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的人都一样，要想有所成就，都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传统社会中，读书入仕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商品社会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而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没有知识和技术就会无所作为。
曾国藩生在科举时代，读书入仕是他惟一的选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的美好梦想。当时作为社会底层的人要想改变自己及家族的命运，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道路。
曾国藩之前，曾家从来未曾出过什么光宗耀祖之人。曾国藩的祖父没读过多少书，青年时好吃懒做，到处游荡，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早岁失学”，到壮年时才好不容易混上了地方士绅的身份，这才以不做学问为羞耻，遗憾自己一生没有功名，因此他喜欢宴请文人雅士，并感到这是很开心的事情，同时寄望于儿子曾麟书，督促儿子一年到头要勤于苦读，以期有所成就。然而，曾麟书天生就比较愚钝，“累困于学政之试”，至道光十二年(1832)已43岁，经过了17次考试才中了举，入了县学，在科场上很不顺利。因此，曾麟书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曾国藩身上。这样一来，曾国藩就成了曾家两代人的希望所在，凝聚了祖父辈和父辈光大门第的全部希望。
“平生因学而困苦，课徒传业者盖二十余年”的曾麟书，从曾国藩6岁起就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无论出门还是睡觉，从早到晚给他讲书，如果不懂就再讲，颇有耐心。这样的家庭期望，这样的家庭教育，对曾国藩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自然是理所当然了。
曾国藩5岁时就学习认字，6岁时正式开始读书，7岁起跟从父亲曾麟书学习。曾麟书深受曾家“不学为耻”的家风影响，一辈子都在“发愤攻读”，曾国藩从小就有很高的志向，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劲，这与他父亲的教导有关。
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可从几十年的经历中，他悟出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竟成！”因此，他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儿子。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要求儿子，书一定要记牢，字一定要写得工整，办事一定要尽心尽力，还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麟书就是这样磨炼曾国藩的“志”的，因此在曾国藩幼小的心灵里，便立下了发奋苦读，求取功名的远大志向。为此，他青少年时代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刻苦读书，百折不挠。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他读书的勤奋。一天，曾国藩在家背书，可有一篇文章就是背不下来。这时有个贼正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准备等他背完睡觉后动手行窃。可曾国藩因一直背不下来，就不去睡觉。贼等不及了，跳起来大怒道：“你这个笨蛋，背了这么多遍还背不下来，我都听会了！”说完，那个贼果然背诵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贼虽然比曾国藩记忆力好，但他只配做贼，而曾国藩虽然当时没有背下来文章，但后来却成了杰出人物。这说明一个人的天赋虽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立志，如果曾国藩少年时期没有在父亲的严教下，立下远大的志向，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了。也许你觉得这个故事有虚构的成分，但用它来说明立志对于一个人一生发展的重要性的道理是完全可以的。
对曾国藩读书，曾麟书可谓尽心竭力。曾国藩6岁时，曾麟书聘请名师陈雁门教他读书识字，7岁多时，曾麟书因参加童子试屡试屡败，便设立私塾“利见斋”，授徒十多人，一边贴补家用，一边辅导曾国藩。曾国藩从这时起跟着父亲学习，学了整整8年。
曾国藩是个有志向的人，有过被贼奚落的经历后，他在学习上更加刻苦，记忆力也大为提高。在父亲的训导下，他养成了良好的习惯，8岁开始学习《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9岁已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章了，接着曾麟书继续指导他读《诗经》。曾国藩练字，先后临摹了颜真卿和柳公权的字帖，同时也学习了黄庭坚字帖。10岁时，二弟曾国潢出生了，父亲对他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以《兄弟怡怡》写篇文章吧。”曾国藩写完后，父亲看了高兴地说：“文中出现了至情至性之言，以后你必能守孝悌之道，继承家业了！”
有个故事充分体现出曾国藩当时学习的执著。一天，曾国藩和妹妹一起跟着父亲外出，父亲看到路边有棵“狗尾草”，马上出了一句上联：“狗尾草！”妹妹马上回答：“鸡冠花。”一会儿，他们经过一座桥，父亲又随口出一句上联：“观风桥。”兄妹俩都没有对出。三天后，曾国藩突然跑去对父亲说：“听月楼。”父亲一听，对儿子的执著大加赞赏。
曾国藩10岁时，有一次跟随外祖母去提水，不小心掉进井里，幸被外祖父江沛霖及时救起，才没有被淹死。江沛霖认为这是江家与曾家的祖德相报所致，就以外孙掉进井里差点“浸(淹)死”的谐音预言：外孙将来一定会成“进士”。后来，曾国藩果真赐同进士出身，人们都说他外祖父当年说得准。
曾国藩14岁那年，有一天，他父亲的朋友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十分赞赏。欧阳先生是衡州府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赢得他的称许颇不容易。曾麟书请欧阳先生出个题当面考考儿子。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出了一道诗题，诗要以“青云共登梯”为主题，叫曾国藩当场作律诗一首。曾国藩诗成后，欧阳凝祉大为惊喜，称赞说：“这种语气分明是金华殿中人才会有！”他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当下便将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除了继续苦学八股诗文之外，曾麟书还教他读些史记、文选之类的书。道光五年(1825)，曾国藩随父亲到长沙府参加童子试，居然得了第七名，但曾国藩非常自负，他认为考官阅卷不公平，为讽刺考官两目无光，还特地买了副老花镜作为礼物送给考官。
曾麟书感到儿子的确是可造之材，决心好好培养。但他又觉得，自己连考十几次秀才不中，若让曾国藩继续跟在身边，恐怕会误了儿子的前途。他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先生，八股试帖教得极好，于是便在曾国藩19岁后，把他送到了汪先生设立的唐氏家塾去念书，之后曾国藩又到本县的涟滨书院学习。经过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识果然大有长进。
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到了大考之年，曾国藩经过几年的钻研琢磨，既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上一次科考不中，在他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创痛，他不再像头一次大考之前那样兴奋不已，踌躇满志，而是担心再一次名落孙山，使自己再一次蒙受羞辱。然而，他决不肯放弃这一宝贵的机会，因为他深深知道，若想出人头地，干一番事业，就得走这座独木桥，哪怕前面有千难万险，他也要走过去。
临行前，妻子少不了千叮咛万嘱咐，儿子们也少不了撒娇流泪，依偎难舍。父亲曾麟书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交给国藩，弟弟也凑了一点钱给国藩，祖父曾玉屏把预备给自己买寿木的钱也拿了出来，但还觉得不宽裕，又向亲戚借贷了二十二串钱，总算把上京赶考的费用凑齐了。曾国藩掂掂袋子里的钱心里沉甸甸的，眼泪止不住又涌出来。为怕亲人难过，他还是强装笑脸回过头来安慰他们。曾国藩清楚，这些钱来之不易，他想万一这次科举不中……他不敢往下想，转过身去踏上了去京之路，他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直走向前去，可是眼泪却怎么也控制不住，嘀嘀嗒嗒地落了下来。
曾国藩尽管省吃俭用，到京城时也只剩下十串铜钱了。曾国藩为了迎接大考，又像前一次一样，闭门谢客。这里面不仅是临阵磨枪，也有少应酬少花钱的原因。几天过后，大考开考了，曾国藩展开试卷一看考题是：“宽猛相济”，正合己意，内心禁不住一阵激动，待平静下来之后，他饱蘸笔墨，刷刷点点，几乎是一气呵成，头一个交了卷子走出考场。三场过后，他长长地吐了口气，心里想：“这回定拔头筹”，喜滋滋地回到会馆，买了四两烧酒，几样小菜，邀集几个举子一同喝起来。
半月过后，他正焦急地边看书边等待传报，街上不时传来传报的马蹄声、喊叫声，唯独不见有人传报自己。他想：“难道这回又落第了不成？”想到这里，书也看不下去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来回打转。正在这时，忽然听到外面有人高喊：“哪位是曾国藩相公，快来接喜报。”曾国藩一听，喜出望外，推开门，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门前，对报喜的人说：“在下就是。”传报的差役，打开喜报，只见上面写着：“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曾国藩”，他一连看了好几遍，待确信自己真的得中后，才接过喜报，赏给传报差役一串铜钱，尽管他这时袋子里只剩下两串铜钱了。
曾国藩在朝考中又获得一等，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一下子从一个穷秀才一步登天，前来贺喜的人不断，自然免不了送给他些银子。他名也有了，钱也有了，拜过主考官、吏部大人，便急忙打点行装往家奔了。
曾国藩考中进士的消息，早有人从京城捎给了家里。得知他回乡的日子，父亲派二儿子国潢赶上马车去接他。曾国藩从京城返回故里的时候已是年终岁尾，一路上人们忙忙碌碌，正采买年货，准备过年。白杨坪这个小村子几百年也没出过什么大人物，如今曾家有人中了进士，乡亲们也跟着高兴。多少天来，曾家门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连县里府上也派人送来了贺礼。曾二公玉屏老先生古稀之年，终于盼来了光宗耀祖这一天，比谁都高兴，掐指计算着日子，盼望着长孙衣锦还乡。曾国藩回到乡里，人们前拥后簇，又敲锣鼓，又放鞭炮，小小的村子里到处回荡着欢乐的笑声。曾国藩沐浴在亲友的热爱之中，十分受感动，曾写这样一首诗抒发心中的感受：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天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国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在欢宴他的酒席上，玉屏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当着亲友乡邻的面，嘱咐他说：“我们是务农的人家，即令富贵也不能忘本啊！”曾国藩恭恭敬敬地垂手而立，待祖父讲完，抱拳秉手向席间亲友乡邻深施一礼，充满感情地说：“生我父母，养我故乡，情深似海，没齿难忘。我定当不辜负亲人厚望。”亲友乡邻都知道曾二公家教甚严，无论是哪个子孙，如若犯了错误，往往在稠人广众之中，大声呵斥，一点都不宽假。严格的家教，才使得曾国藩内刚外柔，具有坚韧不拔的品质，这对于他日后成就大业有着决定性作用。
曾国藩过了些日子进京做官去了，其他人等还是留在白杨坪乡里，教书的教书，种田的种田，依然保持着先前勤俭朴素的生活，就是曾二公也是时常到自家菜园干些活计，与曾国藩没做官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曾国藩每年寄些俸银给家，一连几年不回家，正如他祖父说的那样：“大孙子当了翰林，让他安心去做他的事业吧！家中的食用，千万不要拖累他！”
父亲麟书晚年曾命国藩书一联悬挂厅堂，这一联语是这样写的：
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每每回忆起往昔的一切，总是以“粲粲诸弟，雁行以随”自豪。这多半由他的祖父玉屏先生的“有蓄不施”而来。他治家，也是以祖父为榜样，贯彻“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督妻子侄用心读书，种田种菜，养鱼养猪，早起扫屋，祭祀祖先，亲睦乡里。他的这一套治家之道，被后来人广为传诵，起了很大影响。
除了发奋读书外，曾国藩为磨炼自己的志向，还曾两次改名。
道光十年(1830)，20岁的曾国藩到衡阳唐氏家塾读书，师从汪觉庵。道光十一年(1831)，他回到湘乡县后，肄业于涟滨书院，院中山长刘元堂、郭嵩焘、胡林翼、左宗棠、刘蓉、刘长佑等后来都成为了他湘军中的将领。
21岁时，曾国藩将当时的名字“子城”改号为“涤生”，后来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解释为何改号的：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涤生”就是“见善思齐，有过则改”的意思，可见曾国藩时刻不忘砥砺自己幼年时立下的远大志向。英雄人物之所以成为英雄人物，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时时反省，时刻严于解剖自己，以实现自己确定的远大目标。
正是在名师的指点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曾国藩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取得了一个个可喜的成绩。道光十三年(1833)，23岁的曾国藩参加科试，竟补上了县学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24岁时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这年，参加甲午乡试的他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曾国藩自5岁开始识字读书，读到这时已过了十八九年的光景，与他父亲43岁才入县学相比，他应该算是成功者。所以，曾家上下欢欣鼓舞，大摆酒席，招待亲朋好友，热闹了好几天。
曾国藩在中举后的当年冬天，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北上赶往京城，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第二年三月第一次参加会试的他却名落孙山。然而，拥有很高期望、进取不止的曾国藩依然高唱着“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可巧，这年适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曾国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有一所“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
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词和古文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牙慧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1836)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26岁，将来的机会还多，因此，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
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返。虽然会试落榜，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睢宁县玩几天。在交谈中得知曾国藩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言谈举止中，易知县看出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