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的好坏是决定人生成败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虽然，人的心理很难用法则来规范，但是人心是有些共通点的，因此，为人处世也有大致的法则可以遵循，能够体会和应用这些法则的人，便是能洞悉人情世故奥妙的人，便是在世上能左右逢源的人。
一 方与圆
方是做人骨气；圆是处世锦囊。
“方圆人生”是无数哲人圣智毕生追求的人生禅境。
那么，何为方？何为圆？
千载文化积淀中最能代表“方圆”哲学的莫过于中国古钱。造外圆内方古币的前贤们似乎早已深悟“方圆”哲学中的大理与禅机，外圆可减少阻力，便于流通提携；内方可一线贯通，秩序井然。
人行江湖真如钱通于世，对外当求圆融通达，尽力减少成功阻力，但心中应有方正之气，气贯于胸。
外圆内方，可谓处世高手，禅宗圣人的大智慧、大哲学。
方是做人的脊梁，圆是处世的锦囊。
方是壮士立志平天下的思想气度；圆是聪明者适应社会、协调乾坤的行为准则。
为人处事，更需方圆有度。该圆则圆，该方则方，做到千变万化，才可圆润通达。如拘泥规矩，必将作茧白缚。
孙武呕心沥血，著成《孙子兵法》，但每次作战都要脱离兵书，注意权变。赵括用兵，只重书中规矩，死守兵法规则，不知融会权变，20万大军一战而殁，活埋几多冤魂，可悲可叹！
方是以不变应万变，
圆是以万变应不变。
有圆无方则不立；有方无圆则滞泥。
一个人有了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就能看到他的容人气量。虽然能容人，心中也应该有个主宰、有个见解、有个辨别，这就是从容量发掘出对人的雅量。
历史上的圣明君主，之所以能听到称善的人就要揖拜，劝谏的人则川流不息，因为他们对意见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古代的仁人志士，之所以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也因为他们对死生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古代君子及德高望重的人，之所以能不违背道义而成名，也因为他们对名利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如果为了道义所在、正气所存，就是万死也不辞，这又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所以孟子评论伯夷、伊尹、孔子的相同之处时说：“能够得到百里地方的君主，都能以朝见诸侯而有天下。哪怕是行一处不义，杀一个无辜，而得到天下，都不愿意这样做。”
因此，道义不能瞬间离开，丝毫违背；正气不能瞬间违背，丝毫损去。这就是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而这又是不可辨解的。不然，那些汉奸贼子、贪官污吏、匪盗流寇、奸佞小人，也都能说“我无可无不可”了。
根据《唐史》记载：“狄仁杰能做宰相，实际是娄师德推荐的，而狄仁杰却不知道，他认为娄师德不过是一赳武夫而已，数次把他排挤在外。太后武则天觉察到了，曾经对狄仁杰说：‘娄师德了解人吗？’狄仁杰回答说：‘我虽与他同为大臣，却没有听说他了解人。’武则天说：‘朕起用你，就是娄师德推荐的。也可以说他了解人啊。’狄仁杰出来后，感叹地说：‘娄公的盛德，我被他包容得很久了，我却没有觉察到。”
又载：“娄师德对人宽厚清慎，触犯了他也不计较。他弟弟去做徐州刺史，准备起程，娄师德对他说：‘我位及宰相，现在你又去做徐州的刺史，我认为荣宠太深了，恐怕要遭人嫉妒，你准备怎样自勉呢？’他弟弟跪着说：‘从现在起，如果有人吐口水到我脸上，我把它擦掉，哥哥大概不会忧虑吧。’娄师德满面不高兴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所担忧的地方，他人吐口水到你面上，他是愤怒你，你擦去它，就违逆了他的意思，所以他更加恼怒你，口水不要擦去，让它白干。’他弟弟当时笑着接受了。”从他人的口水吐到脸上让它白干，可见娄师德的容人度量，这就是圆。
《唐史》中还载：“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很有善政，你想知道诬陷你的人的名字吗？’狄仁杰说：‘您认为我有过错，请指出来我好改正它。知道我没有过错，这是我的不幸，我不愿意知道诬陷我的人的名字’。武则天很是赞赏他。”这种不愿知道诬陷我的人的名字，就是对人的雅量，这就是圆。
我们再来看看历史所记载的宋太祖的事情：“赵普经常推荐某人做某官，宋太祖没有应允；第二天赵普又来推荐其人，宋太祖还是没有准奏；第三天，赵普又来推荐其人，宋太祖大怒，把他的奏折撕得粉碎摔到地上，赵普便跪到地上把破碎的奏折捡了起来。回家之后，赵普把那撕得粉碎的奏折拼凑起来，又拿去上奏宋太祖，宋太祖被他的诚心所感动，重用了推荐的人。又有一位大臣应当升迁，太祖素来不喜欢那个人，不同意。赵普坚持为那人请求，并且说：‘刑法用来惩治罪人，赏赐用来奖励功臣，这是古今通用的道理。而惩罚与奖赏，您怎么能以自己的喜怒来专断呢！’太祖大怒不已，站起来，赵普也跟着他站起来。太祖进宫去了，赵普站到宫门口不回去，最后竟然得到同意。赵普的刚毅、果断就是这样子。”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太祖赵匡胤，有无可无不可的容人之量与雅量，并能够看出赵普的刚毅、果断精神。一圆一方，可见一斑。
作为人物，如果以一种怨恨的样子，以自我之见为念，以自我之见为是，以自我的喜好憎恨为怀，又如何来用天下呢？
把天下作为己任的人，必须用天下，很少见到能以自己的力量而能自恃的人。用天下，不抛弃自己的私智私见，不抛弃自己的私怨私仇，不抛弃自己的私心私念，不以天下人的心为心，不以天下人的意为意，不以天下人的力为力，就必然孤陋寡闻，短见狭隘，无所作为了。所以说，领导者必须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与雅量。
韩信，原是楚国的臣属，由于项羽不知道他，也不取用他，于是投奔到汉。汉高祖也不知道他，也不取用他，他便逃走了。萧何在月下去追赶韩信，刘邦以为萧何也逃跑了，大为震惊，待他回来，还责怪他，萧何告诉他是去追赶韩信。高祖说逃跑的人很多，为什么单独追赶韩信？萧何说：“普通的人多容易得到，韩信却难求到。”高祖问怎样对待韩信，萧何说必须拜他为大将，高祖开始不同意，最终还是拜韩信为大将，把所有的兵权都交给他。待楚国败亡后，韩信想假封为齐王，刘邦又发怒了，认为怎样都不可以。张良同坐一桌，却从桌子底下踩了他一脚。刘邦开始领会到了，于是同意，并说：“何必称假王，做个真王也可以。”这里，韩信为方，刘邦为圆。
再说刘邦用季布，季布开始是项王的将领，使汉王数次受到窘困。等到项羽失败了，刘邦悬赏千金捕捉季布，并说敢隐藏季布的人，罪及三族。可见他对季布是怎样的切齿痛恨。季布无处可逃，就躲藏到以“侠义道”闻名于世的朱家家中，朱家不仅隐藏了他，还准备为他解脱困境，施展他的英雄才略。朱家来到洛阳，拜见汝阴侯滕公，并询问汉王怨恨他的情绪等各种情况，并说：“做臣子的各为其主，季布被项羽利用，这是他的职责。项家的臣属都要杀尽吗？现在皇上刚得到天下，独自以一己的私怨施加于人，怎么显示出天下的宽大呢？并且以季布的贤能，汉朝应是求他若渴，他就是不到外地少数民族去，也会到南方的越国去的。嫉妒壮士，相反是资助敌国的行为，这是伍子胥所以鞭打楚平王死尸的原因。你怎么不从从容容地与皇上谈及这些呢？”滕公听从了他的建议，将朱家说的这些话，告诉给刘邦。刘邦也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赦免季布，并拜他为郎中。
刘邦从善如流，得到许多的人才。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无可无不可、豁达容人的雅量，这就是圆，以“侠义道”闻名于世的朱家则为方。方圆应有度。
过分的方，刚愎自用，锋芒毕露，有勇无谋，等待你的，只有两个字——失败。
过分的圆，唯唯诺诺，毫无主见，缩手缩脚，等待你的，还是那两个字——失败。
方到何种程度？圆到何种程度？何时当方？何时当圆？文无定法，人也无定法。只能靠自己揣摩，靠自己感悟。“天机不可泄露”，但禅者仍没天机。聪明与愚蠢之分，也正在此。
二 刚与柔
过柔则靡，太刚易折。
刚柔相济曾是多少历尽苍桑磨难、踏遍人间险恶的涉世老手信守的人生格言，而又有多少人真正能领悟蕴寓其中的深刻道理呢？
春秋人燕离，瘦骨伶仃，面容憔悴，宛如病夫，但他却是极负盛名的击剑高手。无数雄壮有力名噪江湖的剑客不需一、二回合，便会在他面前人仆剑落。
何以致此，实际上原因并不复杂。
燕离有一段很耐人回味的话：有气力的人，全想以刚胜人，我力不如人，就得靠刚柔相济之智巧。我自知力不如人，就不想必胜于他们。我必须首先自卫而免害，时时以哀哀之心待之，死中求活，待机而发，故不求胜而自胜。
燕离的聪明完全来自于他对自身条件的清醒认识，他如果只想以刚胜人，恐怕练上一辈子也赶不上一个天生神力的壮汉，所以其赖以取胜的法宝只有以柔克刚。
人行于世，没有永恒的强者，也没有永恒的弱者。人不能固执己见，但也不能软弱无力。即通常所说的刚柔相济，就能以弱胜强，以柔克刚。普天之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的了，攻克最坚强的东西，却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水，这就是常说的“水滴石穿”之理。
以柔克刚是智慧的、成功的处世之道。曾国藩说过：“做人的道理，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就会萎靡，太刚就会折断……”
真正的积极人生，应该有刚柔相济的智慧。既有猛士的武力，更有沉静蕴慧的平和。
当年周总理与基辛格谈判时，因台湾问题使谈判陷入了僵局。这是涉及到主权的原则性问题，所以周总理提高声调严肃地说：“台湾问题已经是个老问题了。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也提高嗓门，亮明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这真是天方夜谭。”周恩来也略为提高了声调。
室内的谈判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基辛格申辩说：“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
周恩来停顿了片刻调节情绪，又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基辛格又申辩说：“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么！”
周恩来越说越冷峻：“现在我要重申：台湾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在这一点上，不容置疑。”
谈判陷入僵局。双方都严肃地对视着。
周恩来稍作停顿来加强语气：“博士先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提起将要影响尼克松总统访华，基辛格有点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决定这个问题。”
周恩来语气缓和下来：“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的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你们为了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自己陷入被动而脱不了身。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了吧？”
基辛格无言以对，只好转动着手中的铅笔。
周恩来这时又豁达地说：“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么？而你们的诚意又何在？”
基辛格终于说：“总理先生，会谈的公报是必须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总统也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顺手拿起美方修改的稿子文本晃了晃，说：“博士先生，你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甚至措词，都是二十几年来常用的。这就不如你所说，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基辛格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好词来回答了，他手里不停地转动着铅笔，用眼睛打量着周恩来，还是强调：“美国不能抛弃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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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反驳说：“什么老朋友？台湾问题不是朋友之间的问题，是美国军队进驻台湾而分裂我们国家的问题。朋友之间的道义问题不能代替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问题。”
基辛格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也意识到明天离开北京的时候，这个关键问题没有一个大致的结果，将使他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飞回华盛顿。他侧头看了一眼洛德，使了一个眼色，将洛德扯离座位，两人到会议厅另一侧的角落去商议。
基辛格与洛德在会议厅角落里嘀咕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谈判桌上来。基辛格坐回沙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原来绷紧的脸已经放松了。他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稍作停顿，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了笑容，称赞地说：“博土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周恩来又接着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恩来雍容大度地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词，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周总理与基辛格的会谈过程充分体现了刚柔相济的特点。
刚柔相济，需要的是智慧、机敏。
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为了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专程回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途中，接到延安来电，告知胡宗南部队侵入边区境内修筑工事，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就近同胡宗南交涉。于是，周恩来先去了西安。
7月9日，胡宗南得悉周恩来到来时，假装欢迎，吩咐黄埔六期以上30名将官偕夫人出席当晚的酒会。酒会名为周恩来接风洗尘，实则是想把他灌醉，使他当众出丑。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探知这一阴谋后，悄悄告诉了周恩来。于是，这场酒席桌上的斗争悄然无息地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