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只有勤，才能强健筋骨、磨炼意志，进则可以为国家尽忠尽力，退亦可以保持自己身体之安康。勤奋做事，心力劳苦。他认为，一个有襟怀、有力量、有品格的人，应当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成就大事业的人，全是身心极为疲惫之人，但能够应付自如，必有让心“存活、休养之处”，他说：“心中不苦，才能活泼地养得一段生机”。
养生处世
【原文】
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节啬，非独食色之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俭约，不使太过。余《八本》篇中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祗，皆妄想也。吾于药医祷祀等事，皆记星冈公之遗训，而稍加推阐，教尔后辈。尔可常常与家中内外言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对于所有事情都采取“尽其在我，听其在天”的态度，在养生之道上也是这样，体格强健的好比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而更为富裕；体格弱的人就好似是穷人，因为节俭而得以自我保全。节俭吝啬，不只是在食色之性上，就是在读书用脑等事情上，也应该加以约束，不要让它过了头。我在《八本》之中，说明了养生要以少恼怒为根本。又曾经教你心中不应该太苦，而应该养出一段活泼的生机，这就是去除恼怒的方法。戒除了恼怒，又懂得节俭吝啬，那么养生之道就全部掌握了。除此以外，至于寿命的长短，有无疾病，就一概听命于天，而不去多废心思，去加以计较。那些多服药，求祷神祗的做法，都是没有用的。我对于医药祈祷之类的事情，全是记取星冈公的遗训，稍加推广，用来教育你们这些晚辈。你可以经常跟家里人说。
养生之观
曾国藩认为只有勤，才能强健筋骨、磨炼意志，进则可以为其主子尽忠尽力，退亦可以保持自己身体之安康。勤奋做事，心力劳苦，是他一生努力实戢的锻炼观的中心内容。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曾国藩大病一场，据其年谱载，他“病热危剧，几不救。”病愈后，他在给友人的诗中有“艰苦新尝识保身”之句。之后，逐渐形成了他的体育养生观：
首先是身心交养，“动”、“静”兼用的保健观。他说：“养生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省思虑、除烦恼，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君逸即养心，也就是要清心寡欲，胸怀宽广，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追求心理的健康。曾国藩因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特别崇尚道家的养生思想，注重“静”、“节欲”，通过精神修炼达到养生的目的，以他的话来说，就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臣劳”，就是身体四肢要常常锻炼，常常运动，处于一定的劳累状态，才能筋骨常健。由此可见，曾氏的养生之道，既重视心理的健康，也注意身体的锻炼与体质的增强。
其次，重视自然调养，增强自身抵抗力，反对用药妄施攻治的诊疗观。曾国藩自小受祖父“不信医”训诫的影响，反对身体不适便动辄用丹药治疗。他说：“窃谓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太差，人们对庸医误人戒惧很深的一种心理反映。他在寄给儿子的信中说“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净调养，不可妄施攻治。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恰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子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曾国藩晚年，政治思想崇尚无为，他的养生观也崇尚无为，重视自然调养。
第三，劳顿身心、强健筋骨的锻炼观。曾国藩一生颇以心力劳苦自任，做事认真踏实，亲自实践，自创“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五到之说。他以勤自勉，以苦为乐，说：“君子有三乐”，把“勤劳而后憩息”作为三乐之一。他认为“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愈明”。曾国藩这样做，一是因为大局维艰，他认为只有勤，才可以强健筋骨、磨炼意志，进则可以为其主子尽忠尽力，退亦可以保持自己身体之康泰。勤奋做事，心力劳苦，是他一生努力实践的锻炼观的核心。
养生之倡
曾国藩的养生思想，来自于他所恪守的圣哲先贤的理论和典籍，也是他阅世日久日常人事物事经验的积累。
在给他的澄弟、沅弟的信中，曾国藩说道：我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以养生六事勉励他们，“一日饭后千步，一日将睡洗脚，一日胸无恼怒，一日静坐有常时，一日习射有常用，一日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曾国藩很多年为眩晕、疝气、脚肿、目蒙等病症所困扰，所以，他嘱告家人的这些养生之道，尽管未脱离家常起居，却充满亲情、温情，也是切身体会。
养生，不只是一个身体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灵的问题、精神的问题，这是曾国藩首先认识到的，所以，曾国藩提倡养生，首先要养心。怎样养心，曾国藩提出了四点。一是“慎独”，认识善恶，进行道德自省，旷中安泰，清心寡欲；二是“主敬则身强”、一个人不论内外，皆须庄重宁静，对养生来说，就是这“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三是，“求仁则人悦”，胸怀万物，顺应天地之理；四是“习劳而神钦”，少安逸享乐，这是因为勤劳使人长寿，安逸使人早亡。
此外，养心的另一途径，是读书养我浩然之气。做到心中坦然，精神愉快，这是人们普遍的养生经验，是长寿的最好的秘诀之一。而要做到这种精神的愉悦和满足，应当追求“以光辉灿烂的事物充满人心的学问，如历史、寓言、自然研究皆是也”。曾国藩多次重申这种读书对养生的作用。
他的两个儿子纪泽、纪鸿体质薄弱，曾国藩劝他们多读并多摹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和《玄秘塔》，期望以其丰腴的墨气、坚韧的骨力，充实他们的生命气质。他还希望他们在吟诗作字、陶冶性情时，学习陶渊明、谢眺的中淡之味、和谐之音、潇洒胸襟。这就是说，以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再由精神影响人的物质世界(生命体)，达到养生的目的。
曾国藩的中厅堂悬挂有八本堂匾，其跋云：“养生以少恼怒为本。”这种养生思想是他屡次在家书中强调的，与兄弟说，与儿女说，由此可见曾国藩的重视程度。培根在《论养生》中认为，影响长寿的诸多因素中情感和思想居主导地位，所以，“心中的情感及思想，则应避嫉妒，焦虑，压在心里的怒气。”这与曾国藩的认识很一致。曾国藩的儿子纪泽患有肝郁之症，曾国藩在给其弟的信函中指出他的沅弟盛年肝火旺盛，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这应该是他多次劝告亲属注意惩忿(少恼怒)的直接原因。易生恼怒，不只是一般人的情感态度，就是历史上的“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这是一个需要吸取的教训。所以，曾国藩告诫他们，要像佛家所说的那样，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遏抑肝火，不让它过分炽烈，节制血气，不使自己的嗜欲戕害自己的身体性命。这是养生之道的根本。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健康经验：发怒伤害肝脏功能。
另外，人心中的忿怒，与养心对立，所以，惩忿去怒，也是为了养心，减少了忿怒，心中也便安泰平和、豁达，中淡、充满虚明之气。这对我们现代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是不用明说的。
养生总要涉及身体的用药问题。养生专家说，假如在健康的时候完全摒弃医药，则到了需要的时候将感觉医药对于身体过于生疏不调。如果平日总要依赖医药，则疾病来时，医药将不生奇效。这告诫人们，对待药之与身体的关系，应当有一个辩证的态度，在病时既不能不用药，但也不能过分依赖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