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前同事姓余，为贪图方便我们叫她鱼子酱。
那是大三实习后的一段空闲时间，为了赚点游山玩水的旅费，我去了一个小语种语言培训中心兼职。这里的师资基本都靠周边高校的学生，说白了就是临时搭起来的草台班子，人来人往，流动性大，记人名挺耗脑力的，我们这群“数码一代”又都记性欠佳，好在大多都是吃货，于是每人很快就有了简易代号，猪头肉啦，矿泉水啦，章鱼烧啦，万金油啦（吃多了要醒醒脑）……也没人抗议。
鱼子酱应该跟我差不多年纪，至多上下一两岁。但从她的行为来看，比我小的概率更大。她最憎恶的事情有三，一是打电话时手机滑进了刚泡好的茶里，二是上厕所时手机掉进了粪池里，三是有人持续地打电话来，找的却不是她。上班第一天，前两项我就亲眼目睹了，当时就感到这孩子动作能有些低下，或许是先天不足的关系？
她在办公桌前坐了一上午，没有咨询的人来，只好无聊地跟朋友煲电话粥，说得口干舌燥了，就一边歪头夹着手机，一边泡茶，嘴里还贱贱地撒娇说：“你真讨厌，我快夹不住了，手机要掉了。”刚放下茶杯，身体一松，手机就滑到杯子里。“哎呀”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她本能地将两根手指伸进杯中夹手机。我坐在对面，好像听到了她手指表皮起泡的声音，她却如没事人一样，毫无烫感。之后就是一阵忙乱，卸电池板，拔sim 卡，跑洗手间——因为那里有台“烘手机”，就像专门为此时此刻准备的。
手机侥幸没有坏。整个午餐时间，鱼子酱都在绘声绘色地复述手机起死回生的戏码，很快和新同事们打成一片。受了她的启发，万金油忽然想到一个促狭的问题：“还好是茶水啦，如果是手机掉进粪坑呢，你们会不会捡？”
这真是个哲学问题，立刻引起众人深思。
“这要看这个手机有多贵。”猪头肉沉吟道，“2000以上，我就要拼死一搏。”
“这要看我的手机是不是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章鱼烧说，“有时候掉东西不是坏事，是上帝为你换新的提供的一个合理借口。”
矿泉水的回答一出，大家都皱起了眉头：“这要看当时便池里有没有大便。”
总之没人愿意干脆地给出一个“会”或者“不会”。
而就在下午，吃完川菜肠胃不适的鱼子酱和我相邀上厕所的时候（女生嘛），我切切实实见证了她的答案。提裤子的时候，耳机线在她上衣扣子上挂了一下，手机从裤子口袋里被带出。我就听得隔壁间一声惊呼，和一记“咚”（第二声），黄色水花四溅（各位自己脑补吧），据鱼子酱自述，她毫不犹豫就把手伸进了马桶。
她的手机是诺基亚旧款，还不是智能的，不能上网；她的手机上午已经遭过一劫，救活了也是苟延残喘，但她还是本能地要去救一救的。鱼子酱说：“跟了我那么多年，上大学了我也没舍得换掉它，它就像我的家人了——就是路人么，我也不好那么绝情只当没看见的。”
救回来的手机，还是照样能正常显示时间，就是没有电话再打进来过。在我们的再三游说下，鱼子酱总算下决心买了个新手机。
她想出点血，买个诺基亚的高端机子用上一辈子。
“诺基亚好啊，掉进开水，掉进厕所，都不会坏！”可上网搜一搜，当今手机市场已经是苹果、HTC、三星的三分天下。
我劝她一定要随大流啊，不然以后有点小毛小病修也没地方修。但鱼子酱对诺基亚的忠诚没有丝毫动摇。她觉得和诺基亚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些难以言喻的化学反应，有点灵异的感应，未必是愉快的，但都很奇妙。为了防止我说的情况发生，她还是买了运营商号码和资费捆绑的签约机。
2
已经几天了，有人一直打电话到鱼子酱的手机上找一个名叫“李犬”的人。
最初一两次，鱼子酱视如平常，还跟我们探讨这人到底叫“犬”还是“畎”还是“绻”。
“‘畎’是田间小沟，也就是阴沟，脑筋正常的父母没必要这样咒孩子；‘绻’只用在连绵词‘缱绻’里，意为缠绵，也未免太奔放了一点儿。当然‘犬’也不是什么好词，不过农村人可能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为了好养活。”
“不大像，打来电话的人是个女的，没有农村口音，听上去就是市区的人。”鱼子酱说。
“可能是电信诈骗，你别睬她就是。”我说。
慢慢就忍无可忍了，最繁忙的时候，鱼子酱要在办公室一连重复三遍：“他现在不再使用这个号码了！”
“我跟你说过了，没有这个人！”
“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
要做到不理不睬很困难。兼职单位、实习单位、系里教务员，没有一个电话是可以怠慢的。鱼子酱说，最神气的是，对方的号码并不固定，也不是那种一眼就可以识别出的“犯罪分子”，然而这些陌生号码接起来就是同一个女人的声音，找的是同一个叫“李犬”的人。
我们的工作很简单，不必穿着机构的T恤和迷你短裙站在马路上派发宣传单（当然这也是必要的，但外包给别的公司了），而是待在有冷气的办公室里接电话为别人重复课程种类、开设时间、填填报名表，晚上开课的也是我们。小语种的需求量小，一天里联系工作的电话铃不超过十次，其中一次还可能是确认中午外卖的。如此无聊地一来，鱼子酱的电话倒成了我们更好奇的声音。渐渐地，这个虚无缥缈的“李犬”竟在办公室扎下根来，成了我们“请病假的同事”，每天见到鱼子酱，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问：“那个‘李犬’怎么样了？”
鱼子酱开始把学员的名字读错，明明叫“王优”，她读成“王犬”，还好是内部核对，只有我们几个知情者笑笑而已。接着猪头肉、万金油与我也纷纷出错，一个叫“费默”的男生，猪头肉读成“费犬”，万金油读成“费黑犬”，我则错得更加离谱，索性口非心是地叫出了“费黑狗”。
从那一天起，鱼子酱从狂躁转入沉思，她有点相信这个神秘电话是她的命运了。她开始在电话里对那个打错的人表现出耐心，甚至有一次神色慌张地告诉我们：“不像是电信诈骗哎，电话里的人说，这个叫‘李犬’的可能已经死掉了！”
“死掉了就报警啊，烦你干啥？”我说。
后一次鱼子酱接电话的时候整个办公室就陷入了绝对安静。我们停下正在键盘上飞快聊着QQ的手指，竖起耳朵听隔板那头鱼子酱的回应。
“李犬死掉了你报警啊！烦我做啥？”她把我的话回给那头的人。
“啊！”她沉默了很久，挂断了电话。
“怎么样？”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问。
“她说她报过警，警察不相信，因为她很肯定‘李犬’是被父母吃掉的。”
真是越说越离奇，我们都懵了，“那肯定是脑子有病了，你快别管了。”
3
似乎是我那句“别管了”起了效果，鱼子酱的手机铃声“富士山下”很久不再响起。大家还真有点不适应，办公室气氛回归无聊，日子淡出鸟来，八小时变得特别长。我们反而希望出点事，哪怕像手机掉进粪池里那样的小意外也好啊，让时间被杀死得快点儿就成。期间章鱼烧离职，偶尔说起她的时候，有人还错说成了“李犬”，引来一片讥讽的嘲笑。
鱼子酱又渐渐变回刚来时的模样，皮肤光洁，狂躁那几天额头迸发的三颗痤疮消退了，鼻翼两边因激动扩张的毛孔也收缩起来，黑头干净了，也没再冒出来。她又穿起了习以为常的格子衬衫配褪色牛仔中裤，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小清新模样，疯狂打字，忧心忡忡，沉默寡言。
那个星期五是我头一个月工作的最后一天，中午老板给我结了账，热票子到手，只等下班后逛街犒劳自己了。
下班后，同事们一哄而散。鱼子酱收拾好包包，起身向门口走了两步，又返身过来，看看四下无人，神秘地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晚饭。
“以什么名义呢？”我问她。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会显得无聊，总有几个强迫症会喋喋不休地没话找话说；两个不熟的人呢就有点不同了，面对面很容易陷入尴尬的沉默，又没有要好到吃完饭立刻就能默然会心各走各路的地步。
“当庆祝你工作满月好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她的神情有些异样的亢奋。
“哪有人庆祝这个的呢？”我还在犹豫不决。
“那个‘李犬’的事，有下文了哦。”她忽然神秘地冲我一笑。我于是心甘情愿地给福州路的一家意大利菜馆打电话订座，要了有彩色玻璃窗、彩色吊灯、红色餐桌、棕榈色餐垫的靠窗位置。
“感觉工作比读书累么？”鱼子酱问，她点了份黑胡椒牛柳通心粉。
“还行，就是有些无聊。”我翻了翻价目表，挑了奶油培根意面，想了想，又配了三文鱼色拉和罗宋汤。
“我也觉得怪无聊的。但听说什么工作都是这样。”服务员问我们要不要酒水的时候，她摆了摆手，喝了一口手中的柠檬水。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瞎聊，每个话题都聊不过三句便没了下文，就好像下老大决心来个形式感十足的意大利餐厅也就点份意大利面一般，搔痒总搔不到要害处。
“那个找‘李犬’的女人吧，我见过她了。”她的语调里有些激情，让我感到之前的拐弯抹角都在为进入这个主题做铺垫。
“啊，我该说你好奇心真大呢还是胆子真大？”
鱼子酱微微点了一下头，大概是为了表示对自己的赞许。“她不是很长时间没在上班的时间打电话来了吗？有一天晚上，我又接到了。我想想不了结可真不是个事儿，就约她见了一面。反正她也是个女的，我怕她干吗呀？”
我不知该怎么接话。
“我很奇怪吧？对一个打电话骚扰的人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