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打官司，向外国劣质学校讨说法
中国留日学生何港，以“不负责任的教育态度”为由将其所在学校一日本国立东京商船大学推上被告席。
对于首例此类官司，1999年12月17日的《北京青年报》刊登了实习记者吴必尚采写的有关报道--
现年36岁的何港，生于湖南，1985年从长沙铁道学院获得本科学位，在广州机务段工作了3年，然后跳槽进入一家日资企业。1995年公司作保实现了他到日本留学的梦想。
1996年在曰本大东文化大学学日语的何港，看到了东京商船大学田中义博教授关于“柴油发动机尾气净化处理”这一课题，产生了强烈兴趣，于1996年4月考进了商船大学。“按计划将于2000年4月毕业。”何港说，“我总是想只要掌握日本的先进技术，只要留学有所收获就比什么都强，然而到头来，我等待的结果只是一座冰山。美其名曰国立东京商船大学的这所大学，用有些失礼的比喻来说如同死亡的扇贝：外表光鲜，而实质却……”
在何港眼里，东京商船大学大部分研究生课程的各科授课老师，及一部分进行特别研究指导的导师，只一味考虑自己个人的研究、发表论文及名誉地位等，给人一种领完工资就万事大吉之感。“长期以来的这种教育状况导致东京商船大学完全脱离正常教学轨道，陷入极其可笑的状况中。”何港说。所有课程的老师上课迟到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迟到30分钟以上也很平常，次次都迟到的老师也有。迟到时间过长时，大多以“今天休讲吧”告终。由于迟到，授课时间常常被缩短为20分钟。
何港说，授课内容准备不足、目的不明确的老师还有许多“轻松授课”的方法：让学生轮流朗读教材来消磨时间，让学生翻译高难度的英文，利用上课时间派学生去图书馆查资料，学生有不懂的地方，老师也没有“闲暇”解释。
何港还说，一直逃学、整个学期从未听过课的学生也能被评上“优”。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在什么也没学到的状况下完成了学业。
何港说，他傲硕士论文用的高频电源电路是由老师指定的。由于老师不负责任，这种电路有重大错误，致使何港围绕论文所做的长期辛苦劳动化为乌有。而且学校仍在使用旧的、过时的数值计算程序软件，使他付出了大量的无谓劳动。按计划，明年4月何港毕业。何港想进入一家向中方投资的日本公司工作，但在求职过程中，双方话题一旦进入实验或程序软件等问題，何港总以失敗告终。
在交给法庭的洋洋两万余言，题为《他们配称为教育者吗》的申诉书中，何港还痛陈了至办公室问事被无理拒绝、上选修课以课堂人满为由挡之门外、课堂上老师取笑学生、实验室外线电话为防盗打必须由助教替本人拨电话等遭遇。何港还回忆说，在有近百名留学生入校的开学典礼上，校方竟然一句也未表达对留学生欢迎之类的话，取而代之的是，同日本学生一样听日本国歌，反复起立、坐下、敬礼，完全无视留学生的人格和国格。
何港说：“因为东京商船大学的重大行政错误，还使我失去了申请硕士年度奖学金的资格。我在这近四年里不仅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而且所遭遇的区别对待，反复的人格侮辱，人权優害，对我造成的精神损害是一生也治愈不了的。”
何港向东京商船大学索赔金额250万日元，而他给记者算的一笔账是：他在东京商船大学读书期间总共花去学费及生活费共500多万曰元。日本最大的中文报纸《中文导报》报道了何港的官司，并配发了题为《揭穿日本教育的弥天大谎》的评论。
行文至此，何港状告东京商船大学的是与非、输与赢显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原先在国人眼里充满光环的“出国留学”，终于恢复了其原有的真实面目，那就是：与中国一样，外国学校质量也参差不齐、鱼目混珠，留洋，尤其是自费花巨资留洋，并非一定能学到东西，其所获得的洋文凭也不一定货真价实。
问题是，在国内上不了大学、出国却上了劣质大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的内心苦痛，中国的教育管理部门难道能熟视无睹吗？
谁在无视中国教育的巨大市场
无论收入高低，我国大多数居民对子女教育的投人都抱有相当一致的观点。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的城市居民认同“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看法，60%的人表示举债也在所不惜。该中心副秘书长李晔说：“我国每年有近10%的小学毕业生、50%的初中毕业生、75%的髙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与此同时，90%的家长都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巨大的反差，形成居民对教育投人的强烈愿望。”
这项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西安科学抽样了1230户，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调查表明：60%的受访者表示，如有需要愿为子女的教育举债。从分布地域看，西安人的愿望尤为迫切，这一比例达到80%，广州的比例最低，为37%。但这并不是说广州人对教育的投入愿望不强，因为广州人的人均收入相对较高。
对于“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提法，81%的人赞同，特别是在武汉、西安，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6%。相对而言，只接受初级和中等教育的人更多地认同这一观点，而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没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对这句话的看法“相对漠然”，但总比例仍达到了78%。另外，随着月收入的提高，认同这一观点的人也呈下降趋势。
家长对敎育投人的强烈愿望，也导致了他们对这方面的盲目支出。调査表明，68%的人在子女教育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支出现象。其中35%认为严重存在，33%认为存在但不严重。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秘书长李晔分析说：从目前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看，可分为常规性支出和非常规性支出。常规性支出主要指学杂费和一些行政事业收费，这项支出弹性较小；非常规性支出指的是子女参加特长培训班的培训费，为孩子请家教支付的工资，找一所好学校付的择校费以及购买课外书籍和辅导材料的费用等，这项支出弹性系数大，不同的家庭支出不尽相同，且相差甚远。盲目支出，大多集中在非常规性支出这一块。
收入越高，盲目支出的可能性越大。月收人3000元以上的人中，81%认为自身存在盲目支出现象。
调查进一步发现，70%的人在孩子出生前就已提前为曰后的教育准备资金。其中53%的家长表示，如果建立教育互助基金，他们是会参加的；31%的家长表示届时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高校扩大招生，无疑是中学生们及其家长们的福音和希望。扩招施行后，高考相对地变得容易了，评卷的分数把握也宽松了一些。与此同时，确保孩子有一个良好的中学教育，对多数学生家长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据有关统计，我国目前每年仍有近10%的小学毕业生、50%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让子女尽可能接受好的教育成为家长们千方百计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为了孩子家长可以不惜血本，教育投资看涨
在今天的社会里，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就意味着先天地失去了与他人平起平坐的竞争点，未及出师先已矮人一头。因此，竭尽全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机会，已成为现在许多做父母者的首要任务。
慧聪集团北京调查中心1999年联合各地分公司对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以及呼和浩特、哈尔滨、武汉、青岛等四城市的部分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家庭消费中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也在“水涨船高”，七所城市中，高达三分之二的中小学生家长的子女教育费用占到家庭总支出的10%-40%。
在教育基金的准备上，由于预期投资看涨，习惯于量入为出的中国人在这点上也是一如既往，未雨绸缪。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家长早早地为子女将来的教育准备了一笔专用基金，这个比例与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即城市越发达、教育环境越优越、受教育机会越多，家长为子女准备教育基金的比例越低，反之则越髙。
青岛是七城市中为孩子准备专用教育基金比例最高的城市，达91.9%，而在京、津、沪三大直辖市，这一比例普遍较低，分别为6.16%、5%、68.4%。约30个百分点的差异反映出在不同的城市里家长对将来子女的教育压力的不同预期，而各个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系完善程度、教育机构数量等因素，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人们的选择。当然，从总体看，这个比例仍是相当高的，从一侧面表明，目前教育体制方面的一些变化，已经迫使家长提前作出了应对。
在基金的准备上，稳妥、易于操控的传统的储蓄方式仍然是家长们的首选，为近四分之三的家长所选择，其余四分之一的家长则主要选择给孩子买保险。在上海，有50%的家长接受了“保险”这一更新颖的形式，为孩子储备教育基金。
为确保顺利踏上高考路，三分之二的家长为孩子“择校”。高校扩招使得高考这座“独木桥”有越造越宽的趋势，然而对于众多学生来说，能否顺利通过而抵达光明的彼岸却还有曲折的路要走，而良好的中学教育无疑是奠定成功的基础。
虽然国家一直强调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就近入学，但在调査中仍然发现，仅有33%的中学生在小学升初中时遵循就近上学的原则，有多达67%的家长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了“择校”的方式。在这些择校生中，61%的人选择了市或区重点学校，有32%退而求其次，虽未能选上重点学校，但选择了教学质量相对较好的学校，其余的3X则干脆选择上私立学校。显而易见，寻求具备较高教育水准的学校，是目前中小学生家长孜孜以求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家长们付出了不菲的代价：的家长通过交赞助费达到目的，而私立学校的收费则更比赞助费来得可观。
对于是否择校，有36.4%的受访者坦然表露了“顺其自然”的心迹，也许目前孩子尚未上中学的家长，在子女将来求学的方式上还未体会到现实的压力，与已经是“过来人”的家长之心情相比，其心境之平和颇值得回味。但即使如此，他们中间还是有38.2%的人希望子女“择校上学”，在各项选择中高居第一。
此外，在本次调查中，我们看到，一种新的选择方式即“出国学习”，随着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加深而开始显露出来：6.9%的受方家长将目光投向了外国的学校，在北京，这个比例尤为引人注目，达10%以上。
大学已是学业成就的最低线，85%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高中进入大学。
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大，大学教育在客观上已经成为现代都市人寻求一个较好职业的基本要求。在面对“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上大学是否必须”这一问题时，只有0.87%的家长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必要”，27.17%的家长态度不确定，认为“还不一定”，而高达71.97%家长表示认同这一观点。
与此相应，对那些子女即将面临考高中（中考）的家长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有71的家长毫不犹豫地选择让孩子“继续上普通高中”，其余13%的人直接考职髙或技校，10.84%的人选择了出国留学。只有1%的人选择直接参加工作，而且这部分人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基本上是出于家庭的需要，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很自然地，在选择让孩子上普通髙中的家长中，96.6%的人表示，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出国读书成新宠，初中高中大学支持比例依次升高。在调査中，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愿望在家长们心中浮现出来，而且表现出了令人意外的高认同度。调査显示，在受访者中，有10.8%的家长非常赞成送孩子出国学习，61.4%的家长稍微含蓄一些地表示，如果财力允许未尝不可，认为此举没有太大必要的仅为19%，而干脆持否定态度的不到4%。这种肯定与否定之间巨大的差距足以说明，随着经济水平的上升，出国留学作为一种趋势，越来越被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所看好。在现实的选择上，从升初中开始，人们便已经开始逐步把子女送到国外求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比例也在逐步上升。
国外的教育体制以及能让孩子真正掌握一门外语的现实吸引力，是导致越来越多的家长倾向让孩子出国学习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也有部分家长是因为孩子在国内不容易考上大学或考上一个好大学，于是采取了花钱直接送孩子出国学习的方式，其他的一些想法，诸如认为出国可能是条发展的捷径等等，也推动着“出国留学热”越来越往低龄化发展。
在各种职业中，教师、三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员工主张孩子出国学习的比例最高。受经济实力的影响，身为国企职工以及下岗人员的家长则更多地倾向于顺其自然。同时，一个城市的开放水平与国际交流的程度，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们的出国意愿。在七所城市中，京、津、沪三市在选择出国留学意向方面明显地高于其他四个城市，北京则以21%的比例高居这些城市之首。
国内教育亟待改革，76%的家长赞同教育是一种产业的观念。从出国留学热中，可以深深地感到人们对目前教育现状的不满足。调查中，的家长认为目前的教育体制不合理，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它还算合理。同时，髙达肌咖的家长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在素质教育上予以强化。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探讨教育产业化的问题，人们更多地着眼于产业化的各种技术手段和专业化的进程。而这次调査的数据却显示出，教育的产业化方向发展已经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且，尽管产业化意味着人们需要在子女教育上付出更多的钱，但11.6%的家长仍然认为教育应该是一种产业。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或许是教育走向产业化最为可贵、也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力量源泉。
发展教育产业，拆除教育门槛
我国目前的髙等教育人学率为19%，《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提出的明确目标是：“到2010年，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我国的教育市场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可是我国教育目前的发展状况却不尽如人意。一位黎姓读者大声疾呼：“老百姓不理解大学缺钱，老百姓愿意投资，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但却无门可进。分数线和学籍把想读书的学生卡得死死的，如把招生数扩大，交费读书，于国家、于学生都有利，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