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去抱朴道院的原因，是因为道院开了茶室，道姑奉茶，别有一番仙意。此道院建在抱朴庐旧址上，始于唐毁于元又兴于明清，全国21座道教重点宫观，浙江省占了这唯一的一座。道院很别致，黄色围墙，墙头蜿蜒，做成一条龙，瓦盖如龙鳞，附近有炼丹井，炼丹台。山顶有初阳台。据说当年葛洪就在此吸日月之精华，吐故纳新。台基为英人赫德所建，台亭由染坊业主杨树英所筑，亭中又树一石碑，书“初阳台”三字，有联曰：晓月初升，荡开山色湖光，试登绝顶；
仙人何处，剩有石台丹井，来结闲缘。
我少年时常结伴成群来此观日出，尤记那红日一轮，锦绣湖水赫然显赤色之壮丽景象。某年除夕，也记得又有友来邀我上初阳台，说是吐故纳新接天地之气。初阳台还让我想起我的一位故人、也是老师，名叫申屠奇，他曾经整理过一篇西湖民间传说，叫《寻太阳》，里面有个情节就是关于这初阳台的。是说那位年轻的母亲站在这初阳台上，看到了儿子从东海里找回的太阳，正托着太阳冉冉升起。我认识这位申屠老师的时候，他还当着他的右派呢，可我看到他沉默的面容时，想到的却总是那个母亲站在初阳台上的景象。申屠老师后来被平反，前几年去世了，但他的关于初阳台的故事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心中。
黄龙洞的历史说来要比抱朴庐短多了。南宋时江西来了个慧开禅师，住在这栖霞岭的北麓，茂林修竹处，筑寺求雨。有一天风雷动，寺后一块大石头开裂，如龙头裂嘴，水就从那龙嘴中流出。人们说，江西的黄龙跟着禅师到西湖来了。
不久杭州旱，理宗请慧开祈雨，慧开说：“寂然不动，感而后通。”果然不久天下大雨。
清末时，黄龙洞才由寺院改为道观，规模不大，还是山林水洞名气更大。
黄龙洞从前很静，石阶路很长，修竹万杆，又有一池碧水。峭岩上那大龙头吐水直泻而下，一块巨石立水中，一面刻“水不在深”，一面刻“有龙则灵”。站在石旁，碎珠成万颗扑身而来，清凉无比。站在这等地方，怎么能让人不想起刘禹锡的《陋室铭》呢：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禁不住豪放地吟诵起来，仿佛黄龙洞成了陋室，因为我的到来而放出馨香。
不过我大学毕业之后，我的师妹师弟再没有我的好福气。黄龙洞也终于卖起门票来了。黄龙洞改为仿古乐园后，我也去过几次，又有另一番的热闹和生趣。我怀念从前的静寂，但长乐亭里的江南丝竹，奏《春江花月夜》，又奏《行街》《三六》，听了使人痴迷，倒是从前没有的。今天的黄龙洞还有个民间的越剧团，常年在此演出，有个女演员，还得了梅花奖，这也是从前没有过的事情呢。
杭州西湖南山一带的玉皇山上，也有一座道观，叫福星观。它的来历与皇帝有关，又与杭城火灾有关。清朝雍正年间，龙虎山的道士修好了雍正的眼病，从此掀起了清代崇尚道教的狂潮，浙江巡抚李卫乃雍正亲信，从此也跟着皇帝崇道，福星观就是这个历史时期建造的。
福星观为什么要建在玉皇山呢？这一番来历，很中国文化呢。
西湖明珠自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凤是凤凰山，龙，就是玉皇山，所以玉皇山又叫龙山。
龙山在杭州的南面，南面在八卦中，被称为离，主火。杭州火灾弥多，李卫便请道士出主意。道士说，玉皇山乃离龙，也就是火龙之祖，山半腰那个紫来洞中就有火龙。要制它也容易，洞旁放七只大缸，照北斗七星排列，缸上铸符祝辞，缸内盛水，初一十五上山视察，保证缸中水满。又在紫阳山顶用石条排出一个坎卦石，说坎能克离，尤如水能克火。
在我还不到懂得欣赏那七星缸的年龄之际，缸就被红卫兵砸成一堆碎块。倒还是紫来洞前的亭，我上上下下地偶尔也去坐坐，算是凭吊石迹了。
福星观去过几次，不是去拜玉皇大帝，是去吃素菜的。玉皇大帝的福星观建雍正年间，几次毁建，现在成了茶室和素菜馆。以假乱真，以素代荤，口福到了。吃罢素宴，站在山头看山下的八卦田，黄金作埒，碧玉为畴，极目了然，更多象外意念。
傍晚从山上沿石阶小路下，暮色将起，西天紫金交辉，山下小路桂花满枝，猛一回头。见山高月淡，疏星几粒，围墙飞檐，翘之俨然，有灯闪烁，如人间烟火。杂树半隐，欲封山中。远远望去，恍然若梦。路遇老者一人，白髯垂胸，疑是道翁……
司徒雷登故居：上帝在西湖
退回去三十多年前，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我还是个儿童，那时候我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名叫司徒雷登的人了。不知道他究竟何方人氏，但知道反正他不是个“好人”，因为毛泽东主席让他离开中国，所以说“别了，司徒雷登”。后来大人打派仗，宣传车开出去，大喇叭哇啦哇叫，都是毛的语录，常听到播音员雷霆万钧地吼道：司徒雷登走了，很好……我那时就想，司徒雷登究竟上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要走呢？再大一点儿，我才知道，司徒雷登原来是个美国人，是解放前的美国驻华大使，解放军解放了全中国，这个司徒雷登当然只有回到自己的国家美国去了，你能说不好吗？这当然很好了。但是两派打仗，借司徒雷登之名，把对方当了美帝国主义，要把他们也赶到美国去，这倒是一件很想得出来的事情。
又过许多年，浩劫早已结束，中美关系正常化，改革开放，司徒雷登早已不再作为美帝国主义的象征，我也上了大学，攻读史学。一天上基督教史，先生讲着讲着讲开了，说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也是杭州人，他的父母兄弟都是赴华的传教士，死后就埋在杭州九里松的外国人墓区里。他们生前就住在延安路旁天水桥的耶酥堂巷里，他的故居还在呢，是一个中西式的花园别墅。
听此言大为兴奋，便认真地寻找了一番，那坟墓是没有找到，但司徒雷登的故居却真的让我找到了。已经成为民居了，花园已废，但房子的样子还在，司徒雷登就生在这里啊，听说从前还有几株树是司徒雷登父亲亲手种的。我想应该把这一重要的文化信息告诉人们。但当时的有关方面似乎对此没有太大的兴趣，杭州这个地方人文积叠是比较丰厚，但我认为带有外来文化性质的积存并不多，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司徒雷登的故居。别人不重视，我自己重视算了，所以这些年来，倒是常去看看这故居，眼看着房子从三幢就变成了一幢，再不保管好，可就没有了。
没想到某年三月间打开报纸，头条就是关于司徒雷登故居的报道：原来这房子已经被野蛮损毁了。报道说：司徒雷登故居系杭州市文物保护点，该故居原为司徒雷登之父司徒尔所建的传教士住宅，建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该地原有多幢传教士住宅，现仅存一幢，其东侧为耶稣教天水堂。
这个消息实在是令人吃惊，第二天再看报纸，稍稍松了口气，有关方面的专家说，如果能追回原建筑构件，基本还能恢复原貌。该故居的梁柱楼板多为进口木料，已经被追回来了一部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复旧貌，就要看老天爷保不保佑了。
司徒雷登（公元1876-1958年）这个人，想起来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他生在杭州，幼年时就在杭州的培德学校读书，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可以说是喝西湖水长大的。14岁时他回美国读书，20年后又回到中国杭州，在天水桥畔家门口的湖山堂传教，又在弘道女中和冯氏女中等教会中学教课，37岁时他到南京金陵神学院当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他到了北京燕京大学，一直从教授当到校长。1946年，这位基督徒进入政坛，当了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在一片“别了”之声中，他离开了中国。连头到尾，他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因此，他写过一本回忆录，题目就叫《在华五十年》。
据我所了解的材料看来，司徒雷登是很热爱杭州，几乎把他作为自己第二故乡来看的。说到杭州地理环境，他在书中这样说道：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湖山峦环抱，山上庙宇错落，十分令人喜爱。远处是以钱塘潮而着名的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杭州的这些郊野景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中着名的题材。
因为喜欢他出生的地方，他甚至对此地的方言也有自己的认识：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的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查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象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
司徒雷登也喜欢杭州的吃。我看过一则回忆，说杭州城里当时盛行门板饭，那一般都是下里巴人吃饭的场所，但司徒雷登很喜欢，尤其垂青于王饭儿的门板饭，他每次回杭，都要去吃王饭儿的沙锅木郎豆腐，有时回家，手里还拎一串件儿肉。
论起家族渊源来，司徒雷登和林肯总统还沾着亲呢，不过是远亲罢了。他的曾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1868年，司徒尔单身来到了中国杭州，在一座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间住处，又雇用了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厨师，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五年之后他离开杭州回国，然后和司徒雷登的母亲结婚。1874年，他们又从美国回到了杭州。一开始杭州传教士们的住地在吴山顶上，根据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说法，山下住着一位姓马的政府官员，相当于省财政厅长的职务，他的儿子生了病，认为是传教士们住在山上的缘故，这样，他们就搬到了今天的天水桥一带，他们说，当时这里是杭州最贫穷的地方。两年之后，司徒雷登就在故居里出生了。
司徒雷登有个兄弟，很年轻时就死在了杭州，1913年，他的父亲也死于杭州，就埋在了九里松外国人坟山。1924年，司徒雷登的母亲在北京去世。关于母亲的后事，他是这样说的：由于我怀有中国人和西方人双重感情，我便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将我母亲安葬在杭州我父亲和我的一个兄弟的墓前。那时正值内战，我们不得不取道天津，由海路走。政府友善地给我提供了一节原为慈禧太后而设计、带有几条巨大金龙浮雕、装饰豪华的私人车厢，一直送到天津。
因为父母都葬在杭州，所以司徒雷登和杭州的关系就一直也没有断。1946年，司徒雷登又到杭州扫墓，当时的杭州市政府想了个和他套近乎的主意，让他当了杭州市的荣誉市民，还送给他一把纯金制的象征杭州城的金钥匙一把。不管市政府出于什么目的，反正司徒雷登十分感动，专门在回忆录里记下了一笔。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是没有机会再来扫墓了。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渡江后进入了他的房间。他昔日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的中国的外交部长黄华，还作为解放军的代表来看望过他。8月，他从南京直接回了华盛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从司徒雷登上一代人的经历，大致可看到杭州传教士的情况。说起来杭州对外来信仰倒也不怎么封闭。元代初年基督教就在杭州传布，明末清初，天主教三柱石中的两大柱石就是杭州人，一个叫李之藻，另一个叫杨廷筠，还有一位是上海的徐光启。李之藻是明代中国着名的科学家，曾任过工部侍郎。因为跟着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最后把天主教也给学习上了，到1610年，明朝的万利三十八年，他受了洗，成了天主教徒。第二年他父亲去世，他奔丧回到杭州，还不忘记带上他的教徒和神父朋友一起回到杭州，然后他们就一边奔丧一边传播起天主教来。恰好杨廷筠和李之藻也是朋友，到他家来吊丧，都这时候，李之藻也没忘记传教。这个杨廷筠，也是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从前是笃信佛教的，乍一接触天主教，竟然就入了迷，两年之后，他也受了洗，成了天主教徒。以后还出资在天水桥修了一座教堂，这就是司徒雷登家旁的天主教堂的前身。
杨廷筠信天主教，也真够虔诚，他甚至把他家的祖坟都献了出来，作了传教士们的墓地。这个墓地在今天的老东岳的桃花岭，至今依然尚存。
但杭州毕竟是东南佛国，有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佛教徒们怎么能让这些洋教随便发展，两边的人就打起了嘴仗和笔仗。仗打到万历四十四年，朝廷终于决定禁止传教。李、杨二人奔走呼吁也没有用，最后连自己也被罢了官，从此闲居在家中。不过他们毕竟是朝廷命官，在杭州又有钱有势，所以还是保护了不少传教士与教徒，为以后的天主教传播，打下了基础。
有清一朝，前期朝廷对天主教小心翼翼，有种种限制，但还不到禁止的地步。当时杭州的天主教由一个名叫卫匡国的意大利人主持。这个卫匡国，直到今天，在他们本国还非常有名。据说清军刚打进杭州城的时候，他想出了一条保护教会的妙计，在天主堂门口书写上：大西天学修士寓此。清军果然没有动教堂。到清顺治年间，杨廷筠是死了，可他的女儿却接了上来，虔诚一如父亲。当时的浙江总督佟国器，本是皇亲国戚，自己和他的夫人都信教，还出资建了宏大的教堂。但本土信仰与西洋信仰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到雍正一朝、李卫担任浙江总督时，天主教堂终于没收成了天后宫，专门用来祀水神。李卫看来对天主教真是深恶痛绝，他刊石立碑，洋洋千字，把天主教骂得狗血喷头，从此，杭州的天主教断垂了一百三十多年。
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在杭州恢复了活动，而且基督教新教也传播了进来。传教士纷纷来杭，司徒雷登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杭州的。当时天水桥畔的天主教堂旁的巷子，原名叫兴福巷，因为住到这里的传教士多了，这才改名为耶稣堂巷的。到1873年，司徒雷登出生前三年，堂中的教士们在这里开办了仁慈堂，设了医局，办了学校，又办了育婴堂。所有这一切活动当中，应该是有司徒雷登父母的身影的吧。
我小时一听什么育婴堂就心里害怕，仿佛那里是帝国主义专门弄死中国婴儿的地方。如今长了点见识，知道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就比如对这个司徒雷登先生的认识一样。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过传教士作为一条途径，今天已经被肯定下来了。象司徒雷登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在他身上，汇集着东西方文明、东西方宗教、东西方政治、军事、教育的诸多综合点。他在中国度过的五十年，正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经历的历史性的五十年。象司徒雷登这样的传教士，某一个层面上的西方知识分子，不能粗率地就把他们当作帝国主义和列强的代言人。但他们进入了中国之后，对输出西方文明所抱有的一切良好的期待，在这片大地上，都事与愿违。殖民地文化和被殖民地的文化在这里展示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冲突，由此发生了势不两立的斗争。司徒雷登的作别中国，也是历史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的确是一篇回肠荡气的、也是扬眉吐气的政治宣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挖掘的文化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应该忽略司徒雷登的故居。
司徒雷登的故居重新得到了修复，修复之后怎么使用呢。我曾经想过，除了作为名人故居开放之外，还可以在这里追溯基督教与杭州的关系。杭州既然是基督教文化的重要传播地，就应该有一个追溯它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