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从宣布生病到死亡不过三四天，且只有24岁，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一代天子年轻的生命？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死于天花的可能性最大，但这依然无法成为最后的定论。
董鄂妃的身世之谜。
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顺治因一代名妓董小宛病亡而遁入空门。事实上，董小宛与董鄂妃并非同一个人。据史书记载，董鄂妃出身于满洲世族之家，18岁入宫，于顺治十四年诞下皇四子。次年正月皇四子不幸夭折，董鄂氏伤心欲绝染病身亡，年仅22岁。董小宛也确有其人，但他的丈夫则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冒辟疆曾在董小宛死后，写下《忆梅庵忆语》，详细追忆了自己和董小宛的相识直至董去世。按照冒的记述，董小宛去世时，顺治才14岁，按照清规并未到大婚的年龄，另外史书中记载顺治娶董鄂妃的时候，董小宛已经死了。他们俩又怎么可能结合呢？
顺治被郑成功军队毙于厦门？
2004年4月20日，《厦门晚报》的头条新闻刊登了一条来自郑成功家族祖传手抄本《延平王起义实录》中一段记载，顺治被郑成功的军队毙于厦门。然而，顺治是否御驾亲征来过厦门？是不是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下？这些疑问除了郑氏家族手抄本中有记录外，专家们并未从其他史料中找到有力的佐证，因此《延平王起义实录》带给专家们的依然是一片疑惑，令顺治之死更是迷雾重重。
包青天为何有两座墓
观点：在安徽省合肥市东郊的包公墓未发掘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河南省巩县宋陵中的包公墓是包公真正的陵墓。包青天为何有两个墓？两个墓之间到底有何关系，这一系列问题仍然是个谜。
巩县宋陵是中国北宋的皇陵，座落在河南巩义市（原巩县）嵩山与洛河间丘陵上。在宋真宗的永定陵附近，有一座高约五米的圆形墓，便是世人熟知的包公墓。然而，上个世纪70年代，在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黄泥坝发掘出了另一座包氏族墓，其中包括包公及其夫人董氏墓、长子包绍夫妇墓、次子包绶夫妇墓、孙子包永年墓。
据考古界报道，此次出土的墓志铭确凿地记述了包公的生平，并对一些史实有着补充和修正的意义，并确认了此墓为包公真正的陵墓。
包公，姓包名拯，祖籍庐州（今合肥），是我国宋代杰出的政治家。他出生于999年，于1027年考取进士甲科，历任县令、天章阁、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枢密副使，于1062年病逝，终年64岁。根据《宋史》和合肥出土的包拯墓志铭中的记载，包拯生性刚毅，为官刚正不阿，执法严明，不畏强权，铁面无私，令权臣贵戚为之蹙额敛手，赢得了同僚和百姓的尊敬和赞扬。朝廷内外皆尊称之为“公”，百姓们则誉他为“包青天”。
包拯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阶段。外有北方契丹族屡次兴兵南犯，而宋朝统治者却贪图享乐，导致地方腐败滋生，老百姓苦不堪言。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包公的所作所为，自然有口皆碑，成为家喻户晓的美谈。因此，包拯死后，包公墓在何处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包公会有两座墓呢？根据史料记载合肥包氏族墓为包公墓的话，巩县的包公墓是什么来历？难道是假的吗？但是巩县包公墓已存在五六百年，从明代嘉靖三十四年开始，一直到清代顺治以后各个时期的《巩县志》中都有记载。那么巩县包公墓为何而造？若是假墓，里面又埋葬着什么人？与合肥的包公墓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河南巩县的陵区是宋王朝的皇家陵园，北宋的九个皇帝，除了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外，其余七位皇帝均葬于此。在这些皇陵旁边还有大大小小300多座坟墓，皆是皇陵陪葬人员，包括诸位皇帝的后妃、皇亲和名臣勋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陵墓群。相传包公也在陪葬的名臣之列，因此他的墓也理应在这里。然而，考古学家考察时发现，这里的包公墓有被盗的痕迹。在走访当地村民时，一位曾参与包公墓盗墓的老人回忆，这座墓其实是一个空穴，里面既没有棺椁也没有遗骸，只从墓土中筛出过几粒小珠子。由此或许可以推测，巩县的包公墓只是一座衣冠冢。
根据宋制，皇帝死后7个月应完成安葬，诸侯为5个月。而包拯死于1062年5月，下葬却到了次年8月，历时一年三个月，如果没有特殊原因，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是什么特殊原因令包公的遗体下葬推迟呢？
包公在开封的名望极高，去世后全城百姓都哀痛不已，连宋仁宗也亲自到家中吊念。在这种举城哀悼的气氛中，宋仁宗很有可能一时动情，特别恩典包拯陪葬皇陵，同时下令建造陵墓。但是在北宋，陪葬皇陵有着严格的制度。包公的职位是枢密副使，官不过二品，若赐他陪葬皇陵，那么在他之前那些地位更高、功勋更大的重臣贤将又该如何礼遇？再者，包拯生前铁面无私，得罪了不少权贵，如果在安葬事宜上有任何违制，都可能遭到一些责难。宋仁宗冷静下来，权衡各方利弊后，只好收回成命，令包拯回原籍安葬。而巩县那里已经建造的包公墓，便作为衣冠冢存留下来了。经过这番周折，必将遗体下葬拖延了一些时日。再者，将包拯的遗体从开封运回合肥，途径黄河、运河、长江，路途遥远，而且只有水路，这也必然耽搁不少时间。如此推断，巩县包公墓为其衣冠冢的说法基本符合逻辑。
但从整个墓园的陵墓位置来看，巩县的包公墓位置很蹊跷。包拯从政时期是宋仁宗时期，按照宋制，包拯的陵墓应葬在宋仁宗的永昭陵侧近，但这座墓距离永昭陵有十里之远，反而离宋真宗的永定陵最近，仅有一里，事涉僭越，为宋代礼法所不容。这样一来，这座空穴恐怕连包公的衣冠冢也不是了。于是，有史学家提出这样一种可能，这座陵墓其实是一座张冠李戴之墓，根据其所处位置看，他很可能是一座亲王坟。
包公怒斩陈世美
秦香莲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中状元后被仁宗招为驸马。秦香莲久无陈世美音讯，携子上京寻夫，但陈世美竟昧心不认，不仅将香莲母子赶出宫去，还派人追杀灭口，幸被展昭所救。
秦香莲悲愤不已，前往包拯处控告，包拯便招陈世美与香莲对质，待人证物证齐全后，欲定驸马之罪，公主与太后皆赶至阻挡，但包拯不畏权势，最终没有让步，将陈世美送上龙头铡。
包公是正常死亡还是被毒死的
包拯从发病到病逝仅13天，由于病发突然，再加上其生前执法严明，可能引起贪官污吏匪盗的仇视，因此有人认为包拯是被毒死。古代的毒药主要有朱砂（汞）和砒霜（砷）。通过现代科学对包拯遗骨的分析发现，其骨中砷和铅的含量比现代人骨少或相当，而钙、铁、汞元素比现代人骨的含量高。不过包拯骨中汞含量高，很可能是因为棺木内放有朱砂防腐，导致朱砂对骨头的侵蚀引起，因此认为包拯应属于正常死亡。
皇太极继位之谜
观点：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各种史书记载，皇太极继承汗位应该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的，是各种势力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子，在八大贝勒中排名第四，又称为四贝勒。1626年8月11日，清太祖努尔哈赤毒疽发作病逝，9月1日皇太极继承汗位。在获得汗位的数年里，皇太极充分展示了他的雄才伟略，先是巧设离间计除掉了袁崇焕，使明朝“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从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为1644年清军入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样一位文韬武略的开国皇帝继承皇位的过程却一直存在争议，成为清史的一大谜案。
有学者分析了当时的形式：与皇太极同样有机会继承汗位的还有代善、阿敏、勒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以及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但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至死，再加上他自己也犯过大错，不具备争夺汗位的优势；三贝勒勒莽古尔泰生性鲁莽，有勇无谋，曾手刃生母富察氏，声名狼藉，不具备争夺汗位的条件；在四大贝勒中，最有资格和条件，也是最有可能获得汗位的应该是大贝勒代善，他宅心仁厚，而且屡获战功。
四贝勒皇太极幼年丧母，排行居中，无法享受女真族幼子继承的优先权，而且没有直胞弟兄，各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处于劣势的皇太极之所以坐上汗位是因为他暗设机关。
一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生前已立多尔衮为嗣子，而皇太极的汗位是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纂夺来的，有利证据之一就是逼迫多尔衮生母大妃纳喇氏死殉。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尽管《太祖武皇帝实录》
中记载大妃纳喇氏确实是遵照努尔哈赤遗命“俟吾终，必令之殉”而死殉，但这极可能是皇太极为扫除继位障碍而矫诏。《满文老档》记载，小福晋德因泽曾向努尔哈赤“要言相告”，说大妃一天二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去，而且还好几次深夜看见大妃离开院子，认为大妃和大贝勒代善关系暧昧。学者们认为，小福晋德因泽的告发很可能是皇太极在幕后指使，既败坏了他哥哥代善的名声，同时又能削弱大妃对努尔哈赤的影响，进而打击大妃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争夺汗位的势力。对于皇太极来说，只需要牺牲大妃便可以同时削弱代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四个竞争者的力量。还有，当时对为夫殉死的妻子是有一定要求的，必须是爱妻而且膝下不能有幼子，阿巴亥并不符合死殉的条件；《满洲实录》和《太祖实录》等官书，努尔哈赤去世前并没有留下遗言，因此种种迹象表明皇太极具有逼死大妃的动机。
不过，这一说法也存在诸多疑点。在努尔哈赤生前，多尔衮的身份并不高，同母三兄弟中，阿济格和多铎都被其父安排为旗主，而他只不过是一个掌有半旗牛录的贝勒而已。当时多尔衮年仅15虚岁，既无功业，也无威望，在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下，是缺乏驾驭包括四大贝勒在内的八个旗主的能力的，因此当时多尔衮并不具备被立为汗王的条件。至于其母大妃死殉，很可能是因为努尔哈赤痛恨其不忠，特命她死殉。除此之外，史书记载说，皇太极即位后，对多尔衮是极为器重的。多尔衮也一心一意辅佐皇太极，功勋卓越，成为了皇太极最得力的助手。至于多尔衮后来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夺”，既可作“抢夺”，也可作“争夺”来理解，本来努尔哈赤去世后，八个旗主都希望能当上大汗，必有一番争夺。总之，从历史上看，皇太极与多尔衮的感情非常好，令人无法想象皇太极会对多尔衮做出篡权、杀母这种卑鄙无耻的事情。
根据史料来看，后金建国前努尔哈赤曾想让长子褚英接班，后又有意立次子代善为汗，均半途而废。为了让子孙相互辅佐，避免因抢夺汗位而大开杀戒，努尔哈赤颁布了一道《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对于《汗谕》的存在，已经获得史学界的肯定。在当时的情况下，大贝勒代善应该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但是几乎所有史料中都没有关于代善有争夺汗位之心，而是处处彰显宽容和隐忍。二贝勒和三贝勒的劣势显而易见，多尔衮等兄弟年纪尚幼，因此皇太极成为最佳人选。
史学家们推测：努尔哈赤去世后，代善的儿子岳托和萨哈廉一起找到代善，希望代善推荐皇太极为汗，代善赞成。第二天一早，按照努尔哈赤的遗训，由代善组织召开了贝勒会议，并提议立皇太极为汗。大贝勒提出了之后，得到了其他贝勒的一致赞成，这样皇太极便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事实上，在初登汗位时，皇太极并未大权独揽，在军政大事上“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四人轮流分值”。
每一次皇权的更替，都是一场权力与智谋的角逐。综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各种史书记载，皇太极继位应该是各种政治势力斗争和妥协的结果，是各派代表推举产生的。
清太祖努尔哈赤
后金太祖高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从小受汉文化熏陶，曾担任过明朝的下级军官。1616年建后金。1618年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1625年迁都沈阳，改沈阳为盛京。1626年正月在攻打由名将袁崇焕镇守的宁远时被葡萄牙制的红夷大炮击伤，八个月后死在回沈阳的路上。终年六十八岁。
多尔衮多尔衮
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辅佐皇太极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因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皇帝为其平反，恢复其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
观点：现存汉语和蒙语史料中，完全没有马可·波罗的记载，很多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两百年来，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都在竭力寻找事实的真相，但是结果还是扑朔迷离。
700年前，一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留下了一本有趣的游记，记述了他游历中国十几年的所见所闻，书中描绘的那个伟大而神秘的东方古国震惊了整个欧洲，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历史记载，《马可·波罗游记》完成于1298年，原稿早已遗失，现存的一百多种版本均为纂抄本。《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7个世纪以来，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争论从来没有中断过。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他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还是一个编造故事的骗子？马可·波罗给世界留下一本旷世奇书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声称，自己深受大汗信任，曾在扬州做过三年的地方官，还曾作为特使送嫁公主。蒙元时代，中国的官僚体系极为庞大，一切大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那么按照当时马可·波罗的社会地位，不可能在国史和地方志中没有记录。特别是对于外邦友人，被看做是中国皇帝威震四方的佐证，更是会大肆弘扬。
然而，无数学者查阅数十年，没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证关于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为了反驳这一质疑，坚信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的南开大学杨志玖教授从永乐大典的残书中找到一条1297年元朝公主嫁到波斯去的事，时间正好与马可·波罗所说他护送公主到波斯的时间吻合。遗憾的是，这条记载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这个人，只能说明发生过这件事情，无法证明他来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