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
1924年春天，原先一向是爷儿们撑世面的西藏路大庆里张家，一下子变得像个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她们整天唧唧喳喳，情绪非常激动，常常在一起严肃而紧张地讨论国家大事，诸如街头流浪儿的收留问题、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黄包车工人的生活问题……
别人早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怪的事情，她们却不能容忍，像是发现了中国非常了不得的社会大问题，需要呼吁政府立即拿出办法来。她们时而你辩我驳，时而引经据典，有时一本正经地一起涌向大人们讨说法，甚至还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发动民众……
原来是张静江的五朵金花回来了。
这五朵金花是张静江的前妻姚蕙生的五个小姐：蕊英、芷英、芸英、荔英、箐英。她们从小生活在法国和美国，初回上海，对中国的许多事情弄不懂。她们又继承了父亲政治情绪热烈的细胞，遇到社会问题就不肯罢休。但这还仅仅是张家的半个花世界。后来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朵金花，即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组成了十朵金花、“万吨”小姐的阵容。当然张静江家不完全是小姐，还有两个公子，即张乃昌和张乃荣，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生的。
姚蕙夫人生的几位小姐1908年跟父母来到了法国巴黎（荔英和箐英出生在巴黎），因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最初就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全家移居美国。小姐们从小学弹钢琴，进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社区文化活动，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观念，对西方的音乐、舞蹈、美术都有很好的感悟，对美丽的服装尤其感兴趣。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幸去世（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一个公园里散步时，不幸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中，脑溢血而去世），或许她们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了。但是张静江那时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因而多数时间在国内活动，于是五个小姐就由其舅姚叔莱夫妇带领，回到上海。令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飘来飘去，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儿们，一旦回到国内，突然一个个都成了女革命家。她们中最小的菁英才12岁，最大的蕊英也才20岁出头，与她们的后母年龄差不多。芸英和荔英刚高中毕业，不到20岁，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
她们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是这样落后，总之样样看不惯，样样都不好。于是就像在美国看到的街头演说家一样，也尝试着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
可惜小姐们只知道批评社会的阴暗面，至于这些阴暗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国家光明起来、强大起来，却拿不出救世良方，这种宣传也就不会持久。其实不要说她们，就是她们的父辈，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不也是被这难求的“救世良方”难为了一辈子吗？但是显而易见，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以及其父早期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倾向，在她们的脑海里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尤其是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不违心地屈从别人的个性，这种个性想必也是令她们的父亲大为惊讶的。几年之后，当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儿们，支持南京，力主“清党”，与武汉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居正、陈友仁等绝然对立；而他的五朵金花，这时候却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武汉方面，支持了宋庆龄！她们中凡是后来留在大陆的，都与宋庆龄保持了联系，张荔英还嫁给了陈友仁先生。这大概都是张老太爷所没有想到的。但是张家老太爷讲民主，从不压制孩子们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尊重她们的意见和选择，所以父女间的关系永远是亲切美好的。在女儿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爸总是设法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当时的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1924年），也为小姐们的美丽和活力而感到震惊。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这几位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她们一起回家来与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她们不像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国，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就是摩登的极致。我对她们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及雅致的服装，尤其印象深刻。她们真的不同于上海的一般姑娘，我认为她们棒极了！”
陈洁如与张家大小姐张蕊英尤其合得来，认为她“最温婉可人”。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张蕊英给了她精神上的支持。在后来世事多变的几十年中，她们始终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堪称知心朋友。陈洁如与其他几个小姐关系也不错，她20世纪60年代初去香港定居前，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款待时，周恩来问她还想见什么人，她说想见见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
大女儿蕊英嫁得最风光
由于张家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张家小姐特有的气质和秉性，她们的婚恋就格外地与众不同，一时成了时人关注的热点。她们各有各的感情经历，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的简直就是拍电视剧的好材料。
大女儿蕊英嫁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留学生瞿濂甫（志洁）；二女儿芷英嫁著名实业家、美国留学生周君梅（南浔丝商“八牛”之一的周家之后，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三女儿芸英嫁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也是留美学生陈寿荫；四女儿荔英嫁孙中山先生的外事顾问、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五女儿菁英嫁著名的病理学家、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林可胜。
其中大女儿的婚事是老太爷为之操办的。现在南浔张静江故居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组十分有含金量的贺喜礼单，那礼单的原件收藏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张静江卷宗里，很能说明当时门庭若市的盛况。那礼单上分别写着：“仅具银花瓶成对敬贺令媛出阁之喜”、“仅具喜幛全幅恭贺”、“仅具锻幛奉申于归之喜”、“仅具文华葛喜幛壹悬奉申”等，共有厚厚一大本，可知当年婚礼隆重的程度，时间是1930年。那时张静江身为浙江省省主席，又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政府大员的大小姐出阁，各方面人员不会怠慢。
婚后一对新人先后住过赵主教路（今太原路）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最后住进上海西区贝当路（衡山路）上的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毕卡第公寓那时是外国洋行老板和大班住的地方，当时只有两家中国人住在里面，一家是广东富商谭家，另一家就是张蕊英家。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用金钱堆起来的风光是不会长久的。瞿濂甫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的留学生，但本性还是个公子哥儿，对家庭并不负责任，而很有花钱的本事。他在美国读书时，张蕊英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读美术学院。他见蕊英长得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又得知蕊英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就拼命追求。对于这桩婚事，张老太爷原本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有的是“情报人员”，知道这个公子哥儿原先在家里结过婚的，张家的大小姐怎么可以嫁给原先有家室的人？但是这对年轻人已经双双坠入爱河，况且长期的西方生活，张蕊英原本就不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计较瞿氏原先的家室。如此，当老爸的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自然不愿违背女儿自己的意愿，“恩准”即是。
谁知婚后不几年瞿氏就真面目大暴露，尤其是张静江不再是蒋介石亲信圈子里的红人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在外面喝醉了酒就回家发脾气，甚至摔盆子打碗，动手打人。张静江曾经给他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1935年安排他在浙江旅游局，任导游处的翻译，专门陪外国旅游者，发挥他外语好的特长，同时也用这个方法把他“拴”在杭州，省得他无法无天。可是这并没能改变他的恶习。张蕊英性情温存，思想单纯，一切总是乐于从好的方面着想。为了维持这个家庭的和平局面，她总是对丈夫婉言相劝，好话好说，因为张家毕竟是个有身份、有影响的大家庭，自己又是中西女中和世界小学的教师。但是很遗憾，你越是谦让事态就越严重，无形中还助长了他的有恃无恐。当张蕊英确信他已经无可救药，并且在外面拈花惹草时，就断然分手了。
张蕊英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她历来思想单纯。她无法想象一个男子汉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誓言，可以忘记自己的责任。她对社会上的坏人坏事了解得太少了，防人之心根本还没生出来。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不知怎么聊到了社会上的“野鸡”，她竟很认真地问道：“什么是‘野鸡’？”那时她已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惹得她家的保姆金妈都对孩子说：“你看你们妈咪，连‘野鸡’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但是她很明白是非，在大事上有自己的主见。20世纪40年代末期，金圆券政策已经把老百姓手里仅有的金子和外汇搜刮殆尽，老百姓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买不到东西。她知道，这样的局面肯定是不正常的，于是毅然支持了她的女儿瞿明明和朱英（原名瞿英英，参加革命后改名）参加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瞿明明和朱英都是市三女中的学生，瞿明明在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是该校的第二位党员。女儿们的活动并不瞒着妈妈，要参加重要集会时就不能正常读书了，学校规定必须有家长的请假条，当妈妈的有求必应，写一张就是了。有时两个女儿还会把同学带回家来，或是开会或是写标语，蕊英就留同学们在家里吃饭，把大听的火腿罐头打开，尽可能让大家吃得高兴。有时女儿和同学们到上海交大参加地下党召开的进步集会，回来很晚了，蕊英就安排同学们在家里的地毯上入睡。多少年后，当年的同学们早已白发苍苍了，都还念及着张家大小姐温暖的恩惠。
可惜她寿不长。张蕊英1950年因患急性脑炎在沪去世，年仅50岁。在这前一年，许多国民党老人的家眷和一些青年会的朋友都在盘算着离开上海，蕊英劝大家不要走。她很镇定地说：“有庆龄（宋庆龄）在，我们大家不要走。”她坚信宋庆龄的选择，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联系。可惜不久她突发脑炎，仅在医院住了三天就病逝了。
她是与她父亲在同一年辞世的。那年她的最大的孩子瞿明明19岁，最小的孩子才11岁，还在读小学。从此，还在读高中的大姐瞿明明就成了一家的领导，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活。
贤妻良母的张二小姐张芷英
张静江的二小姐张芷英是个很有主见的、外柔内刚的贤妻良母，性格中还不乏幽默细胞。她也是从小在法国和美国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BARNARD学院就读，所以法文和英文都很好。但是一旦回到上海，中国话反而不会说了，于是回过头去再进中西女中补习中文，把中学又读了一遍。
在中西女中读了两年后，中文勉强能应付了，但是书写上还常常要闹笑话。比较值得“纪念”的是她结婚时候的登记，结婚登记嘛，新郎新娘自然必须亲自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的。新郎官签名后就轮到她了，她拿起笔来写得倒挺利索，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竟把张芷英的“张”字的最后一笔给忘掉了，而这是个谁也不认得的字。事后她很懊恼，说“我把我的姓少写了一只脚”。自己的姓都会“少写一只脚”，可见中文关的确很难过。
芷英表面上跟她的大姐一样，窈窕淑女，文静而典雅，但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她是很大胆泼辣，很有爆发力的。
她们回到上海不久，有一次她走在街上，突然上来一个小偷，伸手把她的钱包给抢走了。张家小姐那时都穿高跟鞋，大概那个小偷断定这个千金小姐不会来追他的，说不定早吓晕了。谁知这位千金小姐跟人家不一样，她把高跟皮鞋一脱，赤脚就追，居然被她追上了，抓住了那小偷，夺回了自己的钱包，她还狠狠地把那个小偷教训了一顿！可是那小偷也不是等闲之辈，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对小姐哭诉说自己的父亲正在生病，家里没有钱给老人治病，不得已才想出此招……这一招也真灵，张芷英一听就心软了，还觉得他孝心可嘉，于是把钱包里的钱拿出来分给他一些，对小偷说：“你孝顺大人需要钱，就应当跟我说，不要抢！”然后光着脚，雇了一辆黄包车回家。回到家里，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倒不是心疼女儿给小偷钱，而是担心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姐，脑子里根本没有坏人的概念，遇到危险怎么办？于是赶紧把女儿教训一顿，立下规矩：女孩子不许离家太远，不许到那些治安差的地段去，不许一个人出去，不许……回沪两年之后（1925年），她与周君梅（名周延鼎）结为伉俪。周君梅是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留美学生，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也是南浔人，他们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周家也是南浔著名的富户，祖上跟张家的祖辈一样，也是以丝业和盐业发的家。两个人是同乡，都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同样的家族背景，他乡遇知音，遂一见钟情。张芷英是张家五姐妹中第一个出阁的。婚后他们夫唱妇随，相亲相爱五十年，养育了四个孩子（一男三女）。随着中国政局的动荡，他们也饱尝了颠沛流离和艰苦创业之苦。但是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和生活，张芷英都能应付自如，随遇而安。
他们婚后先在杭州开了一家丝厂，经营得很不错。张静江见这个女婿这么能干，就叫他来帮自己做事。那时张静江主持国家建设委员会，正在大搞基础建设，于是就叫周君梅去主持修筑铁路，出任了江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张静江自己当董事长。
可是这样翁唱婿随的太平日子并没有多少年，抗战爆发了。战争年代里，他们一家没有跟随张静江避往海外，而是辗转大后方，先后到了昆明、缅甸和印度等地，仍旧办实业，以实业的成绩支援前方抗战。他们响应云南实业家缪云台开发大西南的号召，毅然南下，率先在昆明办起了云南丝厂。云南这个地方由于靠近越南，又因为越南历史上是法国的殖民地，云南受其影响，因而法语较为通用。从沿海和北方去的人大都感到不很方便，但是芷英却如鱼得水，她的法文就有用武之地了。
有一次，他们的好友程太太突发急病，张芷英眼看情况危急，就冒雨跑到距离不近的昆明唯一的一家法国医院求救。那个医院的医生本是坐院门诊而不出诊的，但是医生硬是被芷英流利的法语说服了，并破例用自己的包车去程太太家诊治，解除了一桩人命关天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