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之死与医疗管理体制
如果说，美国歌坛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离去祸起私人医生失职；那么，商界巨人乔布斯的离去竟然与手术排队时间过长有关。
作为一个划时代的企业家，乔布斯留下了巨大遗产。
他的产品、他的激情、他的思想仍在滋润这个创新乏力的世界。
魔鬼在于细节。细心的网友在阅读热销的中文版《乔布斯传》中，于第445页发现如下描述：乔布斯病情恶化，需要肝移植。（在美国）病人没有合法途径在排队过程中插队，即使像乔布斯这样富有的人也不行。事实上他也没有那样做。
按照此前流行的说法，乔布斯之所以耽误治疗是由于不想身体被剖开，并尝试过许多别的疗法，比如找巫师。这显然是这个科技巨人在科学方面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并成为他的主要死因。事实上，等他听从劝告决定换肝时，有些来不及了，一是由于病情的持续恶化，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二是换肝手术属于器官移植，等待捐助的时间会很长，而且手术无法加塞儿。
这引起了中国网友的丰富联想。要知道，乔布斯不仅名扬世界，甚至富可敌国，如果在国内做手术，插个队不仅县长能轻松搞定，对小煤窑主来说估计也不是问题。对比之下便感慨万千。
乔布斯不是神——这点可以通过他年轻时吸食毒品和有私生女来佐证，其对世界的贡献也并非以道德完人的名义。因此，为了挽救生命，能提前进行肝移植手术肯定会成为他和家人无可厚非的愿望。何况美国是医疗市场化的国家，作为巨富的乔布斯加个塞儿按理说只是花多少美元的问题。
但这比创造iPhone难多了。如果只有市场存在的话，在弱肉强食的博弈中，显然就会形成马太效应，再与权力联姻的话，穷人弱者便永无翻身之日。所幸护佑美国市场化医疗的是相对完备的法治体系，没有人可以轻易逾越。
与此同时，民主社会下形成的公开透明的医院运行和无处不在的社会监督，又将强势群体破坏公平的可能压缩至最低。当然，美国市场化医保的弊端是无法将贫富不均的全部国民纳入——包括奥巴马的祖母，这位美国首位黑人总统上台后试图将医保惠及更多穷人，但又加剧了负债累累的政府财政危机。
这说明实现病者有其医是一个全球难题，但乔布斯的经历是这样一块试金石：至少可以实现所有人在同样的制度下机会均等。
相对于美国式的医疗保障体制，北欧高福利社会覆盖面更广，达到人人公费医疗的程度，但同时这些国家的税负水平也是世界最重的。还有一个问题：公众过度医疗加剧总体医疗资源不足，看病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
在外交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幕：一位瑞典首相决定造访他国，突然接到医院通知，他一年前预约的手术终于可以做了，于是由于害怕再排一年队危及性命，他只好取消了此次国事访问。
为了解决公众意见很大的看病难、看病贵痼疾，中国2009年启动了新医改，通过加大投入、健全基层医疗网点、加大医保覆盖面、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推动公立医院改革等举措，试图使中国医疗保障体制重回公益化轨道，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目前难点卡在行政化主导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上。如此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不公开带来的医疗腐败。甚至可以说，比看病难、看病贵更可怕的是，在医疗资源不平衡的背景下，特权医疗和人情医疗泛滥，加剧就医不平等，暗箱操作的医疗寻租几乎成潜规则，成为延宕医疗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
每个人的生命起点和终点各不相同，但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当有能力创造一个让所有生命机会平等的可能。
从情感上说，为世界作出卓越贡献的乔布斯似乎可以获得手术优先权；但理智告诉我：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公平首当保证没有特例。无论您是县长还是小煤窑主，都先排队，不准加塞儿。
要终结领导有病先治、群众有病先死的悲剧，就必须对中国医疗管理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完善公费医疗、高档医疗模式——依法构建，规则统一，全程公开，接受监督。
保障房保障了谁
“富二代”和保障房这两个词怎么看都不挨着。
正常情况下，申请保障房的都是收入低、资产少的穷人。
过去出现过部分公务员伪装成穷人靠摇号作弊等手段抢购经适房的丑闻，人民群众意见很大。
“富二代”总体在钱上比这些公务员显得牛，素质低的会炫富，不是组成法拉利车队闹市招摇兼招贼，就是像安定医院走失的病人那样，拿着好几克拉的钻戒站在北京酒吧门口征婚，更过分的则在网上“侮辱”人民币——拿着点烟。
当然相当多“富二代”还是争气的，不依靠老子累积的钱势，自立自强，二次创业，低调做人，热心慈善。
不管争气不争气，为了维护阶层尊严，他们一般都耻于和穷人争夺保障房。
因此，当一个来自深圳的“富二代”自降身份，混同于一般人民群众去申购传说中专门为穷人盖的保障房并成功时，舆论一片哗然。
媒体报道，这个叫李某的“富二代”今年34岁了，老子也非什么亿万富豪，但由于担任过上市公司副总级待遇的工会主席，家境还算殷实——现住房面积为150多平方米，还有不少于两套房子，家里有轿车，资产不少于3000万元，便引起了广大真穷人的警觉和抱怨。
老子英雄儿子不一定好汉，李某处境就相当悲惨，工作多年全部身家不足32万——而这正是深圳申请保障房的红线。
李解释说，自己工作中没沾父亲什么光，尽管住在一起现在关系也不好，他甚至发出豪言：“我爸是有资产，但跟我没关系啊！”还道：“来调查根本没问题，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很自立自强，包装包装估计能上时代先锋。但仔细一想：作为唯一的亲儿子，其父的资产怎么和他没关系呢，第一顺序继承人耶。再说了，其申购成功有没有得到父亲常年积累的人脉眷顾，也未可知。
黑色幽默的是，李某的确符合相关规定——成年子女可以单独申请保障性住房，资产也是计算申请者本人以及共同申请者的。从法律政策上来看，无论其父母多么富有，只要李本人的资格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
这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意味着只要能将自己的资产降到32万以内，且年龄超过18岁，深圳首富的儿子都能申请保障房。而要完成这一点，在当前诚信制度缺失、遗产税空缺、财税监管手段滞后的背景下，不会比偷税漏税难。
在深圳此轮申购中，就出现了很多资产无比接近32万的人——被媒体誉为打擦边球者，且不少疑似潜伏在穷人队伍中的有产者。
这样的申购标准虽然降低了审查者的成本，却留出了巨大的作假和寻租空间。
要知道，目前保障房是房地产大头，占了整个土地开发的7成，今年全国将供应1000万套，加上投机炒作商品房的空间被政策极大压制，必然会激起一些人与民争利的冲动。
现在“官二代”还没动手呢，“富二代”便先来投石问路了。
在未来的政策房分配中，想必争当穷人的热潮肯定此起彼伏——因此与自己官爹富爹划清界限、断绝父子关系的人间喜剧想必会此起彼伏。
一个缺失信仰的年代，利益为天啊。
李某再与父亲撇清关系也不会像“贫二代”或蜗居或沦为房奴，但照样可以申购保障房，这公平吗？
这就是我们的规定。当道德已经严重不靠谱的时候，政策法规再不给力，只会形成对弱势群体公开地掠夺。
真实的谎言：中国空气质量优良
记得2011年11月左右，北京大雾锁城，空气污浊。120都出来警告心脏病、高血压病人不宜出门。但气象部门发布的空气质量却显得举重若轻——轻微污染。这与公众感受有巨大落差，一时间议论纷纷。于是，有官员解释道：“雾天不等于污染天”，北京空气质量“自己与自己比有进步”。
回应显然不能让公众满意，有网友调侃说：同一个天空，不同的空气。
其实，相对于广东，北京气象部门承认自己空气轻微污染已相当值得钦佩。
媒体报道，2011年10月以来，由于冷空气迟迟未来，天气又干燥少雨，广东多个显示出现雾霭天气，但翻查省环保部门10月份以来监测记录，全省各地空气质量一片“优良”。即使在气象部门监测到雾霾现象较为严重、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1千米的10月24日，全省21地市空气质量仍然保持全优良。
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反正气象部门信了。
但10月25日，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环保工作情况时透露，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性大气污染日益突出，广州、深圳、上海、南京、苏州、天津等大城市的灰霾天数已占全年的30％～50％。
之所以形成如此落差，专家直陈，首先是由于目前的空气质量评价标准只评价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大颗粒物（PM10）三项污染物，不能适应珠三角城市以机动车尾气为主的污染新形势了。
事实上，灰霾的形成主要与PM2.5有关（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与PM10相比，PM2.5由于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此外，反映机动车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的臭氧指标——2009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5143.3万吨，汽车是机动车污染物总量的主要贡献者，其排放的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超过70%，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超过90%，但没有纳入到日常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
更神奇的是，目前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已经有一系列的PM2.5和臭氧数据，并通过这个领先国标的数据来指导都市的环境治理，甚至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发布污染数据时仍按落伍的国标，便形成了雾霭天优良的奇观。
这首先由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目前受到发展指标和民生指标双重挤压，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又相对乏力，便只好通过环保数据造假来保GDP硬指标。
发布漂亮数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多么漂亮的成绩清单，年年可以超额完成向市民的蓝天数量承诺，这叫政绩，更叫所谓的民心工程。
假如城市赶上重大活动，政府部门发布的空气质量便向真空靠拢。在广州亚运举办前夕，当地有关部门发布了如下夺目成果——“广州今年前11个月空气质量优良率97.7%，比2004年提升了13个百分点，已超过96%的目标要求”。
平心而论，随着科学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些年各城市对环境治理越来越重视，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隐藏严峻的问题和挑战也日益凸显。
喜鹊般的数据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有损于政府公信力——储备本来就不富裕；其次延宕了空气质量治理的投入和举措；还有要命的一点：抑制了公众自觉选择低碳环保生活的热忱——空气都好成这样了，即使多买车多上路还是有空间的。
环保部长周生贤最近发出一声叹息：“人民群众深受污染之害、苦不堪言，而监测数据喜气洋洋、自说自话”。
改变这一尴尬现实的前提是：有关部门少搞一些政绩，多一些民生情怀；少搞一些数据游戏，多做些污染控制——在此基础上完善标准、健全制度、加强监管、接受监督。
中国的城市空气质量数据不能总是变成真实的谎言——从呼吸的角度上看，官民是平等的，隐瞒和伪饰纯属害人害己。
食品、空气安全标准该谁说了算
活着，就得呼吸，就得吃饭。
无论你是权贵还是平民。
托改革开放的福，基本生存条件已经人人达标。于是呼吸和吃饭的质量成为公众生活品质的基础指标。
温饱和小康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更重视活着，后者则聚焦安全健康。
从最近两个指标的争论可以看出，我们生产方、管理方展示出的觉悟和能力与公众诉求相去甚远。
2011年12月4号，《人民日报》报道说，79岁的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披露：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让协商一致的生鲜乳食品安全国标中的关键指标，在最后发布时发生颠覆性改变。
新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确切的发布日期为2010年3月26日，发布单位为卫生部。
魏荣禄所说的关键指标一是生鲜乳菌落数——农业部门1986年制定的《生鲜乳收购标准》将每毫升生乳中所含菌落总数分为50万、100万、200万、400万四个等级。新国标取消分级，将菌落数标准调整为200万个/毫升。另一个指标蛋白质含量，新国标将每百克生鲜乳中含有的蛋白质从2.95克调整为2.8克。两项指标下降显而易见。
由于这些指标专业性较强，且有一定技术含量，公众本来茫然不觉，但一经发布便引起业界巨大争议，先后有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炮轰，后疑似迫于某种压力收声，此次魏荣禄旧事重提，再度引起舆论广泛热议。
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解释说，这个倒退的国标是各方利益博弈并相互妥协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尽管云集了乳业9巨头，但仍以参与人士众多为名否认被绑架。
这是一场被屁股决定的争论。各方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陈述的理由都显得言辞恳切，相当在理。
如此国标，受益者显而易见：首先是各生产企业，可以放心生产营养不足但细菌尸体云集的产品了；卫生部等监管部门则可因此监管压力下降且能保证地方GDP的有效增长，这都叫政绩；力挺的专家因获得企业大佬好感可能获得不少讲学、考察的创收机会。当然最感天动地的理由是：由于中国奶源主体为分散养殖的农户，生产模式落后，国标的降低为他们创造了生存的可能，一旦实现养殖集约化、现代化，成本可能上扬，百姓又会有意见。
因此，只能委屈广大乳品消费者了。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食品国标的制定中已多次上演。制定标准者所言并非全无道理，但作为涉及广大公民切身利益的国标的制定，居然在整个过程完全屏蔽消费者的声音也令人惊诧——而他们其实才是整个食品市场的主人。整个制定过程完全在行政主导下的封闭体系下操作，公众只能事后靠几个良知未泯的专家的揭发才恍然觉悟，公信力自然大打折扣。
类似的情形来自于同样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的空气。同样是在一些专家锲而不舍地抨击下，加上灰蒙蒙的天气下，气象部门避重就轻的预报，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注意到PM2.5这个专业术语。
所谓PM2.5，是指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其直径小于2.5微米。主要来自都市日益增长的机动车排放。2011年3月，上海市环保局的一调查结果显示，该市2009年霾污染因子PM2.5引起的居民健康危害共造成经济损失达24.61亿元，人均损失377元，占该市2009年GDP的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