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除亟待改革的垄断企业外，工资定价机制由市场决定，近年来，部分农民工甚至都开始用脚投票，成为企业结构性用工荒的一个主要诱因。因此在一次分配中，当务之急是通过制度监管的完善，保障劳资博弈的平衡。
其实，中国社会当前最大的不公存在于二次分配，是国家福利，完全由政府主导。
两会召开前夕，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两会十大热点候选项中，“社会保障”连续第三次蝉联热度排行榜榜首。其中89%的网友对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上调幅度和速度表示不满，尤其对养老金“双轨制”颇有微词。
仅仅由于身处体制内外，中国公民在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住房等国家福利层面竟分成四大阶层：占据塔尖的是公务员、其次是事业单位、再次是企业职工，最后是农民。
这些年高烧不退的国考热，背后的原因除了权力的魔力，便是完善社保的诱惑。还有一个佐证是：目前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28%的费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费率，但8成以上补贴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
由于国家总体投入不足、历史欠账太多，负担过于沉重，缺乏科学合理的保值增值手段，长期以来，中国养老金账户寅吃卯粮，2010年空账运行金额竟高达到1.3亿。
为了减负，政府自2008年启动5省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向企业看齐以来，利益所涉阻力重重，改革并无实质推进。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公务员是人民公仆，为何在该牺牲一些既得利益，为改革率先作贡献的时候，却将自己体制内的亲密战友事业单位职工推到风口浪尖？
在制定政策的人不率先垂范的背景下，改革的真正驱动力先天不足，即使政府此后8年连续上涨了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但其月均1400元的收益与按兵不动的公务员退休金仍有巨大落差。
为此，公众关于应该公开企、事业单位退休员工资金表，加大企业退休人员工资涨幅，彻底取消养老金“双轨制”等呼声此起彼伏。
自从贝弗里奇爵士提出了全民医保福利的概念之后，在各国政府责任中，全民医保已经成为国民医疗保障的重要基础，使全体国民在医疗方面获得均等化的国民待遇。
目前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医保中享受同样的待遇。所谓国民待遇，本不应划分职工、居民与农民。而我国的医疗保险却根据人群的不同，被划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下称职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下称居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称新农合）。
而建立在官本位基础上的特权医疗又加剧了中国医保的不均衡。
鉴于当前医疗事业重归公益轨道，社会化医疗体系逐步完善，彻底终结特权医疗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于是各地公务员入社保的进程开始提速。
北京市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约22万人取消公费医疗，并入职工医保。截至目前，内地31个省区市中，至少有24个已取消公费医疗，全部参加医疗保险。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公费医疗。
目前，很多省市都加大力度推进医疗保险的整合，很多富裕省市如北京、上海、苏州、无锡都开始推进“三保合一”或者“两保合一”。但弥合鸿沟不仅需要加大投入，还遇到三项医保自成体系，在缴费政策、待遇享受、具体措施、办事规程等方面均不统一等难题。更麻烦的是，如果官员医疗超支，在现行权力运行体制下，肯定会想办法弥补亏空，结合现在政府预算账本公开的滞后、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混乱以及社会监督的乏力，特权医疗有可能会从过去的公开转为地下。
表面看，中国社保变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核心都与两个字有关——权力。
由于总体投入不足、体制变革的滞后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显得步履维艰，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扩大内需的关键掣肘因素——按照国际惯例，政府每向社保投入1元钱，将拉动10元钱的消费。由于社保不健全、不公正，全世界最爱储蓄的中国百姓不是太爱钱，而是不敢花。
目前，伴随着有些迟来的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热潮的到来，整个社会改革共识正在形成，争论集中在节奏：渐进还是激进。
从民生层面，集中体现在实现社保公平上敢不敢于从顶层制度入手，从取消特权动刀，为社会公平正义在民生层面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关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向制度全覆盖迈出重大步伐，这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要成就”的讲话，其实是对民间呼声的最有力的回应。
特权医疗何时了
长期以来，中国官民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度量衡是医疗。
由于无法承受公费医疗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18年前，中国社会开启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医保变革。
根据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所有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但进程却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在医改初期，广大普通公众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煎熬中，承受了最初的医疗市场化阵痛，而本该率先垂范的人民公仆却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安享公费医疗，并逐步向官本位、特权化演化。
北京市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约22万人取消公费医疗，并入职工医保。公务员医疗保障改革再度引发公众关注。截至目前，内地31个省区市中，至少有24个已取消公费医疗，全部参加医疗保险。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公费医疗。
这意味着中国终结特权医疗前进了一大步。但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医疗公平有望短期实现。
首先，即使进入医保，公务员的医疗待遇仍优于企事业职工。
比如天津市在2008年12月起实行的《天津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中规定，享受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人员，在一个年度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在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规定的待遇标准报销后，其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统筹基金予以补助，在职人员补助80%，退休人员补助90%，副司局级以上人员补助95%。再比如北京市市属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按月缴纳。单位缴纳全部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的10%（含1%的大额互助资金），个人缴纳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2%和3%大额互助资金。与普通职工医保不同的是，单位还将为职工缴纳3%的补充医疗保险。
此外，即使是普遍待遇优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公务员队伍，本身也存在严重不平衡。中直、市直、全县之间的差距明显。在一些省份，省直机关大病能报销90%以上，而到了区县只能报一半左右。另外，即使在同一单位，相关福利待遇也因为级别不同相去甚远。
被媒体广泛引用的一个数据是：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中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花在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身上。尽管有关部门后提出质疑，但部分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优质医疗资源甚至浪费公众财富的现实却不容回避。
还有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是：为了稳定公务员队伍并保证其超国民福利，取消公费医疗的前提竟是不能降低其医疗待遇。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定向加大财政收入。
媒体测算，如果以改革的人均成本推算，北京市市级公费医疗改革涉及22万人，支出可能增加2亿元，约为2010年公费医疗实际支出26.2亿的8%。以此比例乘以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估算的五六百亿的公费医疗开支规模，全国公费医疗改革的增加支出大约50亿元。
支持的专家深情地为此辩护：“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通过公开考试成为公务员，他在人力资本的投入上要远远高于其他一些企业职工，收入高一点，医疗待遇好一点也是应该的。”
多数公众不这么认为，网友尖锐地指出：凭啥公仆一定要比主人福利好呢？现在加入医保本是进步，为啥不能与民同甘苦？而且这部分超国民待遇还要老百姓买单？
其实，假如真正按照现行方案执行到位，其实中国医改已经取得了可喜进步，毕竟再不用担心“公费医疗”这个无底洞，政府的责任将仅限于缴纳参保人员工资总数的10%到医保统筹基金，如报销费用不够，原则上不再增加，由医保基金支付。
但麻烦的是，如果官员医疗超支，在现行权力运行体制下，肯定会想办法弥补亏空，结合现在政府预算账本公开的滞后、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混乱以及社会监督的乏力，特权医疗有可能会从过去的公开转为地下。
和所有涉及全民利益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一样，要想真正惠及全民，而不沦为少数人变相盘剥多数人的游戏，就必须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完善社会监督。
顺便说一句，公务人员占据了中国多数医疗和养老的国家福利，也意味着社会管理成本的高昂，该精兵简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