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是历史上第一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皇帝，他凭借着自己的英勇顽强，和自己的谋略善断，最终成长为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威震八方的勇士。忽必烈在历史上给后人的印象大多都威风凛凛，威震八方，其实他也是一位很仁慈的皇帝。
忽必烈胸怀大志，“思大有为于天下”。为了自己的理想，他积极地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敢于开拓创新变革祖制。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忽必烈逐渐形成了宽仁厚重的性格，比起历史上那些性格暴躁、喜怒无常的皇帝来，忽必烈要温和得多，他没有因为喜悦和偏爱而赏赐一个无功者，也没有因为发怒乱杀一人。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因此，特别慎于用刑。
忽必烈曾经对管如德说：“朕治天下，重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果实也而后罪之，非如宋权奸擅权，书片纸数字即杀人也。汝但一心奉职，毋惧忌嫉之口。”忽必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杀卢世荣和桑哥之前，都曾召集大臣和卢世荣、桑哥论辩，诸事落实之后，方才杀人。桑哥当权、最受忽必烈爱幸之时，程钷夫曾上书弹劾桑哥，桑哥怒不可遏，羁留程钜夫，“奏请杀之，凡六奏，帝皆不许”。忽必烈没有因为爱幸桑哥而按他的话去乱杀人。
忽必烈曾经对宰臣说过：“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杀。汝勿杀，必迟回一二日乃复奏。”史家对此话十分感慨，谓“斯言也，虽古仁君，何以过之”。确实，忽必烈为了避免乱杀无辜，想尽了办法，其慎刑仁恕之心历历可见。
李璮叛乱，忽必烈追究其事时，发现一些汉人曾同李璮往来，也意识到一些汉人极力反对蒙古人的统治，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仅杀了与李璮叛乱有关的王文统，其余，装作不知道一样，不做任何处理，没有把事情搞得扩大化。
阿合马事件发生以后，他看到了其中汉人反对包目人以至反对蒙古统治的迹象，但他也没有把事情扩大，仅杀了王著、高和尚、张易等人，其余不加追究。后来的卢世荣事件、桑哥事件，忽必烈处理得也很慎重，没有扩大化。就连南台御史上章请求忽必烈禅位于皇太子真金之事，忽必烈也未予深究。实际上，忽必烈要弄清南台御史上章之事，不是很困难的，他不加深究就是不想把事态扩大，比较宽松地处理了似有发展成为政变的大事。
忽必烈不仅对一些大事处理谨慎，就连一些小事也体现出了慎刑的精神。比如，宋将刘整投降蒙元以后，宋朝荆湖制置使李庭芝为了离间刘整与蒙元的关系，特以金印牙符，授给刘整汉军都元帅、卢龙军节度使、晋封为燕郡王等官职。其书被永宁令得到，立即传送于朝，忽必烈令张易、姚枢了解其事。刘整亲自辨明于朝，说自己实在不知。忽必烈听了刘整的话，未加深究，仅让刘整复书李庭芝就算完事。由于忽必烈处理慎重得体，没有激起刘整之变，一直死心蹋地为元朝卖命。
一次，有位牧人盗割驼峰，忽必烈非常生气，下令处死牧人。铁哥听说其事，谏阻道：“生割驼峰，确实残忍，但因此处死牧人，恐非陛下仁恕之心。”忽必烈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用比较轻的刑罚处理了牧人。这体现了忽必烈的轻刑和仁恕思想。
南宋灭亡以后，江南某些道观仍然藏有宋朝皇帝画像，有位僧人与道士有矛盾，便将其事报告了朝廷。忽必烈初听其事，以为江南人民仍有造反之心，想处以重刑，但又有些犹豫，特以其事征求石天麟的意见，石天麟说：“辽国灭亡以后，辽国皇帝和皇后的铜像在西京一直保存，至今仍然有之，未听说还有这方面的禁令。”忽必烈听了，疑心顿释，对江南道观及人民保留宋朝皇帝画像等事一概不问。
忽必烈对朝廷中的大事和小事慎于用刑，主要基于儒家的仁恕思想，对人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就连对一般的老百姓也是这样，遇事处理得都比较宽容。至元二年（1265年），张弘范驻守大名（今河北大名），正值大水，许多村庄房舍皆被淹没，受灾的老百姓无力交纳租税，张弘范遂自作主张，免除了老百姓的租税。有人将其事上奏朝廷，忽必烈欲治其专擅之罪。张弘范请求入见，对忽必烈说：“臣以为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忽必烈听了这话，不明其意，忙问：“为什么这么说？”张弘范回答道：“今岁水潦不收，而必责民输，仓库虽实，而民死亡殆尽，明年租将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则岁有恒收，非陛下大仓库乎！”忽必烈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说：“知体，其勿问。”忽必烈赞同张弘范擅自免除民税的做法，既体现了他的轻刑思想，也说明忽必烈具有一些爱民、惜民之心。
仁德之心可以获得拥护，只有心怀仁德的人，才能够真正得到人才的辅助。仁德之心能够获得信用，只有心怀仁德，才能够让别人信任的同时，懂得用人。这就是所谓的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所以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一定要常怀仁德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