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莫桑比克国家图书馆馆藏英文刊物《肤色、混淆及辨认》（Colour，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记载，第一批有规模地闯荡莫桑比克的华人是来自广东省四邑县的木匠，他们于1875年之后定居在马普托和贝拉港。当1886年至1894年修筑马普托至南非边境小镇科马蒂普特（Komatipoort）之间以及1892年至1898年修筑贝拉至津巴布韦小镇乌塔利（Umtali）之间的两条铁路线时，大批劳力廉价的华工从中国沿海地区被招募而来，工程完工后，便有一些人留在莫桑比克。至19世纪末，当莫桑比克的首府从莫桑比克岛迁移至马普托市后，葡属东非殖民政府便大兴土木、扩建街道，以前简陋的矮房悉数拆除，开始兴建高层的水泥洋楼，于是需要大量的技工，特别是木工。中国人的建筑技术在当时已是有口皆碑，在工钱与吃苦方面也非他人能及，葡萄牙人便于澳门大量招雇华工，然后运抵马普托进行屋宇建设。所以，在后来马普托市华侨当中，木匠者居多，正是这个原因。华人华侨的数量因之而日渐增多。
1893年，定居于马普托的华侨为52人，这个数字在1903年上升至287人；1900年，定居于贝拉港的华侨为84人。在早期闯荡莫桑比克的华侨中，值得一书的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先驱人物谢三（葡语：Ja Assam），他是一名木匠和建筑技师，当他在马普托市做出一些成绩后，将自己的一块土地无偿捐献出来，正是这个地方，马市的华侨于1903年集资兴建了中华会馆（Chinese Pagoda）；也正是这个地方，后来扩建了中华小学并成为华人社会的凝聚地。
同独立前的洛伦索─马贵斯一样，贝拉也是早期华人华侨闯荡并定居于莫桑比克的主要城市之一。早在19世纪末期，这里已是侨胞聚集的地区，他们于此开店经商，从事屋宇建造或木器制作，另有部分华人在葡人开设的“马尼卡─索法拉”公司的糖厂和矿井打工。1917年，生活在贝拉市的华人侨胞集资兴建了致公堂，也就是现在被莫桑比克人所称呼的华人俱乐部，使之成为同胞们联谊、议事和娱乐之所。这座由华人自建的俱乐部采用新古典主义样式，曾是贝拉最漂亮的建筑。
笔者在马普托收集华侨资料时，采访了莫桑比克中华协会现任会长黄类斯先生，黄类斯出生于莫桑比克，少年时被父亲送进贝拉市的中华小学，学习中文和葡萄牙语，他的汉语基础就是在这里打下的。黄会长告诉笔者：现在的Agostinho Neto小学原身就是中华小学，实行中、葡双语授课，学制为6年；中华小学旁边是致公堂，从这两栋建筑的中间穿过去，可以看到在致公堂的后面还有一座被人称为“老板堂”的旧楼，有不少华人因经济拮据而借住在这里；与致公堂同排的还有中国人自建的餐厅。贝拉市中华会馆所属的这些建筑在莫独立后悉被没收充公。几经周折，致公堂现成为贝拉城市档案管理处。
初现繁荣的1940年
据中华会馆会员牌所示，截至1940年，马普托市已有华侨500多人，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这时的马普托已显露出一个港口城市的规模，处在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从最初的华工来此斩榛除棘、开荒垦地到此时的华侨建造楼房、繁荣市场，可以说华人华侨是马普托早期的开荒牛，为马市最初的市政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提及莫桑比克的历史，除葡萄牙人外，华人则是近代影响莫桑比克较多的另一大外来人种。
当时的华侨已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辛历程，依靠勤劳吃苦，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在马普托市占有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华侨从事的行业，无外有三：一为木匠（手工业）。华人木匠制作的木制品手工之细腻、成品之精良代表马市同行人士的最高水平，因此，华人制造的各种木器也颇受市场的青昧。同时，马普托港是德兰士瓦（Transvaal）的门户，后者所有进出口货物需由此周转，这也带动马普托的经济发展，市区内的高楼大厦逐年递增，所有华人木匠也从中受惠。二是经商（商业）。华侨经商者约占总人数的40%，大小商铺共有50多家，开在市区黄金地段的只有1/5，其余多设在当地人聚居区，如黑人餐馆、黑人酒水铺、黑人杂货铺等。因殖民政府的苛捐杂税较多，加之印度人的竞争，华人商铺的生意尚够维持，若想希望发展，并非易事。三是耕种农场（农业）。华侨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或者说农业是华侨从事的最有希望的行业。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中国人有着浓厚的依恋土地的情结，土地是万物之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农民耕种的真实写照，华人华侨在农业种植方面具有很大的文明与技术优势。其次，当时的莫桑比克沃野千里，已耕之地尚不到百分之二十，葡殖民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的农业经济，鼓励耕种，特在1937年发出通告：凡未开垦的荒地，地主当年每千公顷地需纳税10万礼士，第二年纳地税20万礼士，之后以此类推；对于已开垦种植的土地，每年每千公顷交纳地税10万礼士即可，因此，凡有地者均以低价尽快租出，如1千公顷地，每月仅以3英镑的价钱即可租得。所以，稍有经济条件的华侨纷纷合股投资农业，开办农场，华侨的农场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最后，华侨农场多处于马普托地区或林波波河畔，河流纵横，光照充足，土地肥沃，种子一旦埋下，无须锄草施肥，浇水侍弄，自会结出很大很甜的果实，自然条件令人啧啧称奇。华侨经营的农场时有25家，资产各为几千英镑不等，多以香蕉为主，附属种植玉米和蔬菜。平均每个香蕉园每月可生产五百箱香蕉，主要出口至邻国南非，每箱售价20先令，纯利为15先令。莫桑比克早年华侨致富途径或者说原始资本的积累方式主要是通过开办农场来完成的。
1940年的马普托市华人社区蓬勃发展，共有5个华侨团体。分别为：1，中华会馆。是当地华人最大的团体，会馆为华侨集资兴建，宏伟壮观，是马普托市大型建筑物之一，常有外种人结群前往参观。2，国民党支部。地址是租赁一栋洋楼，内部设施用东方人的品味布置得富丽堂皇。支部在1922年前后盛极一时，党员差不多占到全埠华侨半数之多，当地官员常来造访，与支部负责人交往甚密。到了“九一八”之后，支部出现衰败之相，再加上南非总支部内部发生分裂，常务工作大受影响，至此支部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3，致公堂。会所是会员积资兴建的一座2层高的别墅楼，也很华丽，会员非常团结，此种精神令人钦佩。以前也曾辉煌过，后因资金短缺，会务活动日益减少，其总会设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4，四邑会馆，为当地四邑人士组建的团体。5，联安社。是南顺人士组建的社团。四邑会馆与联安社建立的宗旨是加深同乡之间的联络，互相扶助，并无它意，二者经费均靠月捐的收入来维持。
鼎盛之时的独立前期
独立之前是莫桑比克华侨事业的鼎盛时期，这时的华人经历多年的奋斗，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富贵阶层，移居莫桑比克的华侨数量也从30年前的500人增至5000多人，增幅达10倍之多，其中有2000多人生活在马普托，另有3000人生活在贝拉。华侨从事的职业，仍然集中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3个方面。在农业领域，华侨的农场数量达30多家，其中已有2家挤身于全莫农场的3强之列，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大宗香蕉的出口依然是华侨农场的重头戏。据马普托市老华侨任南华介绍，他的农场在独立前每天就可收获香蕉50吨。因当时的农产品出口是对外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说华人社群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莫桑比克重要的经济命脉。当华人在农场种植获利颇丰后，就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商业中去，促进当地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现位于7·24大街的弗兰萨商业中心 （Franca Centro Comercial） 实际上是由老华侨何先生自建和创办的全莫桑比克首家超级市场，随后他又开了2家，也就是说在独立前期，仅何先生1人在马普托市就开办了3家大型超市。至于遍及全市的华人商店更是数不胜数，而由华人自建的商业和公寓大楼也多达五、六十座。在手工业方面，华侨开办了2家铁工厂，其余从事的仍是木匠，集中于木器的制作和楼宇的建造。可以说，华侨在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建设中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甚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独立前期的华人社群与葡殖民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中华会馆设立有中华小学，是华侨子女学习汉语以及传承中华文化的地方，当局政府对华侨教育并不限制和刁难，而且极为尊重和赞赏，学校的教师资格、课外活动、教科书的选编以及授课时间均由华人自己处理，华人在法律上不受歧视，有结社、教育、言论、行动等自由，葡人也不干涉，这与生活在邻国南非境内华侨所遭受的恶劣待遇犹如天堂和地狱之别。另据任南华夫妇回忆说，当时的社会治安很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他们在家时敞门迎客，外出后经常忘记锁门，没有紧闭门窗的概念，因为那时很少发生偷窃和抢劫案件。非洲人被白人踩在脚下，不要说偷或抢，连正常的行动都会受到种种限制，白人政府岂能容忍其胡作非为！至于现在偷窃成风、抢劫横行、世风日下的现象，则是在独立之后由种种原因而造成的社会顽症。
笔者在马普托的华资商店工作时，常见到一些市民前来购物，面相很像中国人，这种事情见多了，便引起笔者的关注，于是，我就询问他们的祖籍，得到的回复让我瞠目结舌：他（她）们的祖辈是中国人，他们是地道的中国人和莫桑比克黑人的混血。在莫工作的5年时间里，我仅在商店里就询问了不少这种人，他们的回答大都是爷爷或姥爷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基因从祖辈开始往后遗传。
对于这些与中国人有血脉相连的莫桑比克人，我也专门咨询过中华协会黄会长，他告诉我：华人华侨在莫独立前的鼎盛时期数量庞大，其中以男性居多，一部分人当木工、搞建筑、做技工，基本上处于“游走”状态，他们较难娶到中国女人，就与黑人女性临时组建家庭，这样的家庭很难持久，会因他们的再次“游走”而终结；另一种情况是中国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娶不到中国媳妇的单身汉只能以找黑妞的方式解决生理问题。中莫混血主要以这两种方式产生的。当时，中国人的观念还比较传统，这种与黑妞姘居或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很低调，为华人社团所不齿。华人社区在统计中国人的数量时，从未将混血算入其中。现任莫桑比克财政部长曼努埃尔·郑（Manuel Chang）就是郑姓中国人的后裔，前几年，他还到过广东省中山三乡，努力去寻他的根。几乎全部的混血随着母亲，生活在社会基层，他们虽然算是中国人的后裔，但如今已成为地道的贫穷的莫桑比克人，并不为外界所知。
独立至今的艰难岁月
1964年9月25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简称解阵，Mozambique Liberation Front，简写FRELIMO）领导人民在北部的马孔德高原（Makonde Plateau）进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第一枪。在莫桑比克民族解放斗争中，中国给予了很多无私的援助，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已处于美、苏对峙的冷战前期，就中国而言，葡萄牙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欧列强，中国和莫桑比克同被其侵略过，澳门仍沦为葡的殖民地，因此，解放“黑奴”，支持包括莫桑比克在内的非洲人兄弟获得独立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中国和前苏联成为莫解放力量的两大军事援助国，毛泽东思想及其军事理论对解阵党领导人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当中国的领袖密切关注着非洲局势，并为莫解放军的胜利由衷高兴时，在遥远的非洲大陆，莫桑比克华人华侨却闻之丧胆，并由此拉开了他们被迫逃亡的痛苦选择。历史，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与中国人开个自相矛盾的玩笑，至今回味，这种玩笑开得太沉重了！
独立战争期间，贝拉和马普托两市一些有钱的华侨开始撤离莫桑比克，一部分随葡人去了里斯本，另部分去了其他国家，即使是那些留在原地持观望态度或难以割舍产业的华侨也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葡萄牙或南美洲同说葡语的国家巴西以防不测，中华小学因之关闭。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当天即与莫桑比克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久，效仿中国与前苏联的做法，莫桑比克新政府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政策，将前任政府时期的工厂、银行、学校、医院、楼宇等资产一概收归为国有，华侨的财产因此受到直接冲击。虽然当时中莫两国政府的关系属于“莫逆之交”，但莫桑比克人民是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所实行的主要针对葡萄牙人在内全体富贵阶层的一项政策，只是华人的经济地位较高，因此一起受到沉重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