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谦亭：古茂沉雄嘎嘎独造
在我的记忆中，很少听到过一个艺术家有那么多的名、字、号以及别号的。赵之谦（公元1829-1884年），大名鼎鼎在晚清艺术界，而他的另一大串称呼，不在这里一一列出，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他有两个字：益甫，撝叔；有一个别字：冷君；还有一些号：悲盦、无闷、子尔、憨寮、梅庵、笑道人、娑婆世界凡夫，自署“二金蝶堂”、“苦兼室”等。知道他的圈内人，不管拎出他的哪一个名字都知道，人们一般以为，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若论书画印三绝，以赵之谦为翘楚。李仲芳先生在他的《百年篆刻》一文中这样评价赵之谦，以为联接篆刻艺术古典和现代的的纽带，是赵之谦、吴昌硕和黄牧甫，他们是篆刻史上的三座高峰。其实，这位只活了56岁的大艺术家，无论在碑刻考证、诗文、绘画和书法方面，都是当世大师。沙孟海先生对他这样评价：学问文章，根柢深厚，书画篆刻，皆第一流。
《西湖新志》中关于赵之谦，也有这样一段评价：怀才负奇，博通今古，所为文，奇玮恣肆，浅学之儒，无从句读。于书，初学颜平原，继专力于篆隶八分及魏书，更推篆隶之意以作画，山水花卉，古茂沉雄，嘎嘎独造，墨迹流传，人争宝贵。
这嘎嘎独造的形容，有声有动有态，让人想到制印时的金石之音。记得从前到西泠印社，在那里看到二十八印人画像碑，其中就有赵之谦。我写此文时，正值西泠印社成立一百周年的大庆前夕，所以自然就多关注其人在印学上的贡献。
关于赵之谦的生平，我也是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咸丰时的举人，当过七品芝麻官——江西南城等县的知县，死也就死在任上。他后来为什么葬到杭州来，是如何葬过来的，我很想知道，但现在还不清楚，只知道他的墓地就在杭州的九曜山。九曜山在今天的南屏山西，海拔198米，与南屏山同一山体，因为山上曾经有九曜星君殿，所以名为九曜。
多少了解一些赵之谦的行状之后，总觉得这个绍兴人是很像徐文长的。绍兴籍出生的大师里，往往就有这样一种狂狷风骨，上溯之陆游，下溯之鲁迅，这个赵之谦，也有这么一种态势。
我们可以从他的治印中看出一些端倪。有一件朱文印，印文为“悲盦”，取法皖派风格，篆法紧结洒脱，是其朱文印的典型作风，短短两个字，那是为了纪念亡妻范氏而作的，无限的苍凉都在其中了啊。
赵之谦19岁就结婚了，娶的是会稽县的范姓之女，大名范璥，字敬玉，小名秀珊。说到这位范家女子，也是一个不平凡之人，嫁过来时比赵之谦还大一岁，想必她的娘家还是有点实力的，否则他的父亲也不可能三娶其妻。这敬玉乃是最后的妻子所生，六岁时她要求读书，母亲认为她是个女孩子，不必读书，她小小的年纪竟然不同意，父母只得把她当了男孩子来教习。她又是那么样地热爱读书，七年时间便把五经都读遍了，这样一来，她就成了封建社会里难得一见的有修养的才情女子。
自从20岁嫁到了赵家，范氏女子对赵之谦一家，可谓克尽媳职。1861年夫妻分别，赵之谦去了闽中，谁知第二年，范氏就病故在了绍兴的母家，女儿惠榛也跟着死了。那年范氏才不过35岁，而兵慌马乱之间，赵之谦被困在异乡，只能在万水千山之外为亡灵遥祭，这样的悲痛，真是撕心裂肺啊，中国最下层的知识分子，小人物的命运，大师的痛苦，除了化为艺文，还能化作什么呢？他在诗中这样写道：我妇死离乱，文字无一存，惟有半纸书，依我同风尘。他在为悼念妻女而篆刻的印章上刻了“餐经养年”，又在侧款上提跋曰：……为亡妻范敬玉及亡女惠榛造像一区，愿苦厄悉除，往生净土者。
倘若没有友情，不知道赵之谦在闽中如何生活下去。幸亏他入闽后不久就认识了杭州人魏锡曾，当时他正在福建任盐大使，因为爱好金石，见解高超，被当时之人称为“印奴”。他与赵之谦相识之后，彼此友情深厚，一直保持到了终生。魏锡曾写诗乞画曰：知君家住大门口，十过君门九回首。而赵之谦因为写信而未及时得到他的回信，竟然再去信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说：……此信到日若竟无一字来，则魏稼孙（锡曾之字）狗心鬼肺，神人共愤矣！况前此寄尺牍，价便嫌少，亦必写一收到之条，自此以后，竟不发一信，吾以汝死矣。
写出这样的信而不伤友人之情，也只有深刻了解赵之谦的人才能够做到。正是魏稼孙为赵之谦集印谱《二金蝶堂印谱》，请赵之谦题辞，赵之谦写了“稼孙多事”这四个字，真是意味深长。实际上他为魏稼孙的刻印是相当多的，共有二十多枚，且都是在治印艺术高峰之时所刻。1881年魏稼孙去世，赵之谦不由长叹：金石之友不获金石之寿。谁料三年之后，他自己也去世了。
赵之谦并不是一个人去的闽中，他还带上了亡友钱松的儿子、16岁的钱式。
说起来这钱松一家也是可怜，1860年杭州城遭太平军之役时，作为西泠八家之一的钱松，一家六口五人罹难，只有14岁的次子钱式由钱松的弟子华复裹携出逃，留得一命。后来这孤儿就投奔了赵之谦，成了他门下的入室弟子。
赵之谦对这位身世悲惨命运不幸的弟子视为骨肉，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人中十分可贵的品行。正是在闽中的日子里，赵之谦开始教钱式刻印，他自己的那些悼亡妻女的印章祭跋等，也由他自己篆稿后再由钱式镌成。他对这位弟子是相当满意的，给人写信说：“钱生人极聪明，而身体太单薄。”他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就在那年秋天，他去了京城，行前将钱式交付友人照顾，还四处写信为钱式筹备冬衣，那些文字读来实在让人心酸：弟拟为之筹冬衣，已遍告友人，苦无欲此者，兄于诸朋中择一二欲刻印者告之，公醵四五金，以五十钱刻一篆字何如？再让亦可。以有为主。此事必求略办，此信到日，赶速招来。弟去后兄等有可手援处，万望援之。如弟有插根处，必移植盆中。
赵之谦到了北京，也常常寄钱寄物给钱式，可惜这被赵之谦称为“孤根危绝”的少年才子，到头来还是在贫困中早夭，年仅19岁。
赵之谦曾专为钱式刻印，赵之谦自己的印也让钱式协助，比如有两枚印“俯仰未能弭寻念非但一”和“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边款就是他让钱镌刻的，可惜尚未刻完，钱式就去世了，最后由另一位大印人汪述庵完成。一印而三易其手，其中人世感慨万千。
1862年之后的两年，是赵之谦一生篆刻事业的高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艺术水准上都十分可观，亲人死别，自己又流离远迁，悲哀愁苦之衷，愤激放浪之态，都从其中发出，竟然成就了千古绝品。都说文章憎命达，难道艺术不也是那样吗？
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在那一年以后，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秦勉锄，展示了他的艺术抱负，说：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
壬戌正是1862年，以后，他又在“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的边款上说：“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口气是很大的，但沙孟海先生却评价说：这话并无夸大之处。赵之谦的时代，金石学盛极一时，参考资料既众多，又方便，吸收精华，充实创作，赵之谦有此条件，更有此才力。从他死后到今将近一百年，本国及日本印学界学习他体制的接踵而起，当然不是偶然的事。
说到了沈树镛，又有赵之谦与他的一段印坛掌故。在《赵之谦尺牍》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的是他和同年考上举人的沈树镛如何访碑的，且记录如下：《戚伯着碑》世间只一本，居然在都中，已访得其地，然未之见也。藏碑之人有一女，未字人，闻均老断弦，令人说亲，均初不肯因一碑许之。弟又誓不续弦，且贫，非彼所愿。此碑不到眼，碑自不幸，非我等罪。
为了一件碑文，要想出娶那藏碑人家的女儿，不能娶，以为碑不幸，自己无罪，这是什么感情，这样的痴迷之人，世上能找到几个？
赵之谦到北京后不久，就认识了另一位金石之友潘祖荫。此人一生高官，同时又是一位高明的金石鉴赏家，非常赏识赵之谦，故而在赵之谦谋拟捐官之时，出助百金。从那以后同治三年到光绪八年之间，潘氏几乎所有的印都出于赵之谦手下。光绪八年，潘祖荫获得了慈禧的表彰，他特请赵之谦为他刻了“赐兰堂”一印。金石界的人以为此印实为绝品，而赵之谦刻的也是他平生最后一枚印章。在此之前，他已经十年未刻印了，所以，在边款上写道：不作印已十年，目昏手硬。那年他已经54岁，离他去世只有两年了。
1884年，正是光绪十年，赵之谦终于死在了他小小的江西南城官舍，一代巨子，就这样以56岁的年华，无声无息的在人间消失了。我始终还不能真正了解清楚的是，赵之谦的一生为什么会那么清寒。是他拒绝进入官场吗？不像。他平时交往的友人中有不少是达官贵人，他们的荣华与他的清寒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与他保持了终生的友情，为什么就不能为他创造更好的艺术条件？或者是因为他身体太弱？赵之谦有哮喘之疾，自称此病已传之四代。妻女亡故之后三年，他也差点跟了她们而去，那一场大病生了大半年，头发转白，人也健忘，那时他还不到40岁。或者是因为他的个性之故，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是完全艺术化的人，这样的人在晚清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实在是非常难以维系下去的。也可能是因为他把钱全部扔到金石书画上去了，收集这样的艺术品，一个穷书生，除了节衣缩食，还有什么办法。
我再三琢磨大师与清寒的关系，只得出一个结论，在封建时代，艺术大师们的天才之作，说到底，在官僚们眼里，还是玩物，是雕虫小技，风雅之物，与治国经邦是不能相比的。因此艺术家到头来，只能是体制的附庸，是栋梁上的装饰物罢了。而在艺术家眼里，他们的艺术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不会真正为了一官半职抛去艺术，但在现实生活中又不能不求得一官半职而维持能够从事艺术的生命。这是多么半吞半吐的生命，而在这样的生命里，竟然还吐出了这样鲜美的人的花朵。
赵之谦时代的政治大厦，不过在他去世27年后就倒塌了，如果那时他还活着，正好83岁，这并不是一个一定就不能够活到的年龄，当世的许多老艺术家比如黄宾虹、齐白石都活过了九十岁，但赵之谦的时代，容不下这样的大天才。
而今天的赵之谦，则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湖西开发，在赵之谦旧墓前建了纪念亭，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位大师将有更多的了解，他的艺术和生平，将唤起更多人的共鸣——大师永存，艺术永存，王公将相则忽略不计、烟消云散了。
牡丹亭：世间只有情难诉
在我还没有真正地游历过花港观鱼公园内的牡丹亭时，我已经在纸上游历过中国古典名着、汤显祖的《牡丹亭》了。豆寇少女，大约因为对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描写印象太深了吧，真的到了牡丹亭一游，觉得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之处啊。可见走读西湖，也是要走到一定的年纪，才会把纸上的景致，岁月深处的景致，眼前的景致融为一体的。游牡丹亭，若不知道汤显祖的《牡丹亭》，不知道牡丹花的种种，那你看来看去，也就那么几朵花，也就那么一个亭子罢了。你要知道了那牡丹亭背后的种种，你身在亭中，那就完全是另一种心情了。红男绿女，在此不妨听我道来。
杭州是一个情天情地幻情深的所在，牡丹亭自然也是一座情亭。想来中国历史上的牡丹亭不会只有一座，但人们今天记住的还是汤显祖的文学剧本的《牡丹亭》。所为何来，就因为汤显祖的《牡丹亭》，把美人鲜花与爱情结合在一起，把人们内心深处的心弦深深地拨动了。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里，牡丹亭实际上是南安太守杜宝家的后花园中的一座亭台，那杜太守的女儿杜丽娘做梦游园，遇见了一位美少年，在牡丹亭下相亲相爱，醒来发现，乃南柯一梦，便偷偷带着丫头春香一起游了真正的后花园。书生倒没有找到，那牡丹亭却是找到了，杜丽娘梦境与现实已打成一片，只当是人去楼空的悲剧已经发生，因此生了相思病，画了一幅自己的玉像，藏在园中，自己也香魂一缕而散，葬在花下。谁料那梦中的少年柳梦梅真的出现在现实世界里，而且其人还是柳宗元的后代，而且还就偏偏借住在了杜家花园。柳书生拾得了美人图，便也开始神魂颠倒，原浙江京昆剧院院长汪世有着名的昆剧折子戏《拾画：叫画》为证，我看过，那的确是神魂颠倒的。顺带说一句，我也看过浙昆的王奉梅与张志红的杜丽娘，美的比想象中的美人还美。总之，夜里那美人的芳魂出没，来寻少年了，男欢女爱，一开始那少年也没弄明白自己是与什么样的美人相爱，后来知道是个女鬼，陷得太深，也顾不得神人鬼了。那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胆子也大，竟然挖起芳坟，把那杜丽娘就从棺材里起了出来。夫妻做得正好呢，被杜太守发现了，杜太守把自家女婿正一顿好打，喜讯传来，女婿考上了状元。于是最后汤显祖还是回到中国文化的大团贺格局中去了，他的概括是这样的：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蹈春阳，感梦书生折柳，竟为情伤。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三年上，在梦梅柳子，于此赴高唐。果尔回生定配，赴临安取试，寇起淮扬。正把杜公围困，小姐惊惶。教柳郎行探，反遭疑激恼平章。风流况，施行正苦，报中状元郎。
关于《牡丹亭》的意义，作者也有一番点题，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那就完全是古典主义爱情的经典诠译。爱一个人，必须在程度上爱的死去活来，必须在时间上爱的一生一世，必须在空间上爱的上天入地。这和今天人们追求的但求一时不求永远，简直是天差地别了。
汤显祖的杜家花园的牡丹亭，并不在杭州，那杭州怎么想到要有一个牡丹亭呢。那就得从牡丹开始说起了。
许多人知道，牡丹花是被誉为国花的，是武则天钦定的花，那就是皇家气派的花。唐代杭州本来没有牡丹，大约在唐穆宗时期的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杭州开元寺的僧人惠澄，从洛阳移过来一株，称之为“洛花”，白居易立刻就“花间一壶酒”，跑去喝酒赏花了。关于这样的风雅之事，那写过“画眉深浅入时无”的诗人张祜又写了一首诗：浓艳初开小药栏，人人惆怅出长安，风流却是钱唐守，不踏红尘看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