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马定祥凑足了100万（中储券）资本，在上海重庆中路60号乙，开了一家“微型”的钱币铺，号为祥和泉币社。这家店铺可能是大上海最小的店铺了，小得可怜巴巴——门面只有两米宽，店堂只有五六平方米，房间又矮，十分寒碜地“偎”在新渔阳里的后弄堂口。严格来说，那是一处沿街搭建的房子，与一路之隔的永业大楼、培恩公寓相比，简直是“丑小鸭”的孙子！
相对这个不大的店来说，店门口倒有一个不小的橱窗，橱窗里的“货”都是些毫不含糊的实物，诸如盒装的全套七枚民国纪念币（即有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军阀的头像的银币）、三鸟币（即正面有孙中山先生的头像，背面有着三条帆船和三只飞鸟的银币）、战国刀布、大明宝钞、户部官票等，都是货真价实的热门货。
这店堂尽管很小，好歹还能算个房间，楼上可就惨了，竟是一间用木板搭起来的简易屋子，隔壁人家走路、上下楼梯，甚至大声说话都能听见。虽然搭出了十来个平方米，也必须来个一分为二，临街的部分作为马定祥的工作室。他除了外出收钱，就整天“焐”在这里摩挲钱币，一会儿翻阅资料，一会儿拿着放大镜仔细地观看，一会儿又拿起别的钱币叮叮当当地反复比较。店里唯一的伙计，是位远房的亲戚，叫方鹤林，帮他墨拓钱币拓片。方整天坐在他的对面，手里一个用小方绸包扎起来的小棉球，一会儿蘸蘸墨，一会儿蘸蘸嘴里的唾沫，一会儿拓拓片……靠楼梯的部分则是方鹤林和马定祥的小儿子马传德的卧室。
马定祥夫妇那时仍住在太平桥，虽然已经从灶披间（厨房间）“升级”到亭子间了，但仍是挤在不到十个平方米内。他家距小店只有两三站路，马定祥每天早上一碗甜豆浆和一个甜烧饼下肚就奔店里。他一天到晚忙了楼上就顾不到楼下，方鹤林则要替他墨拓那些几乎是永远也拓不完的钱币拓片，那么楼下来了顾客怎么办呢？马定祥也有办法，就只好委屈顾客一下了，把楼下的店门关起来，门上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人在楼上，来客敲门”，成了一家没人来就不开门的店铺，过路人谁也看不懂。
当时有个小报记者从这儿走过，回去就写了这个不来客不开门，“来客敲门”的小店的报道，在市民中传为笑谈。
这家店堂小到这个份儿上，可是往来的顾客却很有“规模”——有全国数一数二的钱币收藏大家，如李伟先、罗伯昭、李荫轩、孙鼎、沈子槎、施嘉干、耿爱德、康际文、吴筹中、王亢元、丁福成、陆世百（柏文）、朱绍森、赵权之、何雨霖等。马定祥的工作室写字台右边的墙壁上，钉了一排洋钉，上面挂着一串串用线绳串起来的古钱。每个钉子上都标着名字，名字下面挂的古钱，都是按照他们各自的“胃口”，从各地为之觅来的。写字台的旁边，还有一个有十多个抽屉的长立柜，每个抽屉也都各自有主，贴有标签，是为另外一些喜欢收藏银元、铜元和纸钞的收藏家们准备的“货”。圈内人一看这名单，自会掂出分量——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上海钱币收藏家的供货中心。
其实不仅是上海的藏家跟他交朋友，到后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全国各地的钱币商也都愿来跟他交朋友。因为他做生意只要东西好，从来不还价。大家对他有信任感，所以各地的一些钱币商到上海来，就不再一家一家地去敲藏家的门了，索性直接奔祥和泉币社了。每天的信件也不少。有一次有一封外地泉友来信，把重庆中路错写成了重庆南路，而且没写门牌号码，只写了马定祥的名字，居然也收到了。当时泉币界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如果要成为一流的钱币收藏家，一定要勤跑祥和泉币社，只要有马定祥帮忙，肯定能成功。
这个小店开张的时候，第一个来到店里的顾客，竟是著名电影明星、笑星韩兰根。以前马定祥还不认识他，只是听说过其人。那时韩兰根演电影还兼做生意，在淮海路重庆中路路口开一家瘦西湖菜馆，离马定祥的新开店只有一箭之遥，听说来了个新邻居，过来看看。
结果磨磨蹭蹭地买了两样东西，都是很不值钱的钱币。一样是一把战国时齐国的三字刀币，他一边看，嘴里一边说：“这把刀，我拿到店里厨房间好派用场！”另一样是一枚有孙中山头像的三鸟壹圆银币。这种钱，一般人家是讨吉祥的。他要付钱，马定祥说不要，说你是大明星，又是敝小店的第一个顾客，开门大吉，送给你吧。他说不行，一定要付，而且付了双倍的钱，说是新店开张，应当祝贺的。从此他们认识了，韩兰根没事时就过来坐坐。马定祥爱交朋友也是出了名的。小店里常来的不仅是钱币界的朋友，还有艺术界、演艺界、棋艺界的朋友。如京剧名角名票黄桂秋、程君谋、陈大镬、高少华、鲍小蝶、赵树楠、王玉田、汪可强等；有当时非常走红的电影明星徐风，顾兰君、顾梅君姐妹，顾兰君的丈夫、导演李英；有著名的评弹演员张鉴庭（评弹张调的创始人），薛调传人、琶王郭彬卿；有著名的画家吴湖帆、唐云、程十发、钱君匋；围棋大师顾水如，象棋国手谢侠逊等。还有一帮上海滩上很有名的笑星，如张樵侬（即大公滑稽剧团“四大笑星”之一，其他三人是杨华生、笑嘻嘻、沈一乐）、刘侠声等。上海著名的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活菩萨》、《三毛学生意》、《大李小李和老李》等都是他们演的。还有举世无双的“怪人”、当年荣家的合伙人王禹卿的儿子王亢元先生。经常来访的还有两位国外的特殊人物，一个是奥籍机铸币收藏大家耿爱德（又称依康）先生，他是专门收集中国近代金银镍币的专家，其藏品之多，无人能够企及。另一位是美籍鲍尔先生，他是上海美国花旗银行经理，专门收集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钞票。中国货币史专家、《中国货币史》的作者彭信威教授也是这儿的常客。马定祥的终生好友张璜先生（后来任香港钱币研究会会长），更是三天两头往这儿跑。
所以人家是“山不在大，有仙则灵”，马定祥则是“店不在大，有客则灵”。马定祥是个视生活为艺术的人，他事业上视钱币为生命，但绝不做苦行僧。他出门总是仪表堂堂，头发梳得丝丝缕缕，一根都不会错位，一双黑皮鞋隔几天就要打理一次，叫小儿子拿到路口的擦鞋老山东那里，擦得锃亮。衣着一定要整洁，深藏青色的长袍一尘不染。
有一年马定祥和堂弟马定方在北京收购钱币，看到街上的京剧广告，谭富英、谭小培、金少山唱《捉放曹》，心中甚痒，对马定方说：“此戏非看不可！”结果又是买的最贵的第一排的票，兄弟俩离戏台很近。戏台是木头搭的。那时已经有广播了，广播电台为在现场搞实况转播，就在台边上放了两个大扩音器，离马氏兄弟的座位不过数尺。那天的场面很火爆，观众不断地叫好，马定祥更是大过其瘾。当金嗓子金少山唱到“陈公台，休埋怨，一同上马……”的时候，马定祥的叫好声也到了高峰，又叫又跺脚。等到他们回到上海时，朋友们碰在一起问他们，是不是在北京看金少山戏了。马定祥很奇怪，说是我们在北京看戏你们怎么知道的？朋友们诉苦道——从电台广播里知道的，那天金少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就听见你们两个大喊大叫，还咚咚咚地踢……
马定祥一生兴趣广泛，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祥和泉币社里来客不断。但是，他个人私生活非常严谨，这方面原则性极强。
关于他的不近女色，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很能说明他“傻得不透气”。他有一个从小就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他在杭州时期的同学，叫茅一志，就是他的干儿子茅大雄的亲生父亲。毛家和马家住在同一条街坊，一家开成衣庄，一家开丝绸店，相互走动很勤。马定祥到上海后，毛家若在上海有事就托马定祥。反之也是一样，马定祥要赡养父母，到了月头拿不出钱来，就请茅一志先替他把钱送去，日后再付给他。马家的成衣店被大火烧了，而毛家的丝绸店没受损失，还开有米仓，所以家中财力要大过马家，这也许是茅一志“玩儿心”较大的原因之一。
有一年茅一志又到上海来玩儿了，他手里有点闲钱，很想玩玩赌，于是马定祥、马定方陪他来到沪西原先一个民国元老的旧宅“秋园”，去碰碰运气。他们来到一张桌子前，看见上面写着种种规则，如果玩儿得走运，转手即可得500元。马氏兄弟跟他约定，不论输赢，只玩一次，立马走人。茅一志则说，如果赚了钱他请客，一起去苏州“耍”。结果茅一志手气不错，第一次就赚了500元。他还想继续，马氏兄弟不允许，说是说话要算数，讲好只玩一次的，应该去苏州玩了，于是不由分说把他拉了出来。
茅一志心想反正这500元是天上掉下来的，于是不计成本了，要了一辆包车，三个人舒舒服服地到苏州。三人在苏州玩虎丘，逛观前街，吃吃喝喝一整天，到了晚上住进旅馆。茅一志看看腰包里的钱还没用完，玩儿兴未尽，就挥手要了三个房间，每人一个房间，同时又招呼了三个妓女，把钱也付了，说是今天晚上大家尽尽兴，说完他招呼其中一个妓女走了。剩下马氏兄弟和另外两个妓女，马定方说，这下可怎么办？马定祥说：“这好办，不是有两个房间吗？叫她们两个住一间，我们两个住一间就是了。”说完他们兄弟自归自地进一屋休息了，叫那两个妓女进另一屋。第二天早晨茅一志满脸堆笑地问他们，怎么样，昨晚上玩得尽兴吗？马定祥连忙说：“好的好的，我们走吧，赶快走吧，上海还有事情呢！”
当然，钱币收藏在他生活中永远是第一位的。到祥和泉币社的客人多数就在楼下店堂的小沙发上落座了，只有少数人能走到楼上。那倒不完全是因为商业秘密，关键是他那楼梯实在令人望而生畏。因为那是个只有6平方米的小天地，要在这么短的距离里直通楼上，楼梯之陡就可想而知了。关于这个小店的伙计方鹤林，那的确是马家的功臣。他是最好的钱币拓片能手，是与马定祥的祥和泉币社相始终的唯一的店员。他本是马定祥表姐夫的弟弟，原先是做古旧书生意的，人很忠厚，忠心耿耿，但是因为沾带了“老枪”（抽大烟）习气，生活就一直很潦倒。马定祥开店后，看到他没什么事做，就请他到店里帮忙，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把大烟戒掉。马定祥在亲戚中很有威望，说一不二的，方鹤林听从了劝告，把大烟换成了斑马牌头痛粉，每天吃一包。他在祥和泉币社一干就是十年，直到公私合营为止。方鹤林非常聪明，学拓钱币拓片，经马定祥略一点拨就悟出了道理，逐渐积累了经验。他拓出的拓片浓淡相宜，轻重得当，很有精神，再钤上吴朴堂为马定祥刻的审定章，点缀一下版面，那简直像个艺术品了。后来罗伯昭、沈子槎、孙鼎、王亢元等钱币收藏家，都曾请他为其拓拓片，5分钱一张。他经过多年的磨炼，拓技超过了张叔驯先生雇用的拓手杨廷康（步云），成为国内泉币界的第一拓手。
他的工具和用的材料都非常考究。拓纸用的是六吉连绵纸，当时要1两黄金1刀的价钱。用墨是用明朝的古墨，黑得古朴厚重，有凝重感。用的水是从中药店里买来的白芨泡的水。棉球是用一块小方绸捆扎起来的棉球。还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买的，也是买不来的，那就是他自己的唾沫。人的唾沫有点黏性，也有点滑，用在拓片上正合适。钱拓面积小，嘴里那点唾沫正好够用，也正可以“自动”控制水分的多少，这是他的高招。所以他的舌头一年到头都是黑的。他倒不觉得吃亏，反而对人说：“我的身体这么好，可能就是因为吃了这么多的古墨吧！”
马定祥曾关照方鹤林，无论谁来请他拓拓片，一律一式两份，一份拿走，一份留下来。所以十几年下来，许多著名收藏家的珍钱拓片马定祥手里都有了。方鹤林为马定祥拓了足有1万多张拓片，是为出版《泉币大观》作准备的，可惜后来因种种原因，书未能出成。拓片在他临去世之前，全部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了。
有了好的拓片，还要配以好的图章，这样的拓本才有完整的艺术感。20世纪50年代初，马定祥请著名篆刻家、王福庵的学生吴朴堂为其刻图章。那时吴的图章才一元钱一枚。他为马定祥刻了近百枚图章，诸如马定祥常用的“定祥审定”、“定祥欢喜”、“定祥得来”、“曾藏定祥之家”、“吉斋传拓”、“吉斋泉雕拓本”等。有的图章是王福庵的篆书，吴朴堂的雕刻。这些图章用料也十分讲究，其中有鸡血和田黄。可惜这些图章在十年浩劫中均遭劫掠。有不少被造反派弄到当时的工艺品进出口部门，当做一般石料成抽屉地低价卖掉，去“创”外汇。据说当时抄家抄来的印章也是满坑满谷，一抽屉100枚图章，里面不乏鸡血、田黄之类，但造反派有眼无珠，根本不识货，统统算作统货，几块美金一抽屉，全卖给日本人了事，让那些日本人美美地发了一笔。
有趣的是，若干年后，马定祥的干儿子茅大雄竟然在日本的一位收藏家（佐藤文夫）家里，偶尔发现了当年吴朴堂为马定祥刻制的图章，是“定祥审定”、“定祥欢喜”两枚，另外还有韩登安为他刻的“吉斋泉雕拓本”，共三枚，于是断然高价购回。其中“定祥欢喜”章是王福庵篆书，吴朴堂雕刻的。那枚马定祥平常使用得最多的“定祥审定”章，边款上还刻着吴朴堂的题记：“定祥先生夙有古癖尤富藏泉为海内有数人物凡古今泉币一经先生审定无不真赝立辨刻奉此印以志钦挹庚寅七月下漧朴堂并记。”然而，吴朴堂本人的命运却非常悲惨，“文化大革命”之初，他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不幸遭到冲击，自杀身亡。
祥和泉币社，这个有趣的、深受朋友们欢迎的小店存在了11年，曾经收购和卖出了无数珍稀金银币、古钱、铜元和纸币，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就只好关门大吉了，并入了淮海中路629号的新龙古玩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