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政权，与国民党武汉政府、奉张北京政府形成鼎足而三的格局。8月中旬，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4个月后卷土重来，建立起“蒋家王朝”。蒋介石为什么一度退隐？究竟是迫于形势呢，还是玩弄权术？关于蒋介石下野的第一种说法，是“第二期北伐”徐州战役惨败，激化了南京部队的内部矛盾。8月初，蒋介石亲自率领嫡系第1军的两个师北上，会合驻扎在苏北等地的南京部队，向直鲁军发起猛烈进攻，以收复徐州为近期目标，控制中原为战略目标。不料徐州战役投机未成，出征部队损失严重，蒋介石一路狂奔，败逃南京。吃了大败仗的蒋介石不胜恼怒，以不听指挥、延误战机为由，处决第10军军长王天培。非蒋嫡系部队的各军将领都为王天培的屈死感到心寒，叛蒋他投的气氛颇为浓烈。《李宗仁回忆录》回顾道：“王天培之死，总司令既没有宣告罪状，也未经军事会审裁判，如此滥杀将官，以后说不准会轮到我们头上！”
第二种说法，军事形势不利，蒋介石难以倚仗武力支撑南京政权。其时，国民党武汉中央发起东征，逼蒋下台。唐生智、张发奎分别率领两路大军朝南京方向进发，军势浩荡，气焰逼人。南面的李济深等掌握两广军政大权，表面上归顺南京政府，其实已成为亲武汉的地方割据势力。北面旧军阀张宗昌部复夺徐州，孙传芳部南下欲夺回长江三角洲大本营。
蒋介石指望桂系第七军挽救危局，但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不是等闲之辈，他俩审时度势，不愿为蒋介石孤注一掷。李、白发迹于军阀混战的年代，从普通官佐飞升为高级将领，深谙权术。他俩虽然曾协同蒋介石血战疆场，但长期暗通武汉，不愿与武汉东征军火拼，以免两败俱伤。李宗仁与白崇禧交情深厚，步调一致，有灯谜一则为证：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又是一人。谜底为“李白”，乃唐代大诗人李白，以及桂系首领李、白是也。面对危局，蒋介石欲作最后的抗争，召李宗仁、白崇禧商议应付时局的对策：“南京四面临敌，解围的关键在于击退武汉的东侵部队，第七军不能再贻误战机。”言毕，蒋介石用冷峻的眼光逼视这两位桂系首领。李宗仁直视蒋介石反驳道：“南京的威胁来自北军南下，对武汉方面还是和为贵，宁汉之争应该结束了，自相残杀的事我不干！”
蒋介石面露愠色，半是讽刺半是自嘲地说：“如果你们要同武汉方面和谈，唯一的障碍就是我蒋中正了。看来，我只有下野，才能成全你们。”白崇禧接过话头，及时进言：“为团结本党计，总司令委屈一下未始不可。”李宗仁、白崇禧公然抗命，蒋介石打算动用嫡系第一军对付他们，但军长何应钦认为第一军弱于桂军，不宜轻举妄动。蒋介石遂决定下野。第三种说法，国民党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解决各派矛盾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海峡两岸不少学者赞成此说，施罗曼、费德林史坦（西德）合著的《蒋介石传》也论定蒋介石“隐退”的主要原因是“内在政治失调”。“七一五”政变后，武汉汪精卫派、南京蒋介石派、上海西山会议派在反共这一点上声气相投，汉宁沪三派合作似乎具备了政治基础。然而，这三派头面人物积怨已深，而且都想争名分、夺权利，建立以“我”为主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合流谈何容易！
西山会议派以反共先知先觉自居，指斥蒋介石翻云覆雨，左右开弓，不配做国民党的领袖，讽刺蒋介石过去一手举起国民党打击共产党、一手握住共产党打击国民党，在公开弹压共产党时，还电令查封西山会议派设在上海的中央党部。但是，西山会议派不掌握一兵一卒，除了自我吹嘘、痛斥蒋介石之外，没有其他夺权的手段。因此，争夺国民党中央大权的斗争，实际上演变为宁汉之间的较量。
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的鼓噪置若罔闻，反击矛头指向武汉党中央，说汪精卫是勾结共产党的祸首，宁汉合作必先将他排除在外。
汪精卫则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合法领袖自居，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以解决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的分裂行径。武汉党政军要员或联名或单独发表讨蒋檄文，谴责蒋介石“挟持党军，逐进而挟持党部”，称“蒋一日存在，即一日无国民党，国民党与蒋势不两立”。他们坚持一条：唯有蒋介石辞职，宁汉才能为合流举行和谈。
由于汪精卫加大了反共力度，南京方面的国民党元老派人物胡汉民不再坚持反汪，反而同蒋介石闹起矛盾来了。胡汉民不满足于党政首脑虚尊的地位，想通过“以党制军”，名正言顺地获取实权。胡汉民的党权欲与蒋介石的军权欲发生了冲撞。蒋介石是靠“以军制党”飞升起来的，定都南京后，力图无限扩大军权，做头戴军帽的最高统治者。
地方军事实力派冯玉祥也赶来凑热闹，以反对东征为名加入党争。为了拉拢冯玉祥，武汉方面表明态度：只要蒋介石下野，立即停止东征，并同意迁都南京。
北伐革命尚未成功，国民党已经混斗不休，危机四伏。在这场混斗中，总司令蒋介石成了众矢之的，因为被他挡住道路的文官武将太多了。第四种是以退为进说，即蒋介石下野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上台，建立“蒋家王朝”。
1927年8月12日，蒋介石辞去总司令职位。他在这天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
这边，宁汉合流混沌迷离。那边，蒋介石已为卷土重来做多方准备。蒋介石退居故里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第二天他就赶赴雪窦寺，聆听太虚法师教诲。这位大和尚深通佛经，又关心时局，当即为蒋介石算命，说他的下野犹如“飞龙返渊，腾骧在望”。这句深含玄机又明白易懂的恭维话，使蒋介石心花怒放，意志弥坚。雪窦山是他祈求神明的首选佳境，也是他学诸葛亮“陇中决策”的地方。他大喜之余，决定移居雪窦寺。其间，国民党党政军拥蒋派要员纷纷上山朝拜这位隐居而不甘寂寞的下野总司令。张群、王柏龄、张静江、吴忠信、蒋伯诚、蒋鼎文、卫立煌、杨虎等人或为他出谋献策，或来听取吩咐。上海的帮会大亨杜月笙、商界新首领王晓籁也趋前探询。溪门小镇顿时热闹了起来。
蒋介石重用两员干将，一个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通过他控制国民党组织系统；另一个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通过他抓住黄埔系军人。朱绍良与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共同策划，想方设法联络在军界的校友，做好迎蒋复职的准备，并在上海收容失业的黄埔毕业生1000余名，编为一个总队，由贺衷寒任总队长，主持政治和军事训练事宜。蒋介石于9月20日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强调黄埔同学必须团结一致，暗示他将重新上台：
我一刻不能忘记你们，我仍要随时尽我指导你们的责任。我愿与你们互相勉励，重造革命的基础。
为了获取日本的谅解和支持，9月底蒋介石赴日访问，拜会了众多日本名流和政界官员。11月5日，他同日本首相田中举行“民间对官方”的外交会谈，表达了主要观点：
中国要统一，我将负起此重任，望首相阁下支持中国革命事业。
娶宋美龄为妻，也是蒋介石“继续革命”的重要环节。蒋介石东渡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将小女儿嫁给他，结果如愿以偿。1927年12月1日下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参加婚礼的宾客多达1300余人。列强在沪重要人物大多前往贺喜，其中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挪威、日本等国的驻沪总领事，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华北方面军司令邓肯少将，以及其他国家身着便服的将领。从外宾显贵的身份可以看出，列强对蒋介石寄予厚望。
蒋介石新婚燕尔之际仍不忘“革命”，在《民国日报》发表《我们的今日》，大谈婚姻与革命的关系：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然而，舆论从另一角度看待蒋宋联姻的政治意义。《大公报》评论道：蒋介石的再婚，是一项有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借此赢得孙逸仙夫人和宋子文的支持……寻求西方的支持。
蒋宋联姻后，朝野“拥蒋复职”呼声高涨，形成党国元首“非蒋莫属”的气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各派闹得四分五裂，宁汉合流后的南京政府已难以维持。
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党政实权被西山会议派操纵。桂系则把持军委会。汪精卫等人公开反对特委会。地方实力派冯玉祥、阎锡山等通电请蒋“出山”。
1928年1月8日，蒋介石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决定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执掌党政军大权后，重蹈历史覆辙，重用外戚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建立起“蒋家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