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1994年中考，学校派我带队去L中学监考。L中学热情招待，中午安排了饭，绝对便餐：包子、啤酒、蒜肠凉粉的冷盘。考点负责人，L中学教导主任说得实在：学校经济条件有限，招待不周。话的确诚恳，学校捉襟见肘，历历可见，还要筹措一笔招待费，当时以至现在，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考场上有两点很触目。一是座位密集，位距绝对小于规定，教室两边都宽宽甩着空儿。其中一个考场仅l0名考生，也在教室中央簇成个小方阵。二是考生浮动，左顾右盼，小声交流。几次严厉警告后，便隔三差五趴到桌上开睡了。对面一个考场，有个考生从未安稳过，伸长、脖子四面看，弊形毕露，却无人制止。考后两天，一位教师给我带来消息：L中学学生说你了。人家说，学校把座位都给我们排好了，l个好的周围4个差的。就那大个儿，死盯着我们。听说学校还请他们饭了，该叫他给吐出来！
在我外出监考的3天，我们学校与中考正同步进行高二会考。我是高二年级组长，回校后，马上听说了会考的一些场景：
其一，考场内一片翻书声，撕开的书页满场传递。有人公然把书摊到试卷上。和监考老师对上眼了，也只嘻嘻一笑。越抄胆越大，监考老师一再哄劝：这是会考，差不多及格就得啦！
其二，场内竞有人离座去抄。先交卷的在考场间，从窗子、后门传递答案，有的把答案贴到玻璃窗外。监考老师忍无可忍，气急败坏大喊：你们别太肆无忌惮啦！当场将两个考生记入考场记录。可是，收卷后一经央告，最终，记录一撕了之。
其三，一个考场只有排号最后的3个考生，仍不碍作弊，回头、商量如履平地。监考两位，闷头大睡。
问起为什么竟会如此，担负监考的一位老师说：我们校长嘱咐了：人家是重点中学，不比咱们学生，监考悠着点儿。问为什么这般特殊照顾，那老师笑笑：关系学生一辈子呗！真是好心行方便！其实，有的考场也挺好，作不作弊，主要凭考生自己，凭考生的人生准则、行为规范。可是，在如此放纵监督的机制下，这准则和规范不等同对自己的惩罚吗？严格自律的学生也太不领情、不识时务了。苦读，不及格，活该！
会考不及格，由区教育局组织补考。照理说，各校补考都有带队，顶替代考不大容易，但却大有人在。一位工作人员说：准考证明明是大胖子，来考的却是小瘦个，轰出去，可好，一会儿来了个女生，太欺负人了！大家一商量，查！揪出一大堆代考的，有个学校十来个。查了轰了也就完了，带队的责任呢？学校的责任呢？知不知情，有意无意，心照不宣。
代考最多的是体育，体育不及格，不能高考。高三测体育时我和班里同学凑到场边边看边聊。你看这1500米跑得多快，高三的真棒！我说。学生噢地乐开了：领先的那几个全是高一田径队的，明年我也找人代我跑去找体育教研组长，把代跑的指给他。是吗？他很吃惊，我去问问！后来一位高一班主任告诉我：代跑的是我们班的，事先问过体育组。再后来你明白：哪校不一样？不这样是大傻瓜！裁判只管掐表，谁对照片？说为了各校那桌酒饭，为了彼此彼此，都未必，谁愿意较真，谁又敢较真呢？
令人齿冷心寒的事实给我强烈的冲击，我欲求恬淡而不能，在熟人朋友聚谈中不时涉及到这个话题！
郊区H中学一位老同事对我说：作弊，都知道，都不管。孩子就靠上中专、改户口闯出这沙土窝。谁家孩子考出去，谁家放鞭炮摆酒席；考不出去的，家长也抬不起头。村挨村，乡靠乡，谁不讲个情分？反正全县统一战线，向外争中专名额呗！咱不干，别人照干，吃亏的不是自家孩子？我们学校死性；有的学校集资给监考老师送礼，老师对家长说：送不送，你们自己看着办！开考前，每个考场讲台上一个红包。有个新老师监得严，刚考两门，校外闯进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要拉那老师出去谈谈，吓得那老师不敢出门，不敢回家。
当他说到有的老师竟然怂恿作弊时，一位区的优秀班主任笑起来。她说：可不是吗？我也和学生说不机灵点儿。不是犯傻吗？胳膊扭不过大腿。据我所知，不少优秀教师都有这份好心，我总不能让学生吃亏。大家都机灵，都不犯傻，都在严肃的真刀真枪的重大考试里放，于是，自己也加入了大腿的行列，该谁去扭它呢？
有位参加中考阅卷的老师说了件新鲜事，一个学生愣把提纲裁下一块，粘到卷子上了，抄都懒得抄了！还有封试卷误钉进提纲的。这些都记录在案了吗？
考场作弊，当然有不少耸人听闻的新闻。l994年高考，某省考点负责人同7名教师集体作弊，由监考将试卷传出场外，安排各科老师场外答题，作答后再送入考场。l995年某省中考试题泄密，答案被反复翻印，考生怀揣答案赴考。同年，高考试卷在密如铁桶的某市监狱内印刷厂被送出来。还有用BP机、大哥大作弊的。这些都是上好的新闻素材。国家教委王明达副主任l995年4月在端正考纪电话会议上指出，1994年高考l9个省查出代考者208人，违纪记录在案人数最多的省为500人。这些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法纪的惩处，因为它们已经危害到国家考试表面的严肃性，一点面子也不给了！.但是，这些终究属于特例，还远不是当前考场的内伤。换句话说，如是者太蠢，太小儿科，何必如此，又何须如此呢？
一位教导主任对我说：“查到作弊，较真就要记录，报上去给区里抹黑，局长能高兴？再说，斜眼摸耳朵，没有实据，谁愿意写旁证得罪人，还是息事宁人吧！”
孩子的心灵如水晶般透明，我太珍爱这些心灵了，不忍心、不甘心它们被扭曲，被玷污。我尝试着反映这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结果却更令我困惑。
我将自己做的调查送给一家教育刊物。一位熟悉的主编淡淡婉劝：“这事太敏感，难发，我看，你也算啦！”
我曾想在自己忝居其位的地方政协会上去讲，知心的同事告诉我：“要是不想在这儿呆了，你就讲！”但我还是在一次教育问题研讨会上讲了。那次会上大家都在讲教育的艰难，中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钱！我说：“就我国现状，教育投入再多，一时也赶不上日本、美国。话说回来，硬件上去了，教育就一定能上去吗？我们软件的问题更严重吧？”接着我就谈了作弊问题的严重现状，引起了众多委员的共鸣。教育局党委书记当场表态：“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就能解决。”但会后简报对此只字未提，事隔一年，未见任何举措。
高考考点气氛严肃，各层领导的奥迪、桑塔纳隆重开进校门。但某些考场，某些考点呢？有一个熟识的考生向我描绘了她所在考场的景象：前桌一个考生（考号尾数23）左顾右盼，并不断踢蹬前桌的椅子。前桌是他初中同班、高中邻班一个老实胆小的女生，被纠缠不过，只得把题卡放到桌角，任其探身窺视。斜侧另一考生见他抄得酣畅，羡妒交加，极欲效法，可左右尽是差生，急得抓耳挠腮。场内传递写有答案的橡皮的，传递纸条的，监考老师看在眼里，全不理会。考试结果，这位上课便睡的23号考生居然超过了本科分数线，并被某部队学院提前录取。我们的考试就这样为我们自己的国防输送去这样一个“人才”。
另一个考场的一名考生（考号尾数13）事先以500元钱的代价买通了邻桌（考号尾数27抄得自然十分愜意。于是这个有着留校察看处分（当然不入档案）的学生，这个从得知考场号及考场座位排布那一天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学生，居然也达到了本科录取线，并被X市一所大学录取。查他的成绩，数理化三门机读分与邻桌分毫不差。而邻桌那个尾号27的考生在体育测试时曾请人代考，为此，已向“盛情相助”的同学、老师付出了几条香烟的代价。现在他“提内损失提外补”了。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考前考后，这种情况在学生中、老师中，甚至学校领导中到处风传，所有的人均置之一笑，或者似贬似褒的来一句：“这小子！”有一个考生（考号尾数28）向左、右、前三面偷看，据他自己说，需核对一致才落笔。结果，他与左侧一个学习好的考生（考号尾数56）机读成绩也大多相同。还有一名考生（考号尾数27）这次未达到录取线，当人们询问他时，他十分不好意思地辩解：“我坐在最前边，监考的眼皮底下，旁边又是个外校的，比我还差……”言外之意，不是我无能，而是天不助我！以臭为香，以丑为美，你能认为这是严肃、公正的考场景象吗？你能相信这是些听过少年列宁打摔花瓶故事的孩子吗？
类似这种行为，在宽严不等的考场，在优劣悬殊的座位环境下，无声地进行着。而考场记录一律是“正常”。这实际上为胆大妄为者提供了表演自如的舞台，使忠诚老实者遭到了无情的恁罚！要知道，1分之差，中考不到重点中学分数线，就得交几万元的赞助费；1分之差，高考便可能名落孙山。前面提到受过处分的那个学生，这次邻座是全校第一名，但他未抄一字，结果没上线。在那些“成功”者心目中，他真是个大傻瓜、大笨蛋。这两种孩子通过高考的洗礼，或进入大学，或走向社会，他们会获得什么样的体验呢？是谁扭曲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把作弊的耻辱或无能的屈辱写进自己的历史呢？
是谁？一种声音说：“应试教育！”是呵，分数，是学生的敲门砖；排队，是教师的荣辱榜；升学率，是学校的生命线。而我们某些教育领导部门就靠分数、排队、升学率调动、刺激学生、教师和学校的积极性，而这个便是政绩。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一重要文件中，一再强调“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原贝彳，提出了”扭转升学、文凭、职称对于教育运行的片面导向作用”的要求。李岚清同志在视察河北教育状况时也指出，不应以分数和升学率作为奖励教师的标准。
是谁？又一种声音说：“虚假时尚！”广义讲，作弊无处不在。说不许假期补课，到处在补；说不准开办奥班，改头换面；说要设劳技课，只在课表。有举报就查，查前先通知你。说不准收高价生，五千八千，三万五万，到处在收；也有不收钱的，但总要收些什么：情分？特权？你给方便，我给好处，盘根错节的特权阶层与上街摆地摊的平头百姓尖锐对立。怎么认识这种危险也不为过分吧？若一切全凭当事人高尚人生观的自我制约而没有有效的制度与监督，虚假必然广泛存在，虚假便是腐败！在这种耳濡目染中，学生能对作弊形成自我道德约束和谴责吗？日常作业靠抄袭，平时测验靠作弊，又依赖舞弊闯过中、高考层层关卡，学生的心灵扭曲成什么样了呢？当北大三角地、复旦校门旁的布告栏里出现了他们的名字，当他们因作弊被褫夺学位，勒令退学时，他们应当怪谁？当他们将来去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甚或靠钻营舞弊，窃居要职为害一方时，我们应当怪谁？教师、学校、领导，我们能怪谁？为了竞争，为了生存嘛！一场考试，满校作弊！传递的纸条俯拾皆是。我曾随手拈起几张，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什么是共产主义情操？”“怎样培养共产主义道德？”这些题目真是对教育天大的嘲弄！
当对虚假习以为常，当腐败成为时尚，这个民族前途会如何呢？我太爱我的祖国，太珍视我们苦难民族来之不易的今天，实不忍心她毁于教育工作者的失职！我是一个普通教师，管不了更宽的天地，我只知道一个教师的天职要求我守住最后的阵地，哪怕是最后一寸净土、最后一个人！
改变现状，治标治本，要靠教育领导部门高屋建瓴，做出决策。例如，中学教育与高考脱钩，高考报名考试在教委领导下由高校承办。现在，命题、阅卷、录取全由高校负责，惟有考试一环由中学组织。中学组织高校入学考试，名不正、言不顺，必然使中学固有的素质教育任务落空，也极易随应试教育伴生作弊腐败。凡此种种，若广开言路，深入研讨，良策自有，大路必宽。
报载，北京某学院一位德籍青年女教师给上百名中国大学生跪下，恳请他们不要作弊。她在国内有优厚待遇，因为爱中国来到这里。我们不应有十倍、百倍于她的热忱与焦虑吗？今天，我写了这篇文章，权作我的跪求恳请吧一不只对心灵扭曲的孩子，更对扭曲孩子心灵的一切。
原载《中国青年》杂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