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时代是盛世还是衰世，主要看它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个社会的风气是诚朴还是虚伪呢？是鼓励正直还是强调顺从呢？是能够正视并痛改前非呢，还是讳疾忌医，文过饰非呢？是满口仁义道德，而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呢？是心智健全还是人欲横流呢？是天下为公，还是巧言令色、假公济私呢？如果是后者，事态就危险了。所以顾炎武用孟子的话，作为亡天下的表征：表面上看，仁义充塞，似乎好得不得了，而在实际上社会已经到了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就要解体的地步。什么叫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之不均、不公已到了人不如兽的地步。整个社会对名、利趋之若鹜，物欲横流，尔虞我诈，贿赂公行，鲜廉寡耻。社会走到这个地步，起因即在文化价值体系的蜕变，也就是管子所说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亡国，是大臣们的事，是当官们的事，因为他们食朝廷的俸禄，自然该为国家效力。可亡天下，亡文化，则是全民的事，虽匹夫之贱，也有推卸不了的一份责任。看到太平天国试图以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的邪教毁灭中华传统文化，曾国藩焦急了，愤怒了，挺身而出了。他认为，知识分子对文化责任更重，于是振臂大呼：“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六、毁禁宗教与传统信仰。这也与文化相关，宗教(释道两教)与民间信仰，虽非主流，却也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且基础广大深厚。曾国藩是位儒者，并不信仰宗教，对鬼神更是敬而远之。他之所以拉扯上宗教鬼神，是因为民间信仰对老百姓的影响巨大，太平天国只拜上帝，此外一切神祗，均在铲除之列，这无异于剥夺百姓们日常的精神寄托。曾国藩把这些列出来，争取民心，让老百姓看清楚，洪杨邪教坏事做绝，人神共愤，终不免毁灭的下场。作为对比曾国藩指出，甚至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人，对圣人、鬼神也都还存有一份敬畏之心。其中的张献忠，尤其嗜杀，割据四川时，曾强迫各府县读书人到成都赴试，集中后“驱至青羊宫杀之，先后万人，弃笔砚山积”。张于僧道医人，无所不杀；道观寺庙，无所不焚，孑遗者唯关帝庙与文昌庙。之所以不焚关帝庙，是因为陕西有奉祀关帝的风俗(张乃陕西人)；而保留文昌庙，乃是因为文昌君(又称梓潼帝君)也姓张，就中还有一则趣事。
左右告以文昌姓张，献(忠)曰：“吾祖也”。追封始(祖)高皇帝，从官献谀，比之李唐之祖混元，遂命建太庙。归而落成，赋诗曰：“一线羊肠路，此地更无忧。人是人神是，同国与天休”。命严锡命以下皆和之，少迟斩。刻石八卦亭内，寻梦文昌责之，令为文致祭，凡涉文义者斩之。献(忠)大声曰：“尔书咱自傲，文(曰)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吧！”尚享至今，人以为笑。或曰：献(忠)初过梓潼，梦人以宗弟红柬来谒，戒勿杀梓潼人。献(忠)语人曰：“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杀之？”故梓潼得免。
曾国藩这篇檄文的反响如何，效果如何，笔者想引用两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的评论做一收束。一位是起初不失客观，后来以阶级斗争史观判定太平天国为伟大革命运动的国内权威罗尔纲先生；另一位是揆诸民族大义，视太平天国为种族革命先驱，而对其所为种种多有恕词的海外名家简又文先生。罗先生的评价是：
(曾氏《讨粤匪檄》)给当时人心影响极大。因为中国人讲伦常，宗孔孟，信鬼神为社会上思想的基础，其私有财产制度，也是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制度，而一旦都为太平军所破坏，人民的惊疑震荡为如何！这篇檄文，就从这些地方来刺激人心，使人民就是平素抱种族的观念，同情于洪秀全的人，也将视上帝教为异教，而反为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的身家财产以反抗太平军。于是檄文所播，传到了士绅的手中与富豪地主的社会里，他们便都兴奋地说：“义军起矣！曾公可与言事。”有的就慷慨自请从征，有的就踊跃捐资供饷、造船、制炮以助湘军。湘军就在这种背景与立场之下，得到了不断的资源、不断的人力，以与太平军作长期的斗争，而且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再看简又文先生的分析：
曾国藩等起兵攻太平军，明知民族的与政治的主题为无懈可击，惟舍重就轻，避实攻虚，乃集中于其毁灭中国固有文化一点而攻之，号召人心之力果非常伟大，盖以为太平天国虽以“攘夷狄”为口号，而其文化的与宗教的主张，皆夷之又夷，反不若满清之完全皈化于中国的礼教，此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非民族的)立场上，足令曾等之振振有辞也。假使他们惟抱单纯化的目的，只求号召全汉族同胞推倒满政府建立新政权，而不问其他，则又谁能非之，谁敢抗之？国父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为揭橥三民主义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凡属同志，一视同仁，而未尝以其自己所信之基督教强迫他人以必信，是为革命的最高策略。一则功败垂成，一则迅成大功，非无故也。
看得出来，简先生虽为洪杨的失败抱憾，却也不得不承认洪杨之文化宗教主张“夷之又夷”，不合国情，难以得到中国人的认同。至于洪杨所倡导的“民族的与政治的主题”，是否无懈可击，则另当别论。《奉天讨胡檄》中对满族人(注意：太平军对统治者与一般满族人民并不加以区分，而是一律视之为“妖”，是诛杀的对象)的肆口谩骂，在攻破南京等城市时，对满洲人不分官民老幼妇孺的集体屠杀，究竟是民族革命，还是种族灭绝？凡未陷入革命迷狂之中，稍有理性者不难判断。而其所谓政治的主题，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起因与其后来的活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因抱负难伸，积郁成恨，而与清廷为敌的人；一个拆散众人家庭，要求信徒们做苦行僧，自己却迫不及待地占有众多女性的邪教教主；其政治诉求，无非是由自己来坐天下，成为新王朝的新皇帝而已！而且这个新王朝政教合一，空前黑暗，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存在。在毁灭传统文化的同时，天国领袖们所能提供的不过是狂人的噫语，与“下凡”的巫术而已。在天国所谓革命与平等的光环下面，有的只是沉渣泛起，是最腐朽东西的死灰复燃。
简先生认为太平天国若胜利，是国族“革新自强的黄金机会”；曾国藩断送了这种机会，所以是“罪人”。但观洪杨之理念与所言所行，可以肯定其与中国历史上众多邪教并无本质的不同；故太平天国一旦成事，中国非但绝无“革新自强”的可能，反倒极有可能倒退，沦入简先生所说的“万劫不复之厄运”。看来，一个执著于其党派成见、带了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学者，即便学富五车，也可以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难怪他们会称妻妾满宫、动辄虐待殴打女人的洪秀全“生活态度严肃”，“简直是一个严格的道德主义者，方之西国之清教徒未遑多让”了。
判断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功罪，是要看他在当时条件下，所作所为是推动还是阻挠社会进步，或虽未能推动，但却阻止了社会的倒退，也可以称作是功臣；只有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将社会拉向倒退者，才是罪人。以此衡量，曾国藩于艰难竭蹶之中，奋不顾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使中国免于沦入拜上帝教的统治，并于大乱之际，与众多中兴名臣一起，推动了古老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非但功在国家，而且功在天下。
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墨绖出山，剿匪、练兵、造船一年多，还没有与太平军照过面。现在总算练成了一支水陆大军，他发布檄文，率师东征，不想未待他找上对头，对头却先找上门来了。湘军师至长沙，即遭遇太平军大举进军湖南的局面。这是仓促成军的湘军，首次与对手大规模交战，也是决定湘鄂乃至大清命运的一战。为什么这样说呢？为此，我们先要搞清楚太平军重返湖广的战略意图，并对这一年多来的战况，与双方形势之消长做一番梳理。
咸丰三年，是太平军猛虎出柙，高歌猛进的一年。先是，因久攻不克，粮秣不继，太平军主动放弃长沙，改走益阳。在益阳，太平军意外掳获民船数千，顺江而下，官军望风而逃，于是兵不血刃占领岳州。在岳州，太平军不但再获民船五千，而且得到了国初吴三桂囤积于此的大量火炮物资，从而装备成为一支庞大的水陆军。之后太平军循水陆二途分进合击，势如破竹，相继占领蒲圻、汉阳，合围武昌，并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四日，以地雷轰塌城墙二十余丈，攻克省城。武昌雄踞长江中游，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为中南军事经济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也是中南最富庶的城市，但太平军仍沿袭以前吃足就走的流寇战略，在虏获大量资源，充实实力后，弃城东下。在不足一月的占领期内，洪杨等将武昌洗劫一空，有在劫者做了逐日记录，颇具代表性，这里略录几则，以见其所为。
破城：初四日黎明，“黑雾中闻大声震动，文昌门城颓二十余丈”，太平军“八人扬旗先登，见垛口疏落，招飐大呼，逆党继之，复四围乘梯攻入，兵勇纷纷走避，城遂陷”。武昌城高墙厚，太平军破城得力于土营，即“在(湖南)耒阳招得挖煤人甚众，每攻城用以穿地道，遂为长技。其法于数里外开一巨洞，以大木上钉横板，旋进旋以木承之，故无压坠之患。其木两旁可容人出入，所挖之土即于此担出，既达城足，堆满火药，或以匶(音柩，即棺材)盛之，而皆藏引线竹筒中，预刻其时为引线之长短，随迟随疾皆可预定。位置既毕，乃静候轰裂，乘势攻入”。入城后即传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释放狱中囚犯，搜杀官兵，至初五日，杀人盈街。开始“三五为群，入人家搜刮财物，加刃于颈，逼索金宝。如是者累日”。
打馆：初六日，杨秀清传“止杀”令。太平军“入城日众，皆居长街列肆及人家大厦，收罗军器，使人舁(搬运)火药局硝磺入船”。胁迫城中人加入拜上帝会，“分设写名(登记)数馆，从之者皆至馆报明名氏、年籍，登簿记注。既写名，则群居一所，初以十人为一馆，旋以二十五人为一馆，皆设头目领之。搜城中米盐，日分给各馆，使人毁窗棂及木具为薪。贼设伪圣库于长街汪姓(绸)店，凡珍贵之物咸纳焉。”十一日又在阅马场“讲道理”，号召居民拜上帝。
进贡与编伍：初十日，号召没有加入拜上帝会的百姓进贡，声称进贡者可各安本业，“于是人争趋之。闻进贡仍得为民，皆不惜倾囷倒廪出之。”进贡时逐一登录姓名在册。二日后鸣锣传呼进贡者点名，迟误者斩首。之后开始将城中人逐日带往城外，编入营伍，“不分老幼，率以四五十人为一营，使二长发贼为正副营长领之。少壮有力者二十五人为正牌，老幼为牌尾，有疾者为能人，送入能人馆，有医为诊治。”十六日起，外始发给入伍者兵器。最后，武昌城数十万人，得居城中者十无二三，此时居民虽知受骗，但已悔之无及。
开设女馆：十九日，传令城中妇女归馆。“迁延者，鞭箠促之，时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妇女虽青年弓足者，莫不躬自负担，抱儿挈女，络绎街巷。至则有贼妇领之。服饰华美，有钗钏者，辄为贼妇所夺。每馆贼日发油一盃，人各发谷三合。”所谓“贼妇”，指的是自广西一路随军而来的客家老姊妹，客家女不缠足，故“皆大脚高髻，力能任重，可胜二百斤”。俯巷人家有藏匿不出者，搜出打屁板数十后，就城中归馆。
选妃：洪秀全等太平军头目于初九日入城，分别居住于官府衙门(洪住巡抚衙门，杨住藩台衙门)。二十五日为天历(即太平天国自定的历法)岁尾。于本日“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场听讲(道理)，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即逼令入抚署。从此沉溺狂澜，遂与父母永诀矣”。当日天国男女官员，各备肴馔，敲锣打鼓进献于天王与王娘，并赏给各营猪一头，钱数贯，以示同庆。次日贺岁，“城内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纸厚至寸许”。洪秀全在广西时已有王娘三十六人，至此又添六十人，故后其入南京时，妻室达八九十人，随从簇拥，蔚为大观。
转移官银：天历大年初二(即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此时估计太平天国领导层已做出建都金陵的决策，故开始作转移之准备。“布政司广储库银七十余万，粮储道库银十余万，合盐道、府、县库银总计之约银百万，贼悉舁之登舟。”
劫掠纵火，弃城东下：二十八日，太平军将武昌守城用的铜炮、铁炮搬运入船；二十九日传令各营备齐一月口粮，锄锹四具(攻城时用于挖掘地道)；三十日，开始于空屋纵火。三十日后，太平军治装登舟，老姊妹们在纷纷捆载出城的同时，驱赶女馆妇女概行登舟。正月初二，太平天国诸王与百官前往洪秀全处辞行后，至东王府会齐后以次出城；随后洪秀全“乘黄毡轿启行，其后有肩舆百余乘”。老姊妹们深入僻巷各女馆搜刮余财，之后出城登船。另有太平军使者“循行市中，呼曰：将焚九门内民居，男妇悉从东行，不则焚死也。于是男子从行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担任掩护大队转移的太平军，撤退前一把火，“是夜，城中焚庐火环起，赤光烛天，明如白昼，照见江中贼舟往来，纤悉毕见。”
据《贼情汇纂》分析，太平军攻陷永安时，人数不过三万七千人，进入湖南道州休整时。算入老弱妇孺也不过五万多人。湘南郴桂一带会党分子大批投军后，其人数倍增，到长沙城下时，已逾十万。“迨陷武汉，裹胁男妇老幼水陆东下，合前数五十万有奇。”证之以《武昌兵燹纪略》，所记，“贼初入武昌，粤东西匪二万余，湖广匪四万余，粤西女贼万余。船数千艘，楫棹士(船夫)万余，大计其数，不下十万众”，则被太平军裹挟东下者，最少在三十万人以上。如此，一个繁华富庶的武昌，连人带物被席卷一空，就此变成了一座空城。
二日后，太平军前锋占领黄州，六日攻占蕲水，八日于广济老鼠峡大破于此堵截的清军，总兵恩长、参将遇寿战死，所部溃散。十一日，前锋石达开部水师直趋九江，旋即于十七日攻占安徽省城安庆，掳获官银三十万两，炮百余尊，守军溃散，巡抚蒋文庆死。石达开部随即放弃安庆继续东进，相继占领池州、铜陵、芜湖，并与清军再战于东梁山，击毙总兵陈胜元。至一月二十八日，陆路前锋黄生才部亦进抵板桥，逼近江宁(时南京称江宁)；次日陆路先锋李开芳、林风翔、吉文元部进抵省城西南扎营。二月三日，太平军水师亦进抵下关，大队登岸，与先期抵达的各部合围江宁。此时的太平军，经沿途裹胁，人数已达七十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