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语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但她也有想不通的事情，比如她的儿子陈平被打成“右派”她就想不通，因为她了解儿子就像了解自己一样。其实，她对人家的做法想不通，而人家对她的做法还想不通呢！她对共产党的坚信和在住房问题上的固执都让人家感到奇怪，不要说一般人想不通，就连宋庆龄也大为迷惑！当初在全国解放前夕，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她父亲预感到情况不妙，从美国打电报来，叫她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飞机票都为之买好了。她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我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而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来，她都向组织汇报了，在一次思想小结中，还表示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部门。
她跟她大姐一样，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并且相信共产党是正确的。她们不大见面，但是常常通信。20世纪60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带来宋庆龄画的画。走的时候就带回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
按说，有宋庆龄这么个大后台，又是统战对象，诸如工作、房子、儿子落实政策等问题，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呀？在老百姓看来的难题，在她说来，理应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她就是有“路”而不走，这就令人看不懂了。她原先跟儿子住在一起，儿子下放时她就没地方住了，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一过问，事情就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这事要叫别人，感谢还来不及呢。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可以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坚持只要两间。宋庆龄帮人是帮到底的。知道有“两间”之说，也来信劝她应当拿下三间。她回信说，两间足够了，不需要三间。宋庆龄又来信说，你只需付两间的房租，另外一间的房租我来付好了。那也不行，我只要两间！多一间，不要！后来，她真的与别人合住了一套居室，直到她去世。
张荔英嫁给大她三十岁的陈友仁
四小姐张荔英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反传统的“侠女”。她是个画家，很有才气，还会骑马打猎。1930年，她嫁给了比她大约30岁的陈友仁。陈友仁是民国出名的传奇人物，著名外交家、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和外事顾问，早年在英国读书，辛亥革命后回国。他参加过凡尔赛和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和会提出废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还参加过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孙中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庆龄与斯大林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曾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和1931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他的原配妻子阿加莎患癌症去世4年后，他与张荔英在巴黎结婚了，两人的年龄相差很大，自然引起一场轰动。关于他们的婚事，外界误传是宋庆龄为之介绍的，其实不然。陈友仁在给女儿的信中解释了这件事：“我刚从诺曼底度蜜月回到巴黎，看到你8月份的来信。是的，我结婚了。但是你从报纸上所引述的报道有许多地方不正确。孙夫人并未‘安排’我的婚姻，因为乔吉特（张荔英）和我都不是喜欢这种办事方式的人。1928年我第一次去巴黎时，孙夫人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她，自那以后，我们就着手自己的准备。我们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因而自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在内……乔吉特大约和你岁数一样大，比你稍许矮一点。她很可爱且富有个性并意志坚强。在这儿的艺术界，她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画家。她生于巴黎。我非常非常的愉快。”其实张荔英嫁给陈友仁时，陈的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早已过去。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是个流亡海外的反蒋斗士，曾期待斯大林能干预中国的政局，把蒋介石赶下台，但斯大林保持了沉默，他就只能流亡海外了，直到1931年才返回上海，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抗战爆发后陈友仁去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并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家中，于1944年病逝。当时他仍在被日本人软禁中，享年66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颜惠庆致悼词，高度评价了他作为民主战士的一生。当年5月23日，张荔英遵其遗嘱，将其骨灰撒入大海。当初对于荔英的这桩婚事，其老爸也是气不打一处来的。双方年龄相差甚远且不说，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他们把兄弟中陈英士是“大哥”），在“清共”中是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死硬分子。荔英嫁其后，他好几年都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这如何能讨老丈人的欢心？然而张家注定是个出“奇人”的地方，张静江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奇人”，张荔英女承父志，亦是个敢为天下所不敢为的传奇女性。
她当然还是尽可能地争取父亲的支持，她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请求父亲同意。信的最后说：“务祈大人见信后速赐复音，以成全女儿终身美事，不胜盼甚，祷甚……”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当老爸的还有什么办法呢？论口气，女儿哪里是在征求意见呢？分明是在下“最后通牒”嘛！
陈友仁也有一信同时寄出，信中除了表白他与荔英之间的爱慕之情，还很识相地汇报了关于他去莫斯科的事情，以及关于对于“赤化”问题的大致看法，都说明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回避矛盾。不知张静江看信后作如何想，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他是很不以为然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对新人的婚事是轰动了巴黎的，很多报纸都作了报道。
张荔英在20世纪20年代初还为她的家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护送她母亲的灵柩回到南浔老家。当姚蕙不幸去世后，张静江非常悲痛，花巨资买下一口水晶棺材，并决定将其灵柩运回南浔张家祠堂。张荔英一路陪同母亲的灵柩漂洋过海，一直看到那灵柩在张家祠堂里安放停当为止。后来这口水晶棺材多年来并没有入土为安，因此南浔的老人都知道，张静江的姚夫人睡的是口水晶棺材。
可惜这口水晶棺材的命运也不好，在抗战中被伪军劫走，不知去向，姚氏夫人的尸骨从此也不知去向了。现在张家祠堂已成为一家饲料厂的仓库，堆满了杂物，但是三进厅堂的宅院基本结构还没有被破坏，两侧有高耸的封火墙，栋梁上的雕花仍清晰可见，总还是一处张家遗迹吧。
张荔英晚年在新加坡办美术学校，开画展，被视为新加坡的文化名人。她的大量绘画作品晚年都捐献给了新加坡美术馆。美术界认为，她还是第一个把法国印象派绘画艺术引进亚洲的人，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尊敬。五小姐张菁英当了服装设计师
五小姐张菁英，抗战胜利后嫁给了民国政府卫生部部长林可胜，大概她老爸也不会是太情愿的，因为林可胜原先结过婚的，只是夫人去世，才又续娶了张家小姐。
菁英在姚氏所生的女儿中最小，当然也是父亲的心肝宝贝。抗战前她在沪时，喜欢一个人开着汽车到处跑，一个月所耗的汽油费常常在百元以上，由账房付给。那时候一个银行经理的月薪也不过才300元，一般的银行职员的月薪只有三四十元。张静江知道后关照账房，不许她这样挥霍，每月用项要限制在200元之内，包括汽油费在内。账房先生请他直接告诉菁英，但张静江不肯，坚持一定要账房去当“难人”。菁英听了当然不高兴，但张静江见了女儿依旧谈笑风生，绝不提汽油和“限价”问题。他在女儿面前似乎有意要保持一个“好爸爸”的形象。
小姐中胆子最大的大概是菁英，抗战胜利后她常和汇集在上海的中外飞行员们在一起，还与中国的第一位女飞行员李霞卿是好朋友，于是就跟他们学开飞机，居然真的能把直升飞机开上天了，在朋友中又刮起一阵小小的风暴。
林可胜是著名的病理学专家，1897年生于新加坡，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留学生，还获得了哲学和科学的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生理学会的创办人，还兼任《生理学杂志》主编。1948年他任国防医院院长、卫生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赴美讲学，后来一直在美国讲学和做研究工作。菁英没有去享部长太太的清福，而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她的正式职业是服装设计师，在上海时曾在现在的锦江饭店靠路边的“炮台楼”上开服装设计、裁缝店。她设计的衣服有明显的特点，是以红、黑、绿三种颜色为基色的，而且以职业女装为大宗。1949年后她和丈夫又去了美国，前不久才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