、安贫乐道、与世无争，是保全性命、获取人生幸福的必要前提。
曾国藩的治心经，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入了佛道的内容。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身体孱弱，又怕平生志向不得伸展，所以经常忧思过度，一天竟吐血数口，日记中于是痛加自责，说这是“大不孝”，表示以后“唯有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但说到容易做却很难。数日后，“‘忿’、‘欲’二念皆大动，竟不能止”，他担心自己“成内伤之病”。连续数日，他翻阅理学家的传记以及佛教典籍，希图从中找到解脱精神痛苦的美药良方。他在读《孟子·养心篇》后说：“损忿之心蓄于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之后几天，他又阅读了佛教经典《杂阿含经》等书，对佛家的“心为法本”“降龙伏虎”有进一步的体会。
主敬
【原文】
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孟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主敬则身体强健。“敬”这个字，是孔子、孟子用来教育人的，春秋时的士大夫，也时常说到它。到二程与朱子的千言万语，都离不开“敬”这个主旨。内心要静定纯一，没有杂念，外表则整齐严肃，这也是敬的功夫。出门如同是去会见重要的客人，役使老百姓如同参加隆重的祭祀活动，这就是敬的气象。修养身心以安天下百姓，诚笃恭敬则天下太平，这就是敬的效应。程子说，如果上上下下都恭敬，那么，天地自安本位，万物自己化育，风调雨顺，各种祥瑞都可能出现，人的聪明睿智，也都因此而产生。用此敬事上天，使天子感到满意，所以说敬则一切美事都会具备。我认为“敬”对人们最切近的功效，尤其是在能使人身体健康。人若庄敬，身体就越来越强，人若贪图安逸，身体则越来越差，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算已是年迈多病，但一遇到庙会祭祀等重大活动，或者是在战场碰到危难时刻，也会觉得精神为之一振，仅这点就可以证明“敬”能够使人身体强壮。假如人在无论人少或人多，无论事情大小的情况下，都能一一恭敬地做，不敢松懈怠慢，那么，身体必然强健，又有什么值得质疑呢？
诚笃恭敬，知己之失
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因为这样。磊落过人，能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很多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一个人能受到世人的敬仰，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修养。曾国藩把自身的修为同“修身，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处理得有条有理，这正是他为人处世的过人之处。
曾国藩幼时饱读诗书，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之后又经过严格地科举选拔，终成一代封建知识分子的典范。也因为这样，曾国藩注重儒学，儒学中言“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了人生追求的理想。曾国藩还将其视为自身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
在曾国藩看来，宋明之后，封建正统士大夫经常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分置于两个对立面，将它们相互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最终，非但治国、平天下缺少精神依靠和宏伟目标，也导致其无法完成救世大业；即便是满腹经纶，也不能为天下人办实事。这样就把“传教”与“做事”对立了起来。追根究底，曾国藩以为其主要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过于简单化，将它完全孤立起来，进而使其无法运用于实践中，更不可能将“修身”与“治国”、“平天下”很好地结合。
因为这样曾国藩主张，自身的修为一定要与当前的环境密切地结合起来。无论做什么，读书也好，做学问也好，为人处世，带领军队，为官从政，全是自身修为的重大体现。要使它们有机结合，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将自身的修养放入广大的精神世界里，不停提高锻炼自己。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会有怎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精神方面的修养，主要是要能掌握他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唐镜海先生曾说，为人修身养性，“静”字功夫最为重要。
曾国藩对唐镜海先生很是信任，曾告知唐镜海，说他自己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狠来什么也不管，探究根源，就在于自己喜动不喜静。镜海先生说过，只要是人就都有切身的毛病，有的是脾性中刚的恶习，有的是脾性中柔的恶习，它们各有不同，一旦沉迷其中就会经常性发作，而这些没有人能帮你，只有靠自己用心体验它，并终身不断警醒自己。曾国藩人生经历许多风雨，终于领悟“静”之韵味说：“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领悟到“静”后的最高精神世界。在曾国藩的遗著中，特别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特别多。他主张，修身养性应该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何谓静坐？静坐是儒家、道家、佛家共有的入门途径。从东汉始，儒家主张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与庄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较为消极的出世人生观一直相辅相成。
而佛家曰：“明心见！”首先需要人们有静的境界。这三家共同强调一个“静”字，这也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最为基本的修身方法。曾国藩一生博学多才，纳百家之长，他全面具体研究儒道佛三家之说，将“静”字功夫看得尤其重要。
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静’字功夫紧要，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也是因其‘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也是在‘静’方面有一番功夫，所以他能面对世间种种诱惑而不动心。一个人若心不静，省身不密，见理也不明，做什么都是浮的。”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再三说明，人的精神若无法安静，那么他的心也都是散的、乱的，对事情无法看清，做事也不会用尽全力，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不知怎么保养。
“主静”，一语首先由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中提出，在他看来，有天地以前整个宇宙空间本是“静”的，所以世人的本性生来也是“静”的，后来在后天的环境中沾染“欲”，为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到达早已失却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来说，“静”显得如此重要，曾国藩又是怎样看待周敦颐的“主静”学说的呢？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自语：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正所谓心无私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本正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
我们这些人求静，必不同于佛禅的入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假如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定，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就算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并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
有些人因此所困扰，不想纷纭来于人也，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阳先于阴，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最终是浮光掠影之谈。此时，一生爱好和研究理学的曾国藩对这方面已有很深的体会了。
平淡，事实上就是指庄子的“淡然无极”“清心寡欲”，也就是“淡然”“超脱”。一个健康的人，假如不能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世间之事，把什么东西都看得非常重，想方设法要去得到它，那么他内心的精神世界就会被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所颠覆，精神时刻受到牵累，就会因很多很小的事情心生不快，反复思虑，这样一来这种心态就会影响到其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世的成败。
所以，曾国藩极力点出“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指出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只是因为心有贪欲，贪慕金钱，贪慕功名。实际上就是内心经常被私欲所困扰，心灵难以超脱，也就难以得到快乐。他劝诫人们，心胸要宽大，做人要从“平、淡”做起，他说：“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日胸怀日阔。”并用此告诫自己的子侄不可以为功名而学，读书是为了开阔眼界，增进自己的修为，并不是为了赚取财富与功名。
曾国藩主张的“平淡”意在劝告人们所有时候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让自己的心灵被毫无节制的私欲所控制，必须要保持内心的宁静，免受俗物所困，让自己安然生活，然后才能达到坦坦荡荡，无私无欲的境界。
改过，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是指当一个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接着用心去寻求内心无法平静的原因，而后针对这个原因对自己进行严厉、苛细的质问，再带着这个问题去反思，去改过。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一生中写日记从不间断，并以此自律。
曾国藩洋洋百万字的日记中有很多是记录他自我鞭笞的内容。例如，某日在朋友家看到别人吹捧卖唱女，有些心动；梦见别人得到好处，便觉非常羡慕，诸如此类。他痛斥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前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短暂一个冬天，他持续一个多星期，写了很多自己应该改过的地方，对自己进行毫无保留地质问、斥责。而对于朋友直言忠告曾国藩则要求自己努力接受，争取改过。邵惠西曾当众质疑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的诗文虽多却常常坚持自己的见解”，“人前变换面孔”等等，他不但不怒，反连赞“直哉，吾友！”并痛下决心，改过自新。
曾国藩所作文章，大多都表明了他勇于改过，发奋自新的精神。
求仁
【原文】
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自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假如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在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之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辙。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众人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饥寒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大略知道了其中的大义，就有启蒙还不知大义的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极大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孔门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迫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若要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本来就十分富裕，并不需要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似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许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回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反之，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让天下的人都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