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本身科学工作的需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青少年社会问题的研究。一些青少年以过晚地进入成年社会，思想单纯并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还保存着童年固有的幼稚特征而自居，这是令人遗憾的。
这部分青少年的情况如何，要明确地说清楚并不容易。毫无疑问，他们在青少年中只占明显的少数，但能量却在日益增大也是事实。所以，在当代苏联青少年社会主义化的进程中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这里，我想就这些问题的性质作一探讨。
首先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化这个概念的本身。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说，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们逐渐学会有效地投身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中去。这个过程是掌握成年时期必须具备的理解力、鉴赏力、工作技能等的过程，是培养善于发挥各种社会作用，有能力承担对自己和其他人的责任，并具有一定自制能力等的过程。
通常都把社会主义化了的人称为独立了的人；相反，把那些表现出思想不成熟的人称为未独立的人，或者科学地讲，称为幼稚型的人，即具有童年时期个性的人。
什么是幼稚型的人呢？
让我们从自己最熟知的生活领域里找出几个例子：
一位近三十岁的男子问杂志的编辑人员“我是否应当结婚？”；一位二十五岁的新婚男子满有理由地写道：“在登记处为新婚夫妇签发结婚证书的同时，应当向他们发放独居住宅证明”；一位同事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悲剧：一个十七岁的男孩上吊自杀了。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不象同伴中其他孩子们那样也有一条牛仔裤。
任何人都无法帮助自己，这在生活中是常有的事儿。上述前一个例子中的一人就是这样。正如一部旧影片中插曲唱的那样：“这种严肃的事情不能委托任何人。”社会主义化高的人都清楚这一点，他甚至会对提出这种问题供社会讨论，求得某某的答案而感到羞愧。
对于第二个例子人们会问：“难道你是从月球来的？”如果这个人住房困难，他不会不知道目前我们暂时在住房顺序上究竟是如何安排的。
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家庭是大多数人社会主义化的主要动力，在个性发展的初级阶段它的意义特别重大。当然，学校对个性的影响无疑也是重要的。(确切地说，这里指的是一个人所经历的所有教育机构的总和。)最后，相对地到了晚年，自我教育的意义就尤为重要了。
科学早已明确证明，人只有在自己的同类中才能进化为人。断绝和人们的交往，儿童就不会具备人类的品质。由于人们在狼群中发现了女孩子，情况就很清楚了。正是这样，狼孩具备了“养亲”的某些特征(特殊发展起来的视觉和嗅觉等等)，却不具备人类的特征，并且失去了继续具备这些特征的可能性，失去了从局部上掌握连贯语言的可能性。
由此可清楚地看到，不能过高地估计作为社会一个细胞的家庭在人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父母造就下一代不仅仅是生理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人正是在家庭中养成种种初步的社会特性，并带着这些特性投身于广阔的世界。因此，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当代家庭中的动态，看一看她和旧式家庭、“传统”家庭有什么区别，以及这里正在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和这些变化能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近十年来，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家庭”革命。这是一个由一种形式的家庭向另一种形式家庭的过渡。如果把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中的典型家庭目前情况同五年前的情况做一比较(例如中部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过渡就看得很清楚了。
那么，过渡的来龙去脉如何呢？
这是一种由夫妇明确分工(丈夫--劳动，挣钱，养家；妻子--家务，教育子女)的家庭向“消除”夫妇分工家庭的过渡。
这是一种由常常是远亲远戚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向单一的，也就是仅仅由父母、孩子组成的家庭的过渡。
这是一种由孩子多少“听天由命”的家庭向孩子的多少要由父母自定的家庭的过渡；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由多子女家庭向少子女家庭的过渡。
正是这些基本的变化，无疑对家庭中孩子们的社会主义化进程有着本质的影响。
每一个民族在教育子女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良好、系统的方法。
这种方法看来是经验性的东西(并非有科学性)，但一般说来都是行之有效的，能较好地为这些社会新成员，投身成年社会，承担一个社会熟练成员应尽的各种复杂责任做好准备。关于这种方法可以在一些民族史学者的着作中找到详细的记载。但若家庭--这一初步社会主义化的主要因素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很自然，社会主义化的进程本身也应有重大的改变。
在传统的旧式家庭中，孩子一般说来是置身于众多的亲属之中，亲属中的每个人都同孩子存在一定的关系。父母，特别是父亲对孩子来说是无可置疑的主宰者，而且越趋晚年，简直就成了楷模。兄长是保护者，姐姐则是保姆，弟弟妹妹适当受到保护。如果孩子一旦失去父母，叔婶则准备承担起父母的责任。一般说来，在这种家庭附近尚生活着一些近亲家庭，也就是存在着本血统的家族，孩子们同这些家族中的成员也同样保持有密切的联系。
我们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在一些大城市已出现了有一、二个孩子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约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是独生儿，另外三分之二的孩子或者没有哥姐，或者没有弟妹。这样，孩子们就失去了充当“保护者”和“被保护者”这一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的机会，失去了充当教导者和被教导者的机会，失去了按人的社会地位理应得到亲人的爱和关怀。
另外，就目前的教育方式而言，学龄前儿童教育机构已经开始发挥其现实作用，但那里的孩子们处于同一年龄范围。他们同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孩子们没有什么经常性的密切交往，没有谁可去“模仿”，也无法为谁去做出榜样。
其次，一般说来传统家庭中的孩子们都可通过和大自然的广泛接触受到教育。如田野、牧场、森林、河流及供家养水禽用的池塘等。
现代城市中的孩子总的说并不具备这些知识，大自然对他们来说是陌生而神秘的，在他们看来，树林里，牧场上生长的不过是代替了他们已经熟知的、上百种具体的树和草罢了。
最后，旧式家庭中的孩子从小就处于成人利益的包围之中。收获，储藏，农活，买卖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有他们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孩子往往亲自直接参加家庭的种种生产活动：赶夜马，放牲口，稍大一些就要耕地，送粪甚至干些更重的活。女孩子则很早就帮妈妈干家务，服侍自己的弟弟妹妹。
当然，农村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保存着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
所以，农村的少年，特别是青年男女和跟自己同龄的城市青年比较，从生活经验上讲就显得要成熟得多。幼稚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农村总体上并不明显，可在城市就厉害得多了。
但是，现代城市中的孩子，有着很多传统农户所无法得到的东西：如高水平的物质福利，极多的受教育机会等等。所有这些自然是很优越的。但是，这种状况的新鲜感和不习惯，特别是伴随着父母对自己在艰难的战争年代，战后时期渡过的童年的回忆，往往会导致一些他们意想不到的后果。“所有我们失去的都让孩子们得到吧。”爸爸妈妈这么想也这么做，他们为孩子准备所有能弄到的玩具，把孩子打扮的“如花一般的漂亮”，使他们好吃好喝，娇生惯养。这样，孩子们从小养成不经任何努力，就能“凭愿望”得到所需要的一切，养成了固有的坏习惯，特别是如果父母本身也沾染着极度的消费欲望时。
正如专家们强调的那样，现代家庭中父母的特点是“以孩子为中心”，即为孩子而生活。有的父母看到孩子有可能实现自己一直无法实现的幻想，于是为了达到幻想目的，从孩子很小起就开始下功夫，可孩子本人这时对这些尚无任何兴趣。他们想方设法将孩子安排进各种类型的专科学校或专业，聘请私人教师讲授外语。为了在孩子们身上，实现自己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培养和教育的愿望，家长们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较其他孩子自然要有一定的优越性，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讲：“他们正经受着挫折，他们开始受到良心谴责的折磨并逐步确信自己是无能之辈。”在这种情况下独生子女通常顽强表现出来的自我冲动不会受到抑制，相反却会膨胀。当一个孩子非常任性时，他就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理所当然都是为他一人安排的。而常常出现的最终并非如愿，严酷现实尤其令人痛苦。当然，力图用实际的或简直就是虚假的做法，去促使自己的子女避开“现实”的想法，连对整个社会都会带来极坏的影响。
生活本身的进程，尚未及时产生在家庭条件下初步社会主义化的新方法。教育科学在这方面本应起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它暂时还能做到这一点。读者很可能听到过有关莫斯科近郊波尔舍夫镇尼基金一家的情况。尼基金夫妇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子女早期全面发展计划，并指出了这一计划对孩子本身的有效性。关于这个计划，从生理学家到教育家，很多有影响的专家都有种种令人振奋的评价，但“权威”的教育科学者对此沉默不语。
毫无疑问，子女的社会主义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关于学业成绩“合格生”和“落后生”的情况，我们从爱沙尼亚社会学者们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可看得很清楚。就家庭条件而言，正常生和落后生的区别是这样的：
家庭中的琐事所占百分比正常生落后生父母吵架2247双方不喜欢孩子438父母不要求孩子537家庭解体1533无人照看孩子336对子女漠不关心518对子女娇生惯养717父母嗜酒成性619正如我们看到的，学校成绩的好坏(这是社会主义化的良好标志之一)与父母的关系是很大的。我认为，年轻的家长们在自己家庭内外的举动中，应充分注意并考虑这一点。绝大多数落后生的家长或是夫妻关系早就不正常，或是相处不和睦(占80%)等方面的因素恰恰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总之，现代家庭教育自己子女的可能性明显地减少了。那些身处破裂家庭中的孩子们的境况更加糟糕：这里指的是私生子或是因夫妻分离(一方死亡或离婚)而与其中一方生活的孩子们。离婚是孩子们社会主义化进程中的真正灾难。正如读者所知，近年来我国的离婚数要占当年结婚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多数离婚夫妇都有一个孩子，有的有两个或更多。目前这样的离婚率，每年都导致有上百万的半孤儿通常和母亲共同生活，而多数离婚妇女不再结婚，于是这些破裂了的家庭中的孩子，就不再有能代替父亲对他们进行教育的继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