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周君梅受聘前往印度办丝厂，主要生产降落伞，供前方作战的联军空军使用。工厂设在MYSOR省的一个小城KOLLAGAL，那个地方过去一直是英属的殖民地，生活很艰苦，气候条件和生活习俗也与中国大异，张芷英毅然带着四个孩子陪同丈夫前去，自然又要调整全家的生活，以适合新的环境。这时她的英语又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使全家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很快自如起来。
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全家跟所有在战时迁往内地的家庭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南京。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内战又席卷全国。他们选择了重返美国。后来她于1975年在美国去世。她一生相夫教子，辗转各地，是丈夫的贤内助，也是孩子们引以为自豪的好母亲。现在，周君梅、张芷英夫妇的四个儿女都已成了爷爷奶奶，所以他们名下的第三代、第四代也“转眼忽成行”了，其中有7个孙子、孙女；14个曾孙、曾孙女，俨然一个大家庭了。三小姐张芸英把宋子文晾在了一边三小姐张芸英是位钢琴音乐家，她一生从未离开过钢琴，直到晚年仍旧每天弹钢琴，而且把儿子和孙子都培养成了钢琴音乐家。
张芸英的父母原本都不乏艺术细胞。姚蕙是苏州城里的大家闺秀，能诗会画，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根基。张静江在出版大型彩色画报《世界》杂志的时候，姚蕙任发行人，想必与她的美学基础是分不开的。张静江年轻时受舅舅庞莱臣的影响，也很注重书房的功夫，而且收藏宏富。他绘画喜仿八大山人，现在他的南浔故居陈列馆里仍挂着他的山水绘画作品；书法则喜练行书，而且自成一格，与他那天马行空般的性格十分相符。五朵金花超水准地继承和发挥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她们从小就泡在钢琴和色彩里，加上长期的西方开放式的教育和生活，使她们一个个才华横溢，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才干，尤其是老三张芸英、老四张荔英、老五张菁英，她们终生与艺术结缘，成为职业艺术家，分别是音乐家、画家、服装设计师。三小姐张芸英是职业钢琴艺术家，她从小就学弹钢琴，在美国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开钢琴演奏音乐会了。可惜，让她爆得大名的首先不是她的钢琴，而是她的恋爱史。
她是在1924年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认识了留美成才的陈寿荫的。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他们都是爱好艺术的青年，见多识广，风华正茂，在一起自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两个月的海上富有诗意的漂流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了浪漫色彩，也更符合芸英的艺术理想。
可是老太爷张静江不同意这门婚事。老太爷一向主张自由、民主、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也许是他的门户观念在作怪，也许他认为文艺圈的人士不甚可靠，或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他都不舍得放手。北伐之前（1927年），张静江在广州（被蒋介石请去坐镇大本营），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老爸，竟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为“紧张”。宋子文身为国舅，又出掌民国财政，张静江还看不中他呢，遑论他人！可能20岁出头的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国舅有些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订婚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下不了台，一时传为大笑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在张芸英要乘船回上海时，他竟下令不许开船。可是他不懂得，他越是这样就越是惹小姐讨厌了。宋子文哪里知道，张家小姐个个都是貌似柔弱，实乃刚强的新派女子，一心要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你那国舅的身份算什么？在她们眼里根本还排不上号呢！张老太爷那“无政府主义”的细胞，其实早已无形中“传染”给了小姐们，于是芸英决意“造反”。本来张家小姐目标就大，人们对于名流的情事就更加“没有不透风的墙”，宋子文追慕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了，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其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中国的第一代导演，但女儿喜欢，他鞭长莫及，毫无办法，还“乖乖地”摸出了1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回国后曾随名导演从业，曾任职雷摩斯公司、大中华公司、新华公司、新人公司，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电影各个环节上的质量要求都很高，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自然招来合伙者的非议。日子久了，他在伙伴们中就不很受欢迎，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后来他和芸英到他老丈人当省长的杭州任职去了，在杭州电厂当经理。抗战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时，占领并接管了电厂，他们只好回到上海，住在衡山路上著名的华盛顿公寓305室。
这对艺术夫妻有两个儿子，陈平和陈鹏，其中陈平后来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也成了钢琴艺术家（“文化大革命”后出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他家原本小日子过得挺安稳，谁知抗战胜利以后竟出现了裂痕，主要是因陈寿荫与著名影星胡蝶女士交往过多引出的矛盾。三小姐认为这场婚姻的意义已经走到头了，于是宣布离婚。这是1946年的事情。第二年，她的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那么正好，全家离沪北上，到北京生活去。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宁可北上读清华。
离开了丈夫，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从单位里分到了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同时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当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姐妹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有的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学院的知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