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当年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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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聂耳当“学生军”的一段生活崎松(1)

有人说:透过一滴水珠,可以看到一个大海。透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一个初生牛犊不畏虎的聂耳。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和母亲彭寂宽是云南玉溪的中医师,后到昆明行医。聂耳于1912年2月15日出生在昆明市甬道街72号父母开的“成春堂”小药铺楼上。1916年,聂鸿仪因积劳成疾而病故,当时聂耳刚满4岁。从此全家5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来负担。聂耳从15岁开始读马克思著作,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他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云南政局动荡,反革命势力猖獗,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学生运动受到压制,因此他决定到外省探索真理、寻求发展。恰好这时,驻在湖南省郴州的滇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为补充新兵,到昆明来招“学生军”。十六军军长是云南人,叫范石生。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战斗失利后,朱德率领部分红军向湖南转移,一度在湖南郴州与范石生建立过反蒋统一战线。于是,青年学生们认为十六军是一支有革命倾向的进步队伍,所以报名踊跃,几天之中就达到200多人,聂耳也背着家里报了名。

报考“学生军”前,聂耳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革命武装,正在一些地方搞“士兵运动”和“兵变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对旧军队中的士兵灌输革命思想,提高他们的觉悟,从而策动哗变。把军阀武装、地主武装转变为革命武装,扩大红军,夺取政权。聂耳认为十六军是一支滇军部队,绝大多数士兵是云南子弟,在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有较好条件。即使不成,也可以利用这个外出的机会另谋出路。他向团组织谈了这些想法,得到中共地下党领导同意后,他才和团小组长郭耀辰、党员胡受之等人一起去报名。经过考试与体检,郭耀辰因眼睛近视被淘汰;胡受之和聂耳两人被录取了,但胡受之又因走漏了风声被家人发觉,受到很大阻挡,终未成行。

在旧社会,云南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俗语:“穷借粮、饿当兵,悲时倒灶当沙丁。”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穷到了没有办法可想时,才不得不去承受高利贷剥削,借粮来吃;只有饿到了走投无路时,才会不得不去当兵送死;只有到了实在活不下去时,才不得不去替资本家当牛做马,爬进阴暗的矿洞里去背矿。聂耳对外出当兵的危险,并非一无所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才直接从学校里出走,不敢让家人知道。

从昆明到郴州的食宿由“学生军”负担,但生活必需品、看病等要自己掏钱,军装也要到郴州以后才发给。聂耳不敢让老母亲知道,只好向省师两位同学借了14元滇币就上路了。1928年11月30日清晨,一声火车汽笛响过后,16岁的聂耳离开了可爱的家乡、可爱的亲友,他的双眼湿润了。40多名被录取的“学生军”,坐着两节四等车厢的云南小火车,向越南首都河内开去。这条铁路是法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承认以后而修筑的。从1904年动工,到1910年4月1日完工,筑路工程中,中国民工死亡7万多人,真是一道枕木一条人命!

这种火车十分简陋,没有座位,在紧靠车厢两侧各搭一块木板,人们就面对面坐在木板上,车厢两侧也没有玻璃窗,是用木头梭板做成窗子,光线很暗。走道中间,还摆放着铁路公司收运来的鸡鸭,粪便的臭气熏透了车厢。梭板窗打开后,煤烟吹进来,使人呼吸困难。特别是列车进入山洞时,更是呛得让人连气都喘不过来。

当天下午,火车到达阿迷州(现开远市),部队住下来。晚饭后,聂耳把一封家信投进了邮箱。

当天晚上聂耳在旅店中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母亲和二哥从家里赶到阿迷州来捉他。聂耳再三向他们恳求,但他们无论如何不让他走,拼命扯着他的双臂往回拽,聂耳则竭力挣开。七拽八扯,就把聂耳扯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天还没有亮,头上却冒出了汗珠。

12月2日上午,“学生军”刚要上火车出发,车站却发生了一起惨案:有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跳上火车想到下一站去捡点碎煤,因买不起车票,被乘警推下火车,当场压断双腿。聂耳目睹了这次惨案,后来,他就以此事写了一篇《碎煤》的短篇小说,控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12月2日,“学生军”到达越南海防;4日晚上又乘轮船,经过3天航行到达香港。接着又改乘“广西大仓”号,直达广州。再经过韶州、归头、乐昌等地,历时半月之久,最终于12月15日到达湖南郴州十六军的驻地。经过两天整编后,每人发给一套制服、军帽、油布雨衣、皮带等,聂耳被编到了新兵队。在这里,他过了10天非人的生活。每天“操八字慢步”、挨饿、挨冻、抢锅巴吃。“暗探”难防,每天还要搞“清共”。有的士兵逃营后,被抓回来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残,这时,聂耳才明白,原来招收“学生军”时所作的种种“革命”宣传,什么“进军事学校”等完全是骗人的。实际上是为补充新兵,为军阀当炮灰。要想在军中开展“士兵运动”,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条件。聂耳想找范石生军长亲自谈话,但是范石生早已下达命令,所有招来的新兵,一律不得见他。不过还算幸运,郴县的宪兵队队长毛本芳和聂耳是玉溪同乡,他们在昆明参加“玉溪青年改进会”时见过面。还有几个低级军官也是朋友,他们都对聂耳非常关心。经过他们千方百计地奔走、疏通,在连长李舒华的帮助下,聂耳终于在1928年12月26日离开新兵队,调到一三七团二营六连担任文书上士,每月可领16元工资。但这点钱连伙食费也不够,还要由连长给予补贴才可以生活。这时聂耳把自己比做一只“初离母巢的孤雁”,面对着“光明的东方”和“洪涛巨浪”,他想要奔向“自由之乡”。1929年2月11日,他在日记里写了一首诗:一个卑湿污浊的荒岛上,

站立着一只初离母巢的孤雁!

他那细长的头颈,不住地转向后看,

看不见他可爱的故乡;

他那细长的头颈,又不住地伸向前望,

只望见他的前途茫茫。

渐放光明的东方,

突起一轮通红的太阳;

残暴怒吼的洪涛巨浪,

一阵阵地涌上他的身旁。

他知道这是他的穷途末路,

只好挣开了他那柔弱的翅膀,

预备着奔向他的自由之乡。

啊!自由之乡!

通过这次经历,聂耳深深明白了“理想是直线的,但事实是曲线的”。为了摆脱这个处境,他写了一份申请,要求军部批准他去上海报考公费学校。最后,上边批复说:“现在缩编在即,关于该员到沪修学事,俟缩编再决定。”在郴州当兵的103天,聂耳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像一只“孤雁”,“慢慢地吮吸”“少年苦酒”,但他仍然抽空读书,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学校;同以往一样,关心着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他的日记中除了记录士兵生活外,还记下了“广东逮捕70多个共产党员,两个女孩、军官”等消息,并抽空写下了《碎煤》、《薄暮》等短篇小说和短诗。又分别给母亲和二哥聂子明各写了10页纸的长信。他在信中对二哥说:“你不要以为我是消极的,我并不消极。我的英勇、我的热血,还是继续地沸腾着,决意向着光明的前途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