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
在封建社会里，农业是最基本的经济成分，绝大多数百姓是农民。因此，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恢复发展农业是“存百姓”的关键。
唐太宗对这一点认识很深刻，他在反复强调民为国本的同时，也不断把“农为民本”提上日程。他对大臣们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足，则百姓流失。”他在《帝范》一书的《务农》篇中写道：“食物是人们的根本，是政治的根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廉耻。国无九年的储蓄，不足以抵御旱涝；家无一年的衣服，不足御寒暑。规劝人们耕地种田，就能免除饥寒的祸患。”唐太宗把谷粟看得重于珍珠玉璧。他叮嘱地方官员们说：“天下百姓需要粮食；家给人足，全靠务农。纵使珠玉遍地，也不能解除饥寒。”唐太宗本人也表示自己每吃饭就想到耕田的艰难，每穿衣便想到纺织的辛苦。
唐太宗不仅认识到重农恤民的重要性，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这主要表现在禁止王公奢靡、戒兴宫殿诸方面。
太宗即位后，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建造的，已经破烂不堪。原打算建造一殿，“材木已具”，但一想起秦始皇四处营造宫室导致民反的恶果，便不准备兴建了。当时太宗患有“气疾”，不适应潮湿环境，因而公卿奏请建一所楼阁去居住。太宗说：“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虽然大臣们再三请求，太宗“竞不许”。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又对大臣们说：“建造装饰高大的宫殿楼宇，游玩观赏池台，帝王是愿意干的，但百姓却不想呀……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贞观前期，太宗基本上没有大兴土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洛阳大水，把百姓的房屋冲毁了，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百姓整修居室。
太宗曾两次释放宫女，一次在即位之初，放还宫女三千余人；一次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又放还宫女数千。释放宫女，一为一“省费”，二为“息人”，因此又立即下令让她们结婚，生男育女，增加人口数目。为了清除，王公的奢侈行为，太宗在贞观元年便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其标一准与其品秩不相符的，一律禁止。”限制王公贵戚过分奢侈。贞观十一年（公元624年），针对勋戚之家“以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的情况，还特地下发了一道《戒厚葬诏》的命令，违者“随状科罪”。由于太宗的提倡和限制，贞观年间的“风俗简朴，财帛富饶，衣无锦绣，无饥寒之弊”。
认真落实均田制，奖励垦荒是重家恤民政策的重要部分。隋末战乱后，大量无主荒地在一些地区出现。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虽颁布了均田令，力图劝民归田。但此后一段时间皇室内争权激烈，加上时间太短，均田令的贯彻效果不是很好，唐太宗即位后才切实地推行。唐太宗的影响使地方官认真落实均田令，并打击违令占田的恶霸官僚。贞观初，长孙顺德出任泽州刺史，发现前任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非法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他上奏并弹劾了这两人的罪状，并按均田令将这些土地全部分给缺少土地的农民。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由于旱灾严重，关内饥荒肆虐，百姓大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为了帮百姓赎回他们的子女，太宗下令动用了皇室府库中的金银钱财，并将赎回的子女送到他们父母那里。并诏令说因为上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了旱灾和蝗灾，因此大赦天下。诏令还说：“假如天下安定、五谷丰登，即使将百姓所受的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也心甘情愿，决不后悔。”此时正好旱区降雨，百姓大为高兴。
夏季，四月初三，太宗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白骨遍地，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将尸骨全部妥善安葬。而六月，关中地区春旱之后又闹蝗灾。唐太宗心如火烧，走出玄武门来到宫城北的禁苑，立即捉了几个蝗虫，向苍天默默祷告后，对蝗虫说：人民靠谷子来维持生命，你将谷苗食掉，百姓还怎么活，与其如此，还不如让我的肺肠被你吃掉。“说罢就要生吞蝗虫。身边的随从连忙谏阻：陛下千万不可，吃这种脏东西可能要生重病。“太宗断然答道：朕要替百姓受灾这有什么可怕的！遂将虫吞下。据记载，这一年关中蝗灾果然不严重。当然，蝗虫没有成大灾和唐太宗生吃蝗虫根本没有必然联系。从表面上看，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做这种事未免过于荒唐，他的真实意图或许是出于收买民心而做的政治表演，但不管怎么说，做为一个皇帝而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说这的确是重农恤民了。
唐太宗重农恤民的重要表现是轻徭薄赋。轻徭薄赋，为的是“使民衣食有余”。太宗继位后切实地推行和落实了已经颁布的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贞观初，长孙顺德拜泽州刺史，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霸占境内肥沃的土地几十顷，长孙顺德将他们二人弹劾，并将追回的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河南暴雨成涝，太宗下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就整个贞观年间看，推行和落实均田令的重点在宽乡，在奖励垦荒。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朝廷下令，凡是住户拥挤的地方，都得将部分农户迁徙到宽松的地方。同时，考课地方官，也以“安置客口”、“善相劝勉”者为最。直至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在灵口太宗见丁男受田三十亩，仍没达到田令规定的一百亩，“夜里睡觉都不安稳，只怕农民没有土地”，下诏州府“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
“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在轻徭而不在薄赋，这主要是汲取隋炀帝徭役时不时征发，战事经常的教训而确定的。除去前面所说为的去奢省费，在限制役使民力方面，太宗还制定了法律。《唐律》中明确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如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一面促进生产，一面去奢省费，使民衣食有余。其核心是与民休息，不违农时，这体现的正是用稳定环境而求得统治的施政总方针。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年底，与民休息被太宗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他还用养病来作生动的比喻，说：“治国如治病，病虽然好了，也还需好好护理，倘遽自放纵，疾病复发，就无药可救了。”经历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政权，犹如久病初愈，只有全心全意地护养才能康复强盛起来。
唐初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也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隋代极盛时，全国户数近九百万，贞观初期突然下降到不到三百万。为了尽快使农业劳动力有所增加，唐太宗千方百计增加人口。首先，他招、赎隋末战乱时流落到边境的汉人。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突厥颉利汗送给刚即位的唐太宗羊万头、马三千匹，可他拒绝接受羊、马，想要回被他们掠去的汉族户口。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据户部统计，从塞外回归以及突厥前后内附等的汉人达一百二十万余口。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东突厥颉利汗降唐，次年，唐太宗从突厥那里用金帛赎回汉人男女八万口，全部归还了他们家人。直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还派使者用财物去赎被外族掠去边地的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原地区劳动力缺乏问题。
唐太宗还大力奖励男女及时嫁娶，对于鳏寡婚配大力提倡，以达到人口增值的目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所颁布的《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中规定：“法定的婚龄是男年二十岁，女十五岁，应及时嫁娶；鳏夫、寡妇守丧期已过的，也要婚配。”为了及时保证男女嫁娶，诏令还责成乡里富有之家要对因贫困而不能嫁娶的用金钱来资助。还把婚姻及时与户口增加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刺史、县令以下官员，若能使民按时婚配，减少鳏寡，增多户口，考绩等级就可以提高；如劝导乖方，不能及时配偶，户口减少，降低考绩等级。这对于提高地方官执行诏书中各项政策的积极性当然有一定作用。唐太宗还特别以物质鼓励生育男口，如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下诏说：“妇人在正月里生男孩的，赐粟一石。”
唐太宗还两次释放宫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放宫女三千人。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九月，又派杜正伦、戴胄释放了一部分。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妇女们被幽闭在深宫中，实在是可怜。隋朝末年，不停采选。连根本不去的离宫，也多聚宫人，朕绝不做这种竭人财力的事情。况且宫女除洒扫之外，并没有什么作用。现在放她们出宫，任由她们结婚嫁人，不仅能节省国家财力，而且还能增殖人口。”这番话道出了他如此而行的目的。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并劝说重农种桑养蚕。他告诫使者，当“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为了不误农时，唐太宗还这样在法律中规定，“诸非时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以此防止非时调用民工，对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是很有利的。唐太宗不违农时是因为他重视农业生产。《唐律》中惩办“非法兴造”的条文中既包括“法令无文”，也包括“虽然有理论根据，但不到时令而大规模兴造”。因为农忙动工，非时兴造，耽误农时。更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能严于律己。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发生了皇家举行礼仪恰与农时冲突的巧合事件。当时礼官上奏，二月是皇太子行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举行的礼仪）的黄道吉日，请征调作仪仗队的府兵。太宗道：“现在正是春天耕种的农忙季节，怕防碍了农忙事情，可改在十月农闲举行。”太子少保萧瑀劝道，根据阴阳理论，还是在二月举行为好。太宗认为，凶与吉是因人而定，并非阴阳拘忌。只要行为合乎正道，自然就会大吉，并断然地说：“农时很重要，千万不可以轻易错过！”皇太子冠礼在当时来说是皇家的一件大事，唐太宗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耽误农时，足见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唐太宗的重农恤民还表现在他不实行过头的储粮于官，而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黄门侍郎王珪批评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的错误作法，太宗就说：“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大旱，人多饥乏，仓库中粮食堆积成山，但文帝竟然不许赈济，而令百姓到山东去流浪就食。到文帝晚年，仓库中存储了可供五六十年用的粮食，炀帝恃此富饶，奢侈腐化，遂致灭亡。由此可见，治理国家要藏富于民。古人日：‘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算仓库中积累了可备多年使用的粮食，多余又有何用！后代若贤明，天下自然不会流失；如果是不肖，仓库多积，只会增加奢侈，反而会导致国家灭亡。”从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到隋炀帝竭泽而渔，横征暴敛，转变为唐太宗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可见吸取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经验教训后，唐初赋敛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此外，兴修水利，设置“义仓”，救灾备荒，也是唐太宗重农恤民采取的具体措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春，尚书左丞戴胄建议参照隋朝的社仓制度，在各地设置“义仓”防备粮荒。唐太宗认为非常必要，下诏规定：自王公以下，每亩征税二升；商贾无田者，户分九等，纳粟分别自五石至五斗不等；义仓粮食，无灾则借贷民户作种子，有灾则可用于赈民。自此以后，州、县普遍设置义仓，专用于备荒，不可随意挪用。唐太宗还声明，义仓虽由官府掌管，但属于为百姓度荒年而作的储备，并非横征赋敛。
唐太宗从各方面推行重农恤民政策，隋末社会各方面凋零的现象不复存在，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首先恢复和发展的是京畿地区。贞观三、四年（公元629、630年），关中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关东广大地区，还是人烟稀少、不闻鸡犬的凋敝景象。
到贞观六、七年（公元632、633年）雨顺风调，“频致丰稔”，关东普遍恢复和发展起来，昔日凋残破乱的面貌荡然无存：“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经过行客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都是古今未见的。”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公元634、635、639、640、641、642年），这些年粮食都获丰收。德宗时，宰相杜佑这样总结这段历史：“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图治。至八年、九年（公元634、635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到处都是马牛，户门数月都不用关闭。至十五年（公元641年），米每斗值两钱。”
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再有“士农工商”之传统，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农人要低好几个档次。这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在文化方面有空前的发展，自李渊起，就极为重视藏书事业。武德三年（620），收洛阳“观文殿”、“修文殿”等处书籍、文物，有书8万余卷。贞观初，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
唐高祖李渊即皇帝位后，于武德元年五月诏令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300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武德七年，唐高祖诏令州、县、乡皆设置学校，有明一经以上者，咸以名闻。高祖亲自到国子学，释奠先圣、先师，诏令王公子弟各就学校。
唐太宗即位后，对学校教育更加重视，学校教育制度日趋完备，中央、州、县三级学校均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中央的学校是国子监，亦称国学。唐高祖武德年间，国学已增筑学舍400余间。唐太宗即位后亦多次到国学视察，令国子祭酒、司业、博士讲论，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贞观六年（632），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下属的学校除隋时已设置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之外，又增设律学。上述六种学校的学生人数分别达到300、500、1300、50、30、30人不等。前三种学校分别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后三种学校录取八品以下的官吏及一般地主家庭的子弟。据《通典》卷五三记载：
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当时在国学之内，来自四方的儒者数以千计，连同四周各国派来的留学生，“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国学的组织机构是，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置祭酒一员，总管国家的教育事业，同司业二员一道，是国学最高的正副学官，掌管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国学的六种学校中，还设有博士、助教多人，负责日常的教学工作。例如：经学大师孔颖达于贞观六年召为国子司业，贞观十二年拜为国子祭酒，于国子监任职长达十余年之久。其他如国子博士马嘉运、太学博士王恭、国子助教司马才章等，都是著名的经学家，在孔颖达的主持下参加过《五经正义》的撰写工作。
如果说国学的教师都是当时的经师的话，那么，国学中的主要课程则是经书。除了《论语》、《孝经》等必修课程外，还有大经《礼记》和《左传》），中经（《毛诗》、《周礼》和《仪礼》），小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统称为《九经》。
州、县所设立的官办学校分为三等，上郡学生60员，中下郡各50员；上县学生40员，中县30员，下县20员。在州县学校中成绩优良者，可由地方官保送参加常举考试，考试合格后送中央参加常举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做官的候补资格。贞观六年，唐太宗还诏令“诸州置医学”，设医药博士一人，教授学生，对各地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中央除了国学六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的中央官学系统外，贞观元年所设置的弘文馆，贞观十三年在东宫所设置的崇贤馆，也都教授生徒，从而形成了以“六学二馆”为代表的官学体系。此外，在屯营、飞骑等军事建置中，也设置博士教育学生。当时，高昌、吐藩、高丽、百济、新罗以及日本也派遣子弟前来长安求学，盛况空前。
国子监作为总管国家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它在隋唐时期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于中央政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体现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教育事业所处的地位，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同唐初兴办各级学校以及教育制度、课程设置相联系的，是唐太宗对科举制度的重视。唐初重视科举的直接目的，在于为国家的各级政权机关选拔合乎规格的人才，特别是选择那些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能够在国家政权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的英才。
唐初选官途径，除令州县推荐外，科举亦是重要途径之一，隋王朝建立后，废除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创立科举选官制度。唐太宗继承并发展隋朝科举制度，使科举制度日趋健全，终于使科举和恩荫、杂色人流并列为选拔官吏的三种主要途径之一，从而扩大了庶族地主参政的机会，是唐太宗对用人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贞观年间科举考试的常试考试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其中，秀才科为最高科等，应试者需要熟悉经史，精通治国方略，因而敢于应试秀才科的士子不多。明法、明书、明算三科考试专门学问，及第后从事专门工作，很少有机会进入政界，担任高级官吏，况且录取人数较少，应考的士子也很少。因此，士子大多报考明经和进士两科，特别是进士科尤为热门，因为一旦录取，便取得了候补官员的资格。
明经科考试主要考九部儒家经典（《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的两部。唐初，明经按照经书的章疏试策。进士科在唐初考试时务策五道，当时衡量策文的标准，主要是看文章的词华。明法科考试律、令各一部。所试律令，每部十帖，策试十条。明书科考试《说文》、《字林》，帖式、口试并通，要求通训诂，兼会杂体。明算科考试《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周髀算经》等十部算经，要求明数造术，辨明术理。
唐初应试的士子有生徒和乡贡。生徒是指国子监所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学生，还有在弘文馆、祟文馆学习的皇亲、贵族子弟。他们学习两部儒家经典，期满考试合格后由馆监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乡贡是指不在馆内学习的举子，经县、州逐级考试合格，由州府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常科考试。
考试的主持单位是吏部考功司，主持人是吏部考功员外郎。报名考试日期由每年十一月到次年春三月。为方便考生，除京城长安外，又在东都洛阳设考场，以方便关东举子参加科举，称为“东选”。考试纪律颇严，为防止举子挟带经籍书策入场，进入试场时要进行搜身。考试时间是从清晨日出时起，一直延续到夜间，因而入场时可携带水、炭、餐器以及蜡烛等。考试成绩在尚书省唱第公布，合格者即被录取，称为及第。同时，又张榜公布，第一名（即状元）名列前面，称为榜头。及第的进士要参谒宰相，然后还要举行各种聚会。
明经、进士两科考试及第，只是获得了作官的资格。要获得官职，还要到吏部参加复试，复试内容亦为经史之类。为此，贞观八年颁发了“进士试读一部经史”的诏令。复试通过后，即获得了到吏部参选的资格。
进士科考试录取者百分之一二，明经科考试录取者十分之一二。唐初40年间，科举录取人数只有290人。由于录取人数甚少，因而老年中榜、终生未中、老死科场者大有人在，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同书还引唐代诗人赵嘏诗句：“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贞观年间录取的进士人数虽然不多，但同九品中正制度相比，它有利于从庶族地主乃至于平民百姓中选拔人才，补充官员，对于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是有积极作用的。唐太宗健全科举制度，为庶族地主参与国家政权开辟了宽阔的道路。当时，唐太宗在金殿端门俯视新科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太宗对及第进士很是关心。贞观二十二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主持进士复试，进士张昌龄，王公谨在考试中“文策全下”，因而落第不报。张、王两人由于“并有俊才，声震京邑”，太宗亦有耳闻。金榜公布后，唐太宗见榜上无有昌龄、公谨的名字，感到很奇怪，急忙问王师旦是何缘故。王师旦向太宗答对说：“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效，有变陛下风雅。”在科举制度之下，一大批庶族地主出身的人，如贫士出身的李义府经科举而人仕朝廷，官至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