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能在理性、认识、真理之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不能以向哲学靠拢或者接近哲学来获取自身存在的价值，那么，是否就应该像柏拉图那样将之驱逐出境，或者像维柯、黑格尔那样，以为文学应该为哲学所取代呢？事实上，早在英国经验派美学中，就已经非常重视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法国的启蒙运动向往的理性王国，但是，卢梭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尔》、《忏悔录》、《新爱洛伊斯》等作品中，就开始唱出与理性主义不和谐的歌，以至于罗素（B.Russell）将他看成“是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以外的事实这派思想体系的创始者”，并认为卢梭的重要地位“主要来自他的打动情感及打动当时所谓的‘善感性’的力量。”在英国经验派与卢梭的影响之下，大陆理性派的正宗传人康德也开始推究理性的限度。对理性限度的推究和对文学的审美本质的近代思考，使康德不再将审美放到认识的领域中，靠接近认知和逻辑的哲学来获取自身的价值，而是严格而系统地为审美划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即情感。审美既不同于诉诸意志的伦理实践活动，也不同于诉诸理智的认知活动，而是一种对纯粹形式感兴趣的情感愉悦的活动；但审美又是从自然到自由、从“纯粹理性”到“实践理性”的桥梁。在康德看来，审美虽然没有一个真正客观的原则，却并不因此使文学降低身份；相反，文学对于主体的自由和创造力，有着巨大的贡献。深受康德哲学影响并申明以康德哲学为写作原则的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给审美以很高的地位。他认为，与具有性格之完满性的希腊人相比，现代人对身上某一种力的片面发展而导致的对性格完满性的破坏，已经使现代人成为与整体分离的残缺不全的碎片。只有通过更高的艺术即审美教育，才可能恢复人类天性中的这种完满性：“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这样，文学并未到哲学之真理、认识和理性中去获取价值，其对人类的重要性却不在哲学之下。
尽管黑格尔在康德之后，但黑格尔的哲学比康德的批判哲学更少现代品格。康德的哲学世界的分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世界的分裂是一致的，即佐西马长老与阿廖沙的传统世界在伊凡的冲击下已经出现了重大的裂痕，但是过于阐发伊凡代表的世界，就会走向现代存在主义。从叔本华开始，现代的意志主义、主观主义以及美学上的表现主义和形式主义，正是从康德哲学的现代因素，来阐发康德哲学的。而黑格尔似乎更接近西方古代哲学的传统，其“理念”与“绝对精神”中也隐含了上帝的影子。尽管与传统哲学的静止品格相比，黑格尔哲学更多了一些辨证运动的动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哲学是古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最后绝响。黑格尔之后，“绝对理念”随着“上帝死了”而一同衰落了，哲学也在向着科学哲学与人本哲学的两个极端分化和发展。虽然这两个极端对于黑格尔那种能够解释一切的“理念”哲学的攻击是一致的，但是，科学哲学同人本哲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它们与文学的关系，却是极为不同的。
科学哲学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认为哲学的对象就是对语言进行科学的逻辑分析，以便使知识从逻辑形式上明晰起来。他们既分析普通语言，又明显偏好数理的逻辑的语言。逻辑实证主义、实在主义与分析哲学就是这种科学哲学的主要流派，摩尔（G.F.Moore）、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R.Carnap）等人就是这一哲学流派的有代表性的哲学家。这一流派的哲学家大多数在数学和其他专门科学上有较深的造诣，对于社会生活、伦理道德、文化和实践等问题几乎避而不谈。因此，这种哲学离文学甚远，文学也很难与这种抽象的逻辑分析相亲近。当然，像17世纪的洛克那样不明白诗歌有什么意义的人是有的，但是，这一派别的大多数哲学家并非不承认文学的审美价值的重要性，正如他们并非不承认伦理道德的价值对于维系一种社会秩序乃至文明的重要性一样。然而，做为科学哲学家，他们关注的仅仅是对象的科学性，而文学的审美愉悦和伦理道德的价值一样，在他们看来都无法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文学的意义就是飘忽不定的，是随着文化语境与时代的变异而可以随意赋予的，因而文学也就不在他们的研究之列。譬如，关于什么是诗，柏拉图说一套，亚里士多德又说一套，康德说一套，黑格尔又说一套，现在和未来的人还可以各个不同地说下去，这有什么科学性可言呢？所以维特根斯坦就说：“真正说来哲学的正确方法如此：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什么事情”，美学和伦理学都是“不能表述的”，因而在哲学上也就不可能有美或者伦理的命题，而“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这也就是说，知识与真理的大门只对剔除了美学与伦理学的哲学开放，而对于文学则是禁闭的。
卡尔纳普认为，文学是有重要价值的，不过这种价值不是靠纳入追求知识与真理的哲学而取得的。他将语言的运用分为“表达”与“表述”，前者仅仅是一种情绪与感觉的语言呈现，后者则是求真的判断语言。他说：“一首其中出现‘阳光’和‘云彩’等词的抒情诗的目的不是要告诉我们一定的气象学的事实，而是要表达诗人的某种情感，要在我们之中激起类似的情感。一首抒情诗不具有判断的意义，不具有理论的意义，它不包含知识。”接着，卡尔纳普就展开了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即形而上学与抒情诗一样只具有“表达”作用，而不具有“表述”作用：“形而上学的命题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因为它们无所断定，它们既不包含知识也不包含错误，它们完全处在知识领域之外，理论领域之外，处在真或假的讨论之外。但是，它们像笑、抒情诗和音乐一样是有表达作用的。与其说它们是表达暂时的情感，不如说是表达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例如，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可以是表达一种和谐的与平静的生活方式，二元论的体系可以是表达一个把生活看作是永恒的斗争的人的情绪状态；严肃主义的伦理学可以是表达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可见，我们在形而上学与抒情诗之间发现了巨大的类似性。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形而上学家相信，在他的形而上学的论文中，他是断定了什么，这就引起他为了反对其他一些形而上学家的命题而进行论辩和争论。可是，一位诗人却并不断定别人的诗句是错误的或不正确的；他通常仅仅把它们叫做坏诗就够了。”卡尔纳普认为，所有种类的艺术虽然都是非理论的与非表述性的，但是“并不因此就失去它们对于个人和对于社会生活的高度的价值。危险是在于形而上学的欺惑人的性质；它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拒斥它的理由。”
与文学关系密切的是人本哲学。当维特根斯坦认为对于美和伦理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这个审美和价值的领域也就等于留给了人本哲学家。既然客观性和科学性是科学哲学之所长，那么，留给人本哲学家的就是生命的主体性和主观的情绪性，而后者是与文学相通的。这一点，卡尔纳普已经给我们进行了雄辩的论证。既然形而上学与文学具有同样的性质，那么，随着形而上学的衰落，文学就可能会取代传统形而上学对人心所起的作用。换句话说，“平静的生活方式”以及“把生活看成是永恒的斗争”等等赋予生命以意义的文化活动，既然无法从“表述”的意义上加以论证，那么就必须从“表达”的意义上进行表达，否则，生命之花就会凋零、枯萎。这样，在传统那里以“科学”的名义论证人生意义的形而上学，在被科学哲学看成是“伪科学”之后，就把沉重的使命交给了本来就不以“科学”的名义标榜的文学与审美。于是，人本哲学就自觉地走向了文学与审美。而人本哲学家对生命与艺术的热爱，使一些哲学家甚至走上了排斥科学和技术的道路。在法国，柏格森哲学就是对理性、科学和机械论的支配地位的反动。他认为，“在无机的物质面前，理性是得心应手的”，但是，“当理性从事于生命的研究时它必然会把有生的东西当成无生物质一样处理。”所以，要使生命之流向上潮动，就需要反抗理性主义的统治。在德国，以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浪漫哲学、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也强烈反对科学、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对于主体生命的压迫和分裂，以及对于人生意义的弃置不顾。人本哲学对科学的疏离，使之必然与艺术亲近。于是，柏拉图的逻辑在这里被颠倒了过来，即文学不是靠接近理性而获取价值，而是哲学以非理性而尊崇生命的感性为荣耀。
人本哲学与文学的密切关系，首先就表现在这些哲学家本身就是诗人、小说家或剧作家。他们有的以写作哲学著做为主，兼作文学作品；有的甚至主要以文学作品为主，兼作哲学著作。叔本华的《做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哲学著作，但是像《比喻、隐喻和寓言》等书就是文学性很浓重的作品。对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来说，其文学创作的数量也并不在他的哲学著作之下；换句话说，他的许多哲学观点是靠着像《恶心》等短篇小说、《苍蝇》等剧作以及《自由之路》
等长篇小说来表现和传播的。他也是哲学家中为数不多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而且是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惟一拒绝领奖的人。
而他的同胞加缪（A.Camus），除了《西绪福斯神话》等为数极少的论著，其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主要是靠他的小说创作来表达的。因此法国的存在主义，就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流派，而且也是一个文学流派。
由于哲学的诗化，使传统意义上的诗也可以立于哲学之林。“哲学家维克多·雨果仅此一句话，在不久前还令人好笑。而到本世纪初，勒努维埃（Renouvier）就是这样给一部著作起名的，他并不是一个讽刺者。”在狄尔泰看来，从叔本华以后，哲学最强大的影响不是来自体系，而是来自非教条化的哲学思想，它表现在文学和诗歌之中，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梅特林克（M.Maeterlinck）等大作家就都成了大哲学家。另一方面，人本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也有诗化的倾向。当然，在古代，即使是推崇理念贬低感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也不免在其著作中带有诗化倾向，柏拉图飞扬的文采就是最好的例证。因为柏拉图处于人类的“诗性智慧”的时代，他著作中的诗性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随着人类走出童年时代，推崇理性的哲学中的诗性也在消失。在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论著中，已经很难发现诗性，而在现代科学哲学的论著中，就更无诗性可言。然而在人本哲学家中，他们却故意使其哲学著作带有诗化的倾向，尼采就声称在德国语言中他与海涅（H.Heine）的文笔最好：“总有一天，人们会宣称海涅和我是德语世界里最伟大的艺术家。”尼采有诗歌创作，然而，在尼采的哲学著作中，人们也不难发现诗性的闪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做为尼采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其实也是一首长诗。它能被谱成交响乐在世界哲学大会上演奏，就尤其表明它的诗性本质，因为谁也不能想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能够谱成交响乐。罗素说：“柏格森的哲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或许是他的大部分声望所系的那一部分，不依据议论，所以也无法凭议论把它推翻。他对世界的富于想像的描绘，看成是一种诗意作品，基本上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莎士比亚说生命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雪莱说生命像是一个多彩玻璃的圆屋顶，柏格森说生命是一个炮弹，它炸裂的各部分又是一些炮弹。假如你比较喜欢柏格森的比喻，那也完全正当。”不难看出，卡尔纳普将形而上学看成是与抒情诗具有同样的性质，在人本哲学中得到了验证，这些著述在科学哲学看来就是诗歌。而人本哲学这种诗化的品格，使之在西方文学家中的影响比他们在西方职业哲学家中的影响更大。
人本哲学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人本哲学家对文学与审美的推崇。当然，在人本哲学家中，也有人站在宗教的立场对审美进行贬低。存在主义的先驱者克尔凯戈尔在将人类的生活分为审美生活、伦理生活和宗教生活之后，就认为审美生活使人堕落，伦理生活使人严肃，宗教生活使人崇高。但是，除了克尔凯戈尔等执著于宗教的极个别人，几乎所有的人本哲学家都极其重视审美与艺术。如果说叔本华将艺术的陶醉与哲学的沉思和宗教的涅盘一并看成是解脱生命意志的几种方式，那么，尼采在各种文化形式中就独尊艺术，将艺术看成是超越生命的不二法门。颠覆基督教的道德价值，并意识到上帝死后西方世界所将面临的巨大的价值危机，是尼采哲学的思考重心。然而，倘若说尼采肯定了什么价值，那便是他在较早的《悲剧的诞生》中所推崇的生命悲剧性的审美形态。在这部著作中，尼采将理性看成是与生命本能对立的“危险的、破坏生命基础的势力”，而将审美看成是他惟一承认的价值。在尼采看来，上帝之死预示着以上帝为价值源泉所建构的整个西方的宗教生活及其伦理道德体系的死亡，人类必须在自由的荒原上寻找新的价值。他认为他找到了，即只有做为审美现象，人和世界的存在才具有合理性。审美的人生观是对旺盛的生命激情的肯定，是对于罪恶、痛苦和一切可疑的东西的肯定，是对世界永恒轮回的不断的毁灭与不断的生成的肯定。而要回归审美的生活方式，就要否弃宗教的虚假模式。在宗教消隐之时，艺术就兴盛起来，而且艺术家比自古以来的所有哲学家更其正确，因为他们热爱生命本能和感性事物。因此，尼采对希腊的酒神精神的复活，就是想在上帝死了的时候，以审美生活的感性沉醉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