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能而又善良仁慈的上帝，创造了天地间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助于整体的幸福和完美。如果我们陷入贫穷、疾病或其他任何不幸之中，我们首先应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正义和对他人的责任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从这种不利的处境中解救出来。但是，如果在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之后，发现仍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应当心安理得地满足于整个宇宙的秩序和完美所要求于我们的在此期间继续处于这种境地。毕竟与宇宙整体的完美和幸福相比，我们微不足道的幸福是多么的不值一提。而最后，如果使我们解脱的机会真的出现，我们也应果断地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没有必要再停滞在这种不幸处境中的暗示。
对个人是如此，对我们的亲人、朋友和国家的不幸来说亦是如此。在不违背自己职责的前提下，如果我们有能力拯救他们，我们就有责任去做。但是，如果我们尽力了却仍然无法改变现状，就应该坦然接受，并相信这样的事之所以发生是基于整体幸福的考虑。正是这样，我们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整体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整体的幸福不仅应当作为一个原则，而且应当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所在。
譬如，当我们把脚看成是整个身体的一部分时，可以说保持其清洁是我们的天性；而当它被看作与身体无关时，似乎就应当去踩污泥，踏尘垢，甚至被锯去，否则就不再是一只脚。又比如说，一个人被单独看待时，长寿、健康和财富无疑是令天性愉悦的东西；而被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时，如果出于整体利益的需要，个人遇到的麻烦、病痛和贫困似乎都是合理且必要的话，那么，此时他就不应该有任何抱怨。
明智的人从来不怨天尤人，他们总能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自身，把自己仅仅看作整个宇宙体系中小小的一分子，认为自己应该按照整个体系的便利行事，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能心平气和、沉着冷静地承受，听凭命运的安排，对生与死都能泰然处之。
一位针砭时弊的哲学家曾说：“我同样高兴和满意地接受可能落在我身上的任何命运：富裕或贫穷、愉快或痛苦、健康或疾病。一切都是一样的。我也不会渴望神袛们在什么方面改变我的命运。如果我要求这些神除她们已经给予我的那些恩惠以外还给我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她们肯事先通知我，什么是她们会感到高兴的事情，这样，我才可能按自己的处境行事，并且显示出我接受她们的指派时的愉快心情。”
对统治宇宙的仁慈，对贤人哲士的信任及对贤人哲士认为宜于建立的任何秩序完全听从，必然导致斯多葛派哲人对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事件漠不关心。他的全部幸福，首先存在于对宇宙这个伟大体系的幸福和完美的思索之中；存在于对神和人组成的这个伟大的共和政体的良好管理的思索之中；存在于对一切有理性和有意识的生物的思索之中。其次，存在于履行自己的职责之中；存在于合宜地完成上述贤人哲士指定他去完成这个伟大的共和政体的事务中任何微小部分的事务之中。
对他来说，这种努力的合宜与否也许至关重要，但其最终成败与否，却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它并不能使他非常高兴或悲伤，也不能使他产生强烈的欲望或厌恶。如果他喜欢一些事情而不喜欢另一些事情，如果一些处境是他选择的对象而另外一些处境是他抛弃的对象，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前一种事情本身在各方面都比后一种事情好，而是因为行为的合宜性需要他作出这样的选择。
并且，他的所有情感，也未被并入和卷进两种伟大的情感之中，即想到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产生的情感，和想到一切有理性和有意识的生物得到最大可能的幸福时产生的情感。他以一副安然的姿态，信赖着宇宙这个伟大主宰的智慧和力量。他唯一的焦虑是如何满足前一种情感，这并不是关注结局，而是思虑自己各种努力的合宜性。不管结局如何，他都相信这个结局正是力量和智慧得以促进整个宇宙大局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这个大结局正是他极力想要实现的。
虽然这种取舍的合宜性已经指明并为我们理解，但我们在这种合宜行为中辨认出来的正常秩序、优雅风度和美好品质，我们在这种行为的后果中所感受到的幸福，必然在我们面前显示出更大的价值，即比选择其他一切对象实际上得到的价值更大，或者比抛弃其他一切对象实际上避免损失的价值更大。对这种合宜性的关注，会导致人类天性中幸福和光荣的产生；对这种合宜性的忽视，则会导致人类天性中苦恼和耻辱的产生。
不过，富有理智的人并不如此。他们将自己的各种激情完全置于自己天性中占统治地位的节操的绝对控制之下，从而使自己能在各种场合对这种合宜性作出轻而易举且精确无误的观察。顺境之中，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适应，并且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逆境之中，他们会坚定不移地为胜利拼搏，并且最终的成功会给他们带来较之顺境更大的荣誉。即使最后不幸失败，他们也会因行为本身的合宜而没有任何怨言。
勇敢的人在挫折和磨难面前会斗志昂扬，因为这是锤炼英雄般的坚强无畏精神的绝佳机会。他的努力使他感到极大的喜悦，这种喜悦来自对更大的合宜性和应得的赞扬的自觉。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经受考验的能力颇为自信，他就不会厌恶各种考验的降临。同样，如果一个人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激情，他也不至于因环境的是否合宜而有任何困扰。
他们之所以具备这样的能力，是因为神的恩惠已使他们具备了所有美德，足使他们应付所有环境。如果遇到愉快的事情，他们就用克制的态度去约束它；如果遇到痛苦的事情，他们就用坚定的意志去忍受它；如果遇到危险或死亡，他们就用勇敢和坚强来藐视它。总之，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他们都会处理得十分合宜得体，他们会由此轻易地得到幸福和荣誉。
在斯多葛派学者的眼中，人生似乎是一种需要高超技巧的游戏，只是这游戏又包含有一定的偶然性或被人称为运气的东西。这种游戏给生活带来的乐趣，全部来自游戏本身的公正和技巧，赌注的大小是那么的不值一提。对聪明人来说，即使用尽全部技巧还是因偶然因素输掉了游戏，他也会把这看成是一种欢乐而不是伤心的事，他没有走错一步棋，他没有做出自己为之感到羞愧的事情，他充分享受着游戏所能带来的全部乐趣；相反，对愚笨的人来说，虽然他走错了每一步棋，最后却偶然地赢得了游戏，他的这种成功也只能给他带来微不足道的满足。他想到自己所犯的全部过错就感到耻辱，甚至在游戏过程中，他也不能享受到他能从中得到的一部分乐趣。因为没有掌握游戏规律，他通常会产生担心、怀疑和踌躇的情感，这种情感伴随着他人生的每一步棋，使他感到莫大的不快。
斯多葛派学者对人生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好处似乎视而不见，在他们眼里，这些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两便士硬币的赌注而已。对斯多葛派的这种行为，我们关注的不是两便士的赌资，而是他们游戏时的合宜方式。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赢得这个赌资上，那我们的幸福就是偶然的，就是不受我们支配的，就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无休止的心神不宁将困扰着我们，悲伤和失望会随之而来。而如果我们将幸福寄托在游戏的趣味、公正、智慧和技巧之上，寄托在自己行为的合宜性之上，寄托在适当的训练、教育和专注之上，寄托在自己完全有能力去控制并完全受自己支配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幸福就会得到可靠的保证。
斯多葛派学者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对人类生活本身进行取舍，如果愉悦我们天性的东西多于使我们不快的东西，那么从总体上说，生活就是合宜的选择对象。反之，如果让天性不快的东西多于令我们愉悦的东西，那么从总体上说，生活就成了我们应该抛弃的对象。甚至个别斯多葛派学者还说，即使我们的处境总体上是令人不快的，也没有必要牢骚满腹，而应平静面对，至少还应感谢神为我们敞开了死亡这扇大门，让我们还能拥有最后一个安全和宁静的避风港。
斯多葛派论著中常述及愉快甚至轻松抛弃生命的问题。这些学者认为，无论何时，如果感到不适，人们都可以任意选择以适当的方式放弃生命。不过，在他们看来，生与死还是一件极其严肃的需要慎重抉择的事。在上帝没有明确要求我们抛弃生命之前，我们绝不应该那样做。只有当生活彻底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考虑是否不要再眷恋生活，才可以认为这可能也是上帝在暗示我们该放弃生活了。
正因为以上原因，斯多葛派学者才有了这样的观点：一个智者也许本可以继续幸福地活下去，但如果天意注定他应该离开了，他也会欣然接受。而一个常常觉得生不如死的意志薄弱者，天意如果要求他继续活着，那么他也必须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如果智者的处境恶化，即便他自己认为还能继续生活下去，但神要求他迅速离开，这时他也会释然地放弃生命。因为他没有将幸福寄托在生活本身是否顺利上，而是寄托在了是否应该根据神的旨意合宜地放弃生命上。他在乎的不是生活本身的成功，而是自己选择的合宜性。相反，意志薄弱者的处境本身是良好的，但他却不知道如何去利用，所以他是不幸的。即便他拥有绝佳的运气，却不知道如何去进行游戏，那么在游戏终了时，无论是输还是赢，他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快乐。
在某些场合，心甘情愿地去死具有某种合宜性。对这种观点，即使斯多葛派持有强于古代任何其他哲学派别的坚定性，但这种合宜性却也是古代各派哲学家们共同的说教，甚至也是只求太平不求进取的伊壁鸠鲁学派的说教。他们认为，在战争中，即使最清白无辜、地位最高并担任最重要公职的人，也不能保障任何人的安全，即使他的亲朋。他的朋友和同胞，也总有一天会因为某种怀有敌意的激烈的派别斗争的广泛开展而被判处最残酷和最可耻的刑罚。如果他在战争中被俘，如果他所在的城市被占领，他受到的伤害和侮辱就会更大。
但是，美德所包括的一切智慧、正直、坚定和克制，已被哲学家们表述成获得人生幸福的手段，并且这种手段得到了他们充分的认可。然而，这种行为不一定使这样做的人免除各种灾难，有时甚至使他们遭受一些因国家事务风云变幻而产生的灾难。所以，这些哲学家们又努力表明这种幸福同命运完全无关，或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同命运无直接关系。具备美德的明智行为，首先应尽可能保证人们在各项事业中获得成功；其次，即使行为失败，也仍能处之泰然，内心依然平静和谐，他人由此对自己的热爱和尊敬也足以使自己释怀。
另一方面，对人生易于遭受的最大不幸，这些哲学家们也努力表明它们比通常所见的不幸更容易忍受。他们不断强调，那些最大的不幸能使他们得到足够的安慰。这种安慰，即一个人在遭遇各种不幸，如贫困、流放、舆论指责、年老体衰、双目失明等时，他通常所能得到的安慰。为了让人们在遭遇疾病、丧子、亲朋离世等极度悲痛之事时能保持坚强的意志，这些哲学家们也作出了充分的考虑，指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关于这些课题的论述，或许是古代哲学家著作中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和当代一些理论体系中悲观、消极的氛围相比，他们学说中的那种动人气魄和英雄气概，的确给人以很大的鼓舞。
不过，在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的同时，这些古代哲学家们也以极大的努力使人们相信：死没有什么也不可能有什么罪恶；如果他们的处境在某些时候过于艰难，以致他们不能恒久地忍受，那么，办法就在身边，大门敞开着，他们可以愉快地毫无畏惧地离开。他们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之外没有另一个世界，人一死就不存在什么罪恶；如果在这个世界之外另有一个世界，神必然也在那个世界，一个正直的人不会担心在神的保护下还会生活在一种罪恶之中。
死亡不足为惧，自杀却也并不多见，尤其是希腊人更是如此。除了克莱奥梅尼之外，我实在想不起还有哪一个非常著名的希腊爱国者或英雄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众所周知的地米斯托克利之死的故事虽然发生在真实历史时期，但是这个故事蒙上了很多浪漫色彩。在诸多的希腊英雄中，塞拉门尼斯、苏格拉底和福基翁，他们当然不乏勇气去使自己遭受监禁之苦并心平气和地服从自己的同胞们不公正地宣判的死刑。勇敢的欧迈尼斯听任自己被叛变的士兵交给敌人安提柯，并挨饿致死而没有任何暴力反抗的企图。被梅塞尼亚斯监禁起来的这个勇敢的哲学家，被扔入地牢，据说是被秘密毒死的。当然，用自杀这种方式结束生命的哲学家也有几个，但是有关他们生平的记述十分拙劣，因此，关于他们的大部分传说仍然不足为信。
希腊人活泼、灵敏、应变能力强，自杀的风气显然不如罗马人那样盛行。罗马共和国及之前讲究德行的时期，自杀之风也没有形成。直至共和国后期，才开始显现。在共和国衰落之前的各种内战中，所有敌对政党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宁愿亲手了结自己，也不愿落入自己的敌人之手。为西塞罗所颂扬而为恺撒所指责的加图之死，是举世瞩目的这两个最伟大的倡导者之间一个非常重大的争论问题，它为自杀这种死法打上了某种光辉的印记。这种死法其后似乎延续了好几个时代。西塞罗的雄辩胜过恺撒。赞美之声完全淹没了责备之声，所以其后好几个时代的自由爱好者，都将加图作为最可敬的共和党殉难者来看待。
自杀是实行君主统治国家的流行死法。我们可以在普林尼的书信中见到这样的记载：一些人选择这种死法，是出于虚荣和虚饰，而不是出于即使在一个冷静和明智的斯多葛派学者看来也是合宜或必然能成立的某种动机。即使是很少步这种风气之后尘的女士们，似乎也经常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选择这种死法。例如，孟加拉的女士们在某些场合伴随她们的丈夫进入坟墓。这种风气的盛行必定造成许多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发生的死亡，它造成的伤害，比人类最大的虚荣心和傲慢所能引起的一切毁坏都更为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