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整个战局，使整个中法战争的形势对中国有力。但是，在清朝政府坚持卖国投降政策之下，镇南关的胜利不仅没有成为援越抗法的新起点，反而成了李鸿章作为向侵略者求和的资本，投降派又抬起头来，高唱“乘胜即收”的论调。在战争过程中，始终是边打边谈，法国不断通过外交渠道进行诱和，英、美、德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一直在忙于“调停”活动。
1884年8月26日清政府对法宣战以后，始终也没有停止卖国投降活动。法国侵略者软硬兼施，采取边打边拉的手段。法国在台湾制造紧张局势，不时叫嚣要添船，扩大在台湾的侵略活动。李鸿章不断地替侵略者虚张声势，在暗中不断制造和散布妥协舆论，说什么法国惯于“因愤添兵”，“不胜不休”。在1884年底屡次致电北京说：“大局将不可收拾。”大长敌人的志气，大灭自己的威风。清政府也担心战争长期打下去会激起“兵变”、“民变”，也希望能与法国妥协。
法国侵略者一方面加强军事压力，一次又一次地增派援军和增加军费；一方面又不断提出一些代替赔款的办法来诱和，主要办法有两个，一是法军占据台湾的基隆、淡水两地，基隆煤矿和淡水关税由法国管理；二是法国借给中国银2000万，以1000万购买法国船械和铁路材料，1000万现银借作整备海陆军及造铁路，限40年分批还本息。后一个办法是法国财政资本经常采用的一种侵略手段，就是必须用一部分借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作为借款的条件。几个月的外交谈判，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来谈的。按照李鸿章的看法，中国完全可以接受这些条件来求和；西太后也下了断然的命令，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议和。但是，法国侵略者每当在军事上进展顺利的时候，谈判的价码也随之提高，因此双方和谈总是很难达成协议。如潘鼎新从谅山溃逃的时候，原来已稍有眉目的谈判又出现新的界务问题。而新问题一摆到桌面上，伴随着的是军事威胁的加剧。
英、美、德、俄等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打着“调停”的旗号，压迫清政府尽快向法国妥协。在中法交涉中，德国宰相俾斯麦始终支持和帮助茹费理。美国为扩大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曾几次通过驻华公使杨约翰煽动总理衙门及早结束战争。沙俄也怕自己的盟友法国在战争中被削弱，致使它在欧洲失去牵制德国的力量，一直伺机压迫中国尽快与法国议和。英国是当时在中国拥有最大经济利益的国家，它怕战争的延长和扩大影响它在中国的既得经济利益，也怕中国抗法胜利会鼓舞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志，所以竭力充当“调停”带头人。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通过曾纪泽传达法国的两项条件，一是全部答应《中法简明条约》的几项内容，二是法国永远占据台北。而英国干预和谈主要是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来牵线搭桥。他利用海关的一只守护沿海灯塔的巡逻船被法军舰队劫往台湾的事件，派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到巴黎同茹费理联系，一方面交涉归还船只，一方面探听茹费理的停战条件。
清朝政府见投降派议和困难重重，就把议和的全权交给赫德，依靠他的奔走来实现议和，1885年3月22日，李鸿章曾说：“赫德爵士和他的代表金登干先生具有全权进行谈判”。赫德在这一时期中积极奔走，一面尽一切可能来支配中国，甚至李鸿章也被排斥在1885年春季的谈判之外，他积极地用他的意见来影响清政府官员，让他们坚持议和的主张。另一方面，他又尽量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来满足法国侵略者的要求。尽管如此，由于法国当时军事上的优势，赫德和茹费理的谈判持续几个月，但也没达成什么协议。
正当和议难以进展的时候，出乎意料地传来了镇南关大捷的消息，战场形势的剧变，使中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李鸿章等人却把它当作向侵略者寻求妥协谈判的好机会，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说：“谅山已复，若此时乎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李鸿章的卖国投降活动又积极起来，这种不合道理、违反常规的事情甚至使法国侵略者都感到不可理解。茹费理简直不能想象，中国在军事上胜利以后，中国政府会拘泥于金登干和茹费理所谈判的条件。而西太后呢，这时她已经根本“不管她的英勇的部队在帝国边境上所获得的胜利，而只是想起给她带到家里来的不愉快的庞大的战争消费，只是想起那些使她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因此，她从来就没有想到要撤回条约，而是比过去更加急迫地要立刻签订和批准这个条约。”赫德等侵略分子也从旁恐吓威胁，说长期对法作战会引起国内革命。在中法战争中，清朝反动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存在，清朝政府并没有因对法国作战而改变它压迫人民、镇压人民的态度，它最怕人民的抗清起义。所以，清政府急忙要结束战争。中外敌人的一唱一和，终于迫使清政府在中国大胜的情况下，于1885年4月4日授权金登干和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承认1884年5月的《中法简明条约》有效，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法国派公使到北京或天津，确定条约详细条款。4月7日，清政府下令宣布停战。与法人约定，越南宣光以东，4月15日停战；宣光以西，4月25日停战；台湾在4月15日停战。李鸿章特别给张之洞打电报，要求冯子材军“如期停战撤兵”，张之洞致电李鸿章诘责和议说：“奉电传上谕：法人无理，已饬决战，嗣后如有以和议进者，定即军法从事等因，此次进和议者为谁？”李鸿章当然没有胆量承认是他在求和，只是把责任推到赫德身上，他在回复张之洞的电报中说，进和议者是赫德。当然，李鸿章很清楚，是谁给了赫德以议和全权的，谁让赫德一手包办和议的？赫德自是偏袒法国侵略者，但又是谁接受了和议的？李鸿章想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赫德在镇南关大捷之后尽全力催促法国赶快订约。4月3日，他警告法国百礼霜内阁说：“一个星期的迁延就会使协定发生危险，因为北京的主战派可能占上风”。果然第二天就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赫德对金登干在巴黎的工作非常满意。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中法新约》条约共十款，要点如下：
一、边界毗连各地，中法两国自行弭乱，安抚匪党流民，设法解散。法兵永不过北圻，中国亦不派兵赴北圻。
二、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所订的一切新约。
三、6个月后戡定北圻界务。
四、法人欲过界入中国，应由法请华官给护，华人由中国入北圻准此。
五、保胜以上谅山以北应指定通商二处，法商均可居住。中国可设关收税，中法均得设领事官。
六、法国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减轻。
七、中国将来建筑铁路时，可雇佣法国工程师，应与法国商办。
八、约定后法兵即撤退基隆和澎湖的驻军。
这个条约签订后，6月21日，法军从基隆撤走。7月22日，法军从澎湖撤走。这个条约的签订，越南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完全断绝，正式分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开放广西、云南门户，使法国侵略者多年的通商愿望得以实现，法国取得了比本国大一倍多的越南。1886年4月25日《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在天津签字，1887年6月26日，《中法界务专条》和《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在北京签字。通过这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西南边疆的门户被打开了，法国侵略者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利益和特权。
中法战争和其他各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所不同的，就在于中国军事上并没有遭到失败，而是取得了击败法国侵略者的军事胜利。但由于清政府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却使胜利变成了失败，使有利形势变为不利形势，导致法国在战败以后，仍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
中法战争结束后，中国边疆地区的危机不是缓和了，而是进一步激化了，中国人民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更艰巨了。在这以前，中国沿海各省已因资本主义的入侵而门户大开，北部、东北部和西部边疆已被沙俄占去大片土地，但那时的云南、广西、西藏、台湾等地，却还没能直接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到这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地区已经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直接侵略之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
中法战争以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极力为自己辩解，宣扬中国之所以在战争中向法国妥协，是因为海军力量单薄，不能与法国抗衡，因此要求集中力量扩充海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扩建北洋海军便成为中法战争后“自强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1885年10月，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派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但实权操在李鸿章手中。李鸿章在中法战争期间一再按兵不动而保存了实力，现在又利用海军衙门整饬海防的名义，把中法战争前向英、德两国订购的两艘铁甲舰和快船调到北洋，并不惜巨款建成威海卫军港和旅顺船坞。1888年，李鸿章所掌握的北洋水师扩建成北洋海军，拥有22艘军舰。但是，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和海防的目的，不是为了“御大敌”，而是用来“壮声威”，北洋海军成了李鸿章扩大权势的工具。北洋海军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
中法战争使封建统治者所吹嘘的“洋务运动”开始遭到了破产，一些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的改良主义思想，为后来的变法维新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中法战争是中国人民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战争。中国广大人民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狠狠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这场战争中，一批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爱国将士，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他们之中如刘永福、冯子材等人，面对凶恶的敌人，敢打敢拼，他们能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们不愧为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他们的爱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