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金陵时，曾国藩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流连忘返，十分喜爱这个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书商似乎猜透了他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毫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俭用，所费也很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书籍，此一举动显现了曾国藩青年时代的志趣。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却爱书、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曾麟书得知他当了衣服借了账，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曾麟书多年考科举，最终只是个秀才，所以他鼎力支持儿子读书上进。
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望着慈祥的父亲，曾国藩暗暗告诫自己，从此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道光十八年(1838)，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知县的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他作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京后，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三甲第三十八名。四月，中了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参加朝考入选后，他于五月初二得到皇帝召见，之后授为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国藩走完了自己的科举之路，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志向。
关于曾国藩入翰林有这样一个说法：他考中进士时，殿试名列为三甲等级。这一等级大多入不了翰林，曾国藩大为失望。当时任编修的劳崇光颇有名望，安慰并挽留他，说将为他帮忙。不久，他让曾国藩写诗文分别送给显贵之人。果然，曾国藩很快被列为高等，进入了翰林院。这说法虽显得曾国藩有幸运之嫌，但他若没有平时的磨炼功夫，是不会有这一结果的。涉世之初，就可见曾国藩处世之大端，这是深受家风熏染，把握志存高远，并为这一志向刻苦自励、辛勤实践、百折不回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一张成功的人生入场券。
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只消钻营门路，顶多作作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期间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书生变蛟龙的时日已不远了。
在中举的鼓舞下，28岁的曾国藩又将名字由子城改为“国藩”，就是“为国藩篱”的意思，誓做屏卫国家的重臣。曾国藩经过十八九年的苦读，于道光十三年(1833)始入县学，磨炼了5年之后才中进士，他从识字读书到开始踏上仕途，耗尽了23年的时光。
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倔强小伙子，从此由“田舍郎”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能不能成为国之屏藩，就全靠他自己的努力了。
在经过二十几年的刻苦学习后，曾国藩终于进入了翰林院，步入到了“贵人”的行列之中，实现了少年时代就立下的远大志向。此时的他感觉前途无限，便春风得意地产生了一定要做一个屏藩国家的重臣的志向，将少年时代的理想又升华了。为此，他常在诗歌中抒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国家栋梁的高远志向，并坚信终有一天自己会一鸣惊人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后来，他在写给诸弟的家信中也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曾国藩按照儒家传统来要求自己，他坚信只要立志不移，经过奋发图强，一定能实现宏伟志向，两次改名就是他立志的最直接表现，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曾国藩把立志看作成功的前提。他曾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君子要立志，立定了大志向，才能够吃苦，有恒心。立定了大志才能有远见，有定数。
后来，曾国藩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砥志不渝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曾国藩的立志、为学、办事等方面，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极深。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著作。《曾文正公全集》中的《家书》、《日记》，毛泽东都读过。《家书》有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无不涉及。毛泽东对《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他于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讲堂录》中看到。他的老师杨昌济在解释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言时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段话的主旨与《曾国藩日记》中的数则均有渊源关系。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道：“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可见，毛泽东对老师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十分赞赏，这对毛泽东的成长及其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钢铁意志，影响极大。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因而后来才得以成为“中兴名臣”。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认为，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就是后来他和太平军决战时，仍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名家重新估计，命儿子曾纪泽画其图像，悬诸壁间，还作《圣哲画像记》一文，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以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文中写道：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高远的志向，行动都不失为高明之举。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他常举一则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人生哲理。故事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想迁到别处去。当时就有人对它说：“你难道不能换一种叫声吗？否则，搬到哪里都不会受人欢迎的。”曾国藩说立志正是这样，可以使人心灵宁静充实，他在41岁时曾自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