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了利益关系与政治格局的基本理论和现实变化的情况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主体之间会有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并形成一定的政治格局？同时，利益关系和政治实力的变化与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主体的心理反应和他们政治行为的反应有什么关系？把这两者归结为一体，那就是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问题，即主体所得到的利益效用对他们在政治上所产生的问题效应。这样，在研究了利益关系与政治格局之后，历史和理论的逻辑就使我们不得不研究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关系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现实的逻辑来说，如果用现实政治的眼光观望天下，对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者来说，如果他们是清醒的政治家，如果他们真正期望国富民兴，政通人和，那么，他们就必须把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问题视为一个焦点问题。因为天下的兴衰本源于此。但是，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关系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是错综复杂的，并且变幻莫测。因为人随利益而变，政治也随利益而变。因此，要在理论上系统地对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进行研究，则有相当的难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一如既往，以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勇气和精神，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对其作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以求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序发展和民族利益的最大实现有所贡献。说明了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开始深入研究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关系问题。
一、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基本理论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仍然先从确定概念说起。要理解利益效用，首先得明白什么是效用。效用，顾名思义，即效力和作用。进而言之，效用一般用在经济学领域，它是指物品满足人的需求欲望的效能。一个物品对某人是否有用，以它能否满足此人因需要而产生的欲望为标准。这就是说，效用与人们的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有关。例如，对于一个在沙漠中旅行的人而言，一杯水可以使他不致死亡，因此，这杯水对他具有很大的效用。在必要时，他甚至愿意用黄金来换取这杯水，在这里，他因对这杯水的需求而产生的欲望和主观评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意：这里为了简便的说明问题，舍去了自然和社会的其他因素）。由此可见，效用是以某种利益是否满足人们因需要而产生的欲望和主观评价为条件和标准的。当我们把这种自然效用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效用就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利益效用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所谓利益效用，就是主体通过一定的社会利益关系对其希望获得或已获得的利益在主观认识上的价值判断。明白了利益效用，我们再来研究政治效应。
什么是政治效应呢？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效应。效应，本意是指物体之间进行的物理或者化学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反应效果。例如，光电效应、热效应等。把这种效应引入到政治领域，我们可以说，所谓政治效应，是指主体因受利益效用的刺激和作用而在政治行为上所产生的反应。例如，主体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的侵害愈深，压力愈大，那么，他在政治上的反应就是反抗愈强，斗争愈烈。这里，主体从认识到受侵害、受压迫再到起来反抗和斗争，即是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连锁反应过程。对于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这种连锁反应的过程，中国古代已有了认识上的萌芽。如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管仲就认为，人对利益是“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1〕，“国多财远者来，地辟举民留处”便是证明〔2〕。确定了利益效用和政治效应的涵义之后，我们再来看主体对利益效用的价值判断过程和政治效应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1.关于主体对利益效用的价值判断过程。从普遍意义上说，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过程是一个知、情、意相统一的心理活动过程。知是认知，它是主体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依靠自己的感觉、知觉、记忆、想象和思维等心理活动反映客观事物的过程。情是情感，它是主体在认识各种事物时所产生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意是意志，它是主体通过知和情而产生的为达到某种既定目的而自觉努力的心理倾向和反应状态。这三者虽然不同，但始终融为一体，反映出主体对事物产生和发展的主观价值判断的心理活动现象。就利益效用而言，主体就是通过知、情、意的统一来达到对某种利益效用的价值判断的。其具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体根据以往的经验首先对其利益做出事实性的认识或者判断，它的表现就是主体对其利益对象的确认，即确认某种利益是经济利益，还是非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主体对其利益的作用所做出的价值性认识或者判断。它的表现就是主体对某种利益效用的大小或重要与否的确认，即对效用的感应问题。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利益效用本质的、活生生的内容。如果从活动过程来看，利益效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一般是：当主体一旦根据需求的欲望认识到了自己的利益，例如物质利益，那么，他便会对此产生喜爱、高兴以及渴望得到的情感；然后，再把这种情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意志，从而使主体在意志的支配下，自觉地实现其利益。但是，应该明白，主体对利益效用的这种价值判断过程是与其所具有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相联系的。从客观环境看，主体所处环境不同，对利益效用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例如，同样一件棉衣，对于一个处于热带的人和一个处于寒带的人相比较，其效用就是不同的。
从主观条件看，对于同样需要的相等的利益，由于各个主体判断能力的不同，其对这种利益效用的价值判断也是不同的。例如，人们在现实生活常常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是对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利益效用大小的形象说法。以上就是我们对利益效用的认识，下面，再来看政治效应的问题。
2.政治效应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政治效应是主体因受利益效用的刺激而在政治行为上所产生的反应。但是，由于这种行为上的反应者——主体是有意识的人，因此，反应的活动，首先是主体一系列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其次才是反应的外在表现形式。那么，从政治上看，利益效用引起政治效应的活动过程是什么呢？这首先是政治动机。所谓政治动机，就是在对利益效用做出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利益而在社会中从事某种政治活动的内在力量或者意志。它体现着利益效用对政治主体进行活动的激励作用和维持作用。作为内在的推动力，政治动机规定着主体政治活动的方向、方式和政治行为的效果。其次，政治效应作为一种行为反应，是通过政治态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政治态度，是指主体为了利益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进行某种政治活动所持的看法和在行为倾向上的反应，如积极态度、消极态度等。当有了态度之后，政治主体就要在政治动机的推动下进行政治活动。但是，这种活动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要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即物质的、文化的和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的实力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环境的制约。既然如此，政治行为就有一个目的与手段、时机与环境的选择问题。这个选择问题与政治时机和政治态度同样重要，它们之间互相联系，相辅相成。因为，政治动机再好，政治态度再积极，如果在目的与手段、时机与环境的选择上发生失误，那么，对于主体来说，既实现不了利益，也产生不了良好的政治活动效应。同样，即使选择再好，而在动机和态度的反应上存在偏差，那也不会产生良好的政治活动效应。最后，政治效应是主体在利益效用的刺激下，并在上述反应活动的基础上，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表现。这些行为大致表现为如下类别：个体的或群体的政治行为、长期的或短期的政治行为、自发的或自觉的政治行为、公开的或秘密的政治行为、合法的或非法的政治行为、组织的或非组织的政治行为、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政治行为、恐怖的或非恐怖的政治行为、交叉的与非交叉的政治行为，等等。这些政治行为从发生和结局来看，一是主体对于利益效用的政治反应，二是政治反应的行为必然带来一定的结果和影响，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了现实中实实在在的政治效应。与此同时，这些政治行为在客观上还存在着一个政治行为的能力问题。所谓政治行为的能力问题，就是主体为了利益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事或组织一定政治活动、采取一定政治行为的自身条件。它与政治效应的结果一般是成正比例的。如某人或某个政治集团受到利益效用的刺激后，能有实力采取各式各样的战略或策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来实现其利益，这既是政治行为能力强的表现，又是政治效应产生良好结果的条件。否则，政治效应则是不可设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效应不仅仅是主体因受利益效用刺激而在政治行为上所产生的反应，而且，它还是主体政治行为能力的体现。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在总体上掌握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基本理论。下面，我们再来看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关系问题。
二、利益效用的异同性与政治效应的差异性
在一个社会中，从主体的利益需要来说，利益具有客观性和相同性。凡是人都需要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在此基础上，人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既是客观的，又是共同的。但是，主体之间为什么对利益效用会出现不同的感应和评价呢？为什么主体不会也不可能对利益效用在政治上做出同一反应呢？其原因就在于利益效用的异同性，导致了政治效应的差异性。这种利益效用的异同性与政治效应的差异性在现实中的反映，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主体之间，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环境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因此，他们对于利益效用的大小，在主观判断和评价标准上就会出现不同。这种对利益效用主观认识的不同性，则可能导致主体参与或者从事政治活动在行为反应中呈现出差异性。例如十斤小米的用途是同一的，但它对一个饥肠辘辘的贫民和一个花天酒地的富豪来说，其效用却是不同的。前者可能认为，这十斤小米对其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所以，他为获得这十斤小米会奔波不已；而后者则可能认为这十斤小米对他无所谓，甚至可能会把它扔掉。这就是利益效用的不同，引起主体各自在行为上产生出不同的效应。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著名论文中，对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这就是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认为中国革命对他们毫无效用，如果有的话，那只是毁灭自己，所以，他们对革命持反对态度，而这在政治行为的反应上就是勾结帝国主义反对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当时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和军阀势力的压迫，同时，由于他们又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冲击，因此，他们认为革命的效用是好坏参半，从而对革命在态度上则是矛盾的，在政治行为上则是摇摆不定的反应。无产阶级则不同，由于他们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失去了生产手段，只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欲望，同时，由于他们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极其残酷的压迫和欺负，所以，他们认为革命的效用极大，对革命持积极赞成的态度，对革命的反应是意志坚强，特别能战斗，并且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由此可见，利益效用的不同导致政治效应的差异。
第二，同一社会主体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对于同一质量的利益，会产生不同的效用，从而使其在政治效应上也会产生出不同的反应。例如，某一政治主体对于利益的效用，在他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时和它处于统治地位时的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因而对政治统治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当他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时，当他处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他对物质利益效用的价值判断就往往超过任何其他主体对于利益效用的认知水平，所以，他在政治上的效应常常是不断地进行各种斗争，以摆脱奴役状态的反应，首先来满足其物质利益的效用。而当他上升为统治者，物质利益在质和量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满足时，随之而来的是精神或文化利益效用的大小和强弱问题，因而反映到政治效应上，他们对精神文化活动的反应会逐渐强烈。
第三，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利益效用相同，但由于主体各自主观能动性的不同，从而也会导致政治效应上的差异。如何来理解这一点呢？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看，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观能动性是主体的意识和行动对客观环境的作用。它表现为主体可以能动地、主动地和自觉地认识和改造客观环境。简单地说，主观能动性的根本，就在于主体能依据条件，利用条件，尊重规律，利用规律，事在人为，人定胜天。
但是，从主体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比较来看，各个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则存在着各种差别。例如，为了获得利益，有的主体是想方设法以达目的，有的则是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这就反映出主观能动性大小和强弱的差别来。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这是主体本身素质不同的缘故。素质，按照心理科学来认识，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指人的神经系统、脑的特性以及感觉器官的先天特征。近期研究认为，素质和脑以及感官系统的微观结构有关，尤其是同大脑皮层细胞群的配置、神经细胞层结构的个体特点有关。这是作为主体的人进行心理活动的自然前提条件，也是其能力形成的自然前提条件。二是指主体受所处环境和所受教育等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从而在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特征。
正是由以上两点的结合，构成了主体素质的差别。这种素质的不同，就导致心理活动的机能和发展不同，从而使主体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的能力也就不同。由此而来，主体的主观动性自然就表现出现差异性。这就是主观能动性产生差异的原因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