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操守，立身之本
曾国藩很重视人的德行操守，并把它摆在首要位置。在他看来，当今天下大乱、人欲横流之时，要有操守。但是对于有才而无操守的人也应该正确对待、更不能随便得罪，他告诉自己兄弟，对于“有才而无德者，亦当不没其长”，可稍远其人，但不能得罪。
曾国藩在官场驰骋几十年，平生不遗余力地施用过“权谋之道”。不过，曾国藩施用“权谋”很有特色。
对待下属，要讲究“诚”。他说过：吾辈所应畏惧者有三，第一则以方寸为师其次则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抚、戈什、幕府文案及部下营哨官之属，又其次乃畏清议。他又说：吾辈若专尚强劲，不少敛抑，“则委员引、从等不闹大祸不止”。因为下属和左右近习之人对自己的态度恭敬，所以曾国藩立下“待下以诚”来劝勉自己、鞭策他人、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微妙关系，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并且还勉励兄弟子侄及同僚待人也要这样。曾国藩时刻都有忧患意识，他深恐出乱子，常规劝其弟应“待下以诚”，特别是对待地方乡绅更应“爱之以其道”，然后又指出自家兄弟在绅士问题上背道而驰的危险性：“初出办事，而遂扬绅士之短”，“是大失用绅士之道也”。
曾国藩懂得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不是一人一力、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人才是靠掌握权柄居上位之人培养和扶植的。他对其子说“余所见将才者极少，但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
“家和福自生”。在曾国藩看来，只有家和，他本人在外从军从政才能无后顾之忧；只有家和，才能在人前、在下属面前说得起话来；只有“家和，才能福自生”。但是，他的一家前期几代同堂，人口众、矛盾多，要“家和”还真不容易；弟兄们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者有之；兄“教弟千万言，而弟不听”者有之；弟写信责备其兄“待人不怨”，使其兄“读之不觉汗下”者有之。
越是不容易，就越要做工作。曾国藩不只一次地向胞弟、侄子阐明了“家和”的重要性。他在家信中说：“夫家和则福自生。假如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而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从自己做起。曾国藩不断地征求弟辈们的意见“余蒙祖父余泽，频叨非分之荣，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惧修省，实无德足以当之。”他希望以至诚赤子之心以感动弟辈。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做出自己的实际行动。曾国藩鉴于古往今来的官宦人家，常常“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进而引起家族怨恨，兄弟内讧，闹得不可开交，他曾经立誓以向弟辈们表白：决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防止别人妒忌挑拨，曾国藩一再提醒大家，要防止别人妒忌我们兄弟，试图在我们兄弟之间打个缺口。他说：“人之忌我者，唯愿弟做错事。唯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唯愿兄做错事，唯愿兄之不友。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善于应酬。第一，以接待客人而言，他的经验是“杜门谢客”。在一封家书中，曾国藩说，家乡的书吏往往欺人肥己，党邪疾正，是惹不得的，并且是惹不起的。“没有公正之乡绅，取彼所鱼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锄抑之”，他们一定会大发雷霆，“并且造作谣言，加我以不美之名，进诲于宫，代我构不解之怨，而官亦荫庇彼辈”，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为此，不如“一切谢绝”、“杜门谢客”，少惹麻烦。
第二，以管公事而论，他的经验是“不宜与闻”。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因为儿子的官运亨通，权势增大，也慢慢习惯在人前指划，经常往来省城、县城，干涉一些政事。曾国藩对此深为担心，他在给叔父母的信中写道凡乡绅干预公事，地方官没有不怀恨的，因此“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现在的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
第三，以与本县父母官的关亲而论，曾国藩的经验是“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曾国藩嘱咐兄弟：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必力诋其非”，其关系“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县官有公事须绅士相助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
第四，以盛衰得失而论，他的经验是“于极盛时作衰时设想”。曾国藩针对局势，意味深长地对兄弟们说过：此时家门极盛，处处皆行得通。一旦失势，炎凉之态处处使人难堪。故不如预为之地，不见不闻之为愈也”。接着说，吾兄弟“当干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百事衰时拂逆地步”。还说：“今天吾家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为此，“当盛时预作衰时设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第五，以受人人情而言，曾国藩的经验是“不可轻取人财”，曾国藩回顾原来在京，多次扰人，“心殊不安”。原因是：“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假如他找到府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财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
第六，以远亲近邻而论，他的经验是“不可轻慢近邻”。凭着多年的经验阅历，曾国藩既看重远亲，又十分视近邻。他说：“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
第七，以办盗贼而论，他的经验是“不要使人恨我之太恶”。曾国藩在写给其弟的信中说：“我们参与办贼，必须使我们的亲房人家知我家此举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使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办贼既毕“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种之意”。这里面的奥妙和诀窍，“诸弟人人当留心也”。
第八，以做人而论，他的经验是“学为和平，学为糊涂”。曾国藩刚刚跻身仕途，“自愧自恨”之处就许多。于是他感激万千地向兄弟们传授经验说：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诸弟年轻气盛，必将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怄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
内省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修已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盖君子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廉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谆信，守己无求，无妄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喻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迭于时趋；而逡循之修，变难跻于先进。独是娟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梧祷，不知性命，必致戕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粟粟惟惧，期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如命之功也夫！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焦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为宗，庶几其近道平！
心术之罪，上与天通。补救无术，日暮途穷，省躬痛改，顺命勇从。成汤之祷，申生之恭。资质之陋，众为指视，翘然自异，胡不知耻！记纂遗忘，歌泣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已。
古来圣哲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惟是尽心养性，保全天之所以赋于我者……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无穿窬之心，而义足。此则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著力之处，当自占七分者，黾勉求之，而于仅占三分之文学事功，则姑置为缓图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仔细思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十分显著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制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这样，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镇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根本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要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也钦服。假如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到来。
古来圣哲胸怀非常宽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已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面，孔颜曾盂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
自身修养以及管理他人的道理，有四句话便可以终身受益无穷：“勤于国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笃无欺。”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是否深刻。
古往今来的圣哲们的胸怀非常宽广，而达到齐天之大德的，大致有四种境界：通过恭敬修己而生出聪明睿智，这是二程的观点；精诚感动神灵而可以生而知之，这是子思的观点；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无忧色，这是孔子、颜回、孟子、曾子的宗旨；欣赏自然万物、吟诗作赋而心意安适、精神愉悦，这是陶渊明、李白、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
一般而言，君子之立身处世，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确做到了反省自己的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苍天日月，俯视大地万物，就胸怀宽广不惭不羞。就因为这样，公冶长对于他的老师没有愧对的地方，孟博没有辱没其母的教导，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你淳朴诚实，恪守自己的本份而无求于人，可是那些意外的灾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你的身上，夜晚独处，对影沉思，有什么可悔恨嫌憎的。这种时候，正应当加强提高修养，不能因此而增添疑虑，稍稍降低自己以往的信念。我在这里滥竽充数，无所作为，最终不会有好结果。自己的那些坏毛病，本来就跟不上眼下的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很难进入高明的境界。只有一件，那就恪守自己的原则，以期不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希望，所知的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
主张矫揉造作观点的人，就好比把杞柳树当成枝条编成的杯盘一般，不通晓性命之理，一定会残害仁义，这是逆着而不是顺着行理。高谈虚玄之论没有主见的人，好像浮萍漂于江湖之上，空论性命之学问，不再讲求事物的形状与颜色，这种理论，事实上是模糊不清的，也难说得通顺。只有体察精微，并不隐藏自己的心意，不扰乱自己的欲望，清醒与机灵常常存于心中，这样才能随时看到顺利行事。坚守持一贯之道，常常提醒自己专一不二，遵循前进不已的原则，战战兢兢，始终有恐惧之念，这样就会终身顺利的。这是圣人尽自己性情，而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一般人恢复自己本来性情立身处世的方法。
王夫之所注解的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宗旨稍有理解。靠一个自己就能知道的，这是性；而听顺自己无法知道的天意，就是命。《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话，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话，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致力于耕田种庄稼，勤劳的人将有所收获，懒惰的人，就会歉收，这就是性；在大旱之世种庄稼，不论怎样勤劳，终归庄稼焦枯，这就是命。热爱别人，治理别人，礼让他人，这就是性；热爱别人而别人对自己不亲近，治理别人而别人不听从，礼让别人而别人不应答，这就是命。圣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只尽性而且知命。尽性还属于下层的学问之事，然而达到知命就是超越之事。在尽性之时，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有或无，圣人对于这种情况淡然处之。好似知道，又似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不用力，这里面的分寸十分把握。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追求之，而对于听天由命之事，则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就似乎可以接近大道了吧！
心理上所犯的罪过，可以与天相通。没有办法加以补救，就好比日暮途穷一样，反身内省，决定痛心改过，依据命运安排。像成汤那样去祈祷，像申生一样恭敬。自己的禀赋并不很高，旁边的人都已经看得十分清楚，自己却仍自以为了不起，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把遗忘的事情记录下来，为文史中的事迹又歌又泣。既忧愤又欢乐，至死方休。
从古至今的圣哲之人，他们之所以在天地宇宙间不会磨灭，是因为他们的文章和立下的功业。文章之事七分靠天赋，后天努力只占三分；功业则七分靠运气，人力只占三分。只要修养心性，保存好天所赋予的内容。把不去害人的心养足了，就可以达到了仁；把投机取巧的心去除了，就达到了义。在这个问题上人的后天努力可以占到七分。人的一辈子应该在人力可以占七分的事情上下功夫，而对于人力只占三分的文章功业，就可以慢慢加以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