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存世间，必须做事。但同样的事，往往有人做起来易如反掌，有人做起来却困难重重。奥妙何在？原来，做事是一门艺术，艺海无涯，只有功夫到家，上台才能光彩照人，得心应手：做事是一门学问，学无止境，只有事理通达，出门才能万事顺遂，马到成功。
一 利与害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做事首先要想到成破利害。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与人与已有利的事，则可为，否则不可为。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说：“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意思是：真心使别人得到利益，即使素不相识的人也容易和睦相处；存心使别人得到害处，即使是父子之间也会彼此背离而且互相埋怨。
利是人们所共同喜好的，害是人们共同畏惧的。追名逐利，人之常情。名利所在，往往祸害并存。利欲熏心，见利忘义，则祸害必至。由此可知，利害生出得失，得失又生出成败。愚笨的人常常困惑于蝇头小利而遭致祸殃；聪明的人却能趋利避害，以义取利。对待利害的态度，恰是愚智之分。
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祖先们也早就强调：通过学习来培养自己的德性；通过质疑问难来弄懂自己不明白的问题；用对待事物的仁爱之心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并使天下百姓受到恩惠。这段话是讲进德、修业的具体方法和待人处世的原则的。认为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要通过学习的办法来解决；弄懂疑难问题要通过询问、商讨的方法来解决。为人处事必须遵循仁义的原则。这样，就可以给天下百姓带来利益。
孟子来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也肯定带来了对我国有利益的好方法吧？”
孟子回答说：“您干什么非得说利益呢？只要有仁义也就可以了。您说‘怎样才对我们酌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才对我的封赏之地有利’，读书人与老百姓说‘怎样才对我自身有利’，这样上下都来争夺利益，那么国家就会有危险了。有兵车万辆的国家，谋杀国君的人，必定是有兵车千辆的大夫；有兵车千辆的国家，谋杀国君的人，必定是有兵车百辆的大夫。兵车万辆中既然占有千辆，兵车千辆中既然占有百辆，这些大夫们所拥有的不能说不算多了。如若他们都把仁义放在后面而先谋求利益，这样，不把国家的利益全部夺取是不可能满足的。没有为了求取仁义而抛弃自己父母的人，也没有为了求取仁义而愧对自己国君的人。因此您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何必非要讲利益呢？”
孟子的意思是说：没有仁义之心，只讲利益反而有害。
辩证法告诉我们：凡事有一利则有一害，有一害则有一利。
枢密使昂是海陵王的亲戚，在海陵王当政时，他纵情饮酒，醉生梦死，总是一连几天不醒，海陵王听说，经常当面告诫他不要饮酒了，但是昂只要有机会便依然故我。
海陵王倒台后的大定初年，昂从扬州任上归来，妻子在家里为他准备好了酒菜，昂没喝几口，就放下不喝了。
昂的妻子是海陵王的堂姐，对昂的反常感到奇怪，便问是怎么回事。昂说：“我本来不是贪杯的酒徒，但以前要是不用贪杯来隐藏我的真相，你弟弟早把我杀死了。现在赶上好的时代，我正应当自爱，所以才不贪杯了。”
昂纵情饮酒，醉生梦死，竟然连海陵王的劝告都不听，常常醉得一连几天不醒，看起来是有害无利。其实是世人皆醉他独醒，他是借酒藏身，否则，早就没命了。真是害利相生。
明初刘敏，肃宁县人，被推荐为孝廉，就任中书省官员。他曾经晚上到龙江买回芦苇，第二天早上装载回家，等他妻子编织成席，卖了钱来奉养母亲，而后再人衙门办公事。他为官廉洁，有人送他陶瓷瓦器之类的东西，照样不接受。他任楚相府录事时，中书省长官把从罪官那里没收来的女仆分给文臣家，大家都劝刘敏请求上司分配一个来侍候老母。刘敏坚决推辞说：“侍候母亲是儿子和儿媳的事情，为什么要支配别人？”到中书省长官获罪时，中书省官员多数因分配女仆而受到处罚，只有刘敏没有任何参与而得免。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他贤能，便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后又改任刑部侍郎。
刘敏因廉洁自律，没有参与分配女仆而没有获罪，反被提拔，是因小害生大利。中书省官员因参与分配女仆，多数人受处罚，是因小利而获大害。由此看来，一事当前，的确应该权衡一下利害孰大孰小。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就是“仁、义”二字。用现代的标准，从大处说应看是否利国利民；从小处讲应看是否利他利己。损人不利己的事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也做不得。
前文说了，利害生得失，得失生成败。很多人失败，都因贪利而致。从商者贪图小利，可能失去更多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国家的统治者如果只注重眼前的小利，那灭亡之日也就临近了。被眼前的微小的利益所蒙蔽，不辨轻重、主次，看不到隐藏在小利后面的危害，是蜀王破国亡家的根源。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并起，争霸天下。当时在秦国的西南面的蜀国是个很富饶的地方，四面环山，中间一块贫地，良田万顷，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人称天府之国。秦惠王对此地早就垂涎三尺，想占领这块地方。但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若要进兵，先要翻过高高的终南山，穿过长长的褒谷，跨越潜水，横渡桓水，不用说有多难，就是到得蜀国境内，也寸步难行。蜀国的道路险峻，山岩陡峭，涧深水急，正如后来唐代大诗人李白所感叹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怎么办呢？
秦惠王了解到蜀国的国君生性贪婪，见利眼开，而且不知满足，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决定利用蜀王的这个弱点去讨伐蜀国。
惠王请人雕琢了一头石牛，牛身庞大，栩栩如生，惠王叫人把许多的金子、银子、绸缎放在牛屁股后面，宣称这些都是石牛屙出来的，并派人告诉蜀王，说要把这个举世罕见的宝贝送给他，愿秦、蜀邻国永结友好。蜀王便派人去观看，秦惠王便给了那个来观看的人许多金子，那人回来告诉蜀王说是果真如此。蜀王贪得无厌，使命人挖开悬岩，填平山谷，架起桥梁，以便迎接石牛。他哪里知道，秦国人早已经率领军队远远地在石牛后面，一到山路打通，秦军便飞奔前来，一涌而进。蜀人毫无准备，秦军沿路挺进，直赴蜀国都城，杀了蜀王，灭了蜀国。
蜀王贪小失大，留下千古笑柄；秦王攻取蜀国，还让蜀国人自己开道引路，智谋与武力并重，因而世代传颂。
什么是大利？什么是小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城池是先帝留下的，是权力和荣誉的象征，自然不能随便转让给他人，但是身家性命重要还是几个城池重要？权衡得失、利弊，刘肥忍舍小利，献出了城池。
刘邦死后，太子刘盈当了皇帝，吕后成了吕太后。吕太后最恨戚夫人和赵王刘如意。刘邦死了，她就找机会毒死了如意，又让人把戚夫人砍掉手脚，挖去双眼，熏聋两耳，再给她灌下毒药，使她变成哑巴，然后扔在厕所里，称为“人彘”，叫汉惠帝刘盈去看。汉惠帝看了大哭，回去就病了，一年多不能起床乙从此他天天喝酒玩乐，不问政事，朝廷大权实际上落到吕太后手里。
刘盈当皇帝后的第二年，齐王刘肥从自己的封地来长安朝见太后和汉惠帝。刘肥本是惠帝的哥哥，只不过他不是吕太后生的，所以没有能当上皇帝。惠帝见哥哥来看他，非常高兴，就吩咐摆酒招待，并且让哥哥坐在上头，自己在下面作陪。吕太后看了很生气。因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怎么能让别人坐上座呢？她就让人斟了两杯毒酒递给刘肥，让他给惠帝祝酒，哪知惠帝见齐王起身，也跟着站起来，拿过另一杯毒酒，打算弟兄俩一起干杯。吕太后一看傻了眼，赶紧站起身来，装作不小心，把惠帝手中的酒撞洒了。刘肥也不傻，见这情景知道其中有鬼，不敢再喝，就推说已经喝醉，告辞回去了。
刘肥回到住处，派人一打听，知道刚才那酒果然有毒。他估计吕太后不会放过自己，心中又害怕，又发愁。这时，一个手下给他出主意说：“太后只有当今皇上和鲁元公主这一儿一女，自然对他特别宠爱。如今大王您的封地有70多座城，公主却只有几个城。您要是向太后献上一郡，把它作为公主的汤沐邑，太后定会高兴，您也就不会有危险。”
刘肥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自己封地中的城阳郡献给公主，太后果然高兴，刘肥这才平安地离开长安，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刘肥舍了小利，避了大害。
春秋末年，晋国有一个当权的贵族叫智伯。他名叫智伯，其实一点都不聪明，相反，却是个蛮横不讲道理、贪得无厌的人。他自己本来有很大一块封地，他还嫌不够。有一回，他平白无故地向魏宣子索要土地。
魏宣子也是晋国一个贵族，他很讨厌智伯的这种行为，不肯给他土地。他的一个臣子叫任章，很有心计。任章对宣子说：“您最好给智伯土地。”
宣子不理解，问：“我凭什么要白白地送给他土地呢？”
任章说：“他无理求地，一定会引起邻国的恐惧，邻国都会讨厌他；他如此利欲熏心，一定会不知满足，到处伸手，这样便会引起整个天下的忧虑。您给了他土地，他就会更加骄横起来，以为别人都怕他，他也就更加轻视他的对手，而更肆无忌惮地骚扰别人。那么他的邻国就会因为害怕他、讨厌他而联合起来对付他，那他便不能这样长久下去了。”
任章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见宣子点头称是，似有所悟，便又接着说：“《周书》上说，‘将要打败他，一定要暂且给他一点帮助；将要夺取他，一定要暂且给他一点甜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说您还不如给他一点土地，让他更骄横起来。再说，您现在不给他土地，他就会把您当作他的靶子，向您发动进攻。您还不如让天下人都与他为敌，使他成为众矢之的。”
宣子非常高兴，马上改变了主意，割让了一大块土地给智伯。。智伯尝到了不战而获的甜头，接下来，便伸手向赵国要土地。赵国不答应，他便派兵围困晋阳，把赵国包围了。这时，韩、魏联合，趁机从外面打进去，赵在里面接应，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智伯便灭亡了，果然如任章所料。
智伯的灭亡，起自贪心。这一教训，不能说不惨痛。但今人多有不知吸取者。那些贪官污吏，哪一个不是贪心太重，导致最后成为阶下囚或走上断头台的。
二 缓与急
急事须缓行，缓事须急办。
在日常工作中，人们手头往往不可能只有一件事情需做。千头万绪，从何人手，这就要分清事情的缓急。有些事情放一放，还来得及，则没必要急于去做；有的事情很急，就必须立即去做。现在政府部门强调要提高办事效率，所以，走进公务员的办公室，常常能看到“急事即办”的牌子。应该说，这是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的一种具体表现。《孔子家语·贤君》中有这样一句话：“政之急也，莫大于使民富且寿也”。意思是说：国家最急迫的事，莫过于让人民富裕和长寿了。当然，让人民富裕和长寿，不是一朝一夕可办得到的，但有一条，涉及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就是“急事，就应“即办”。
做为普通人，无论你是经商做买卖，还是料理家务，也有个缓与急的问题。哪件事必须抓紧办，哪些事可以再等等，要分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缓急，结果，往往是该办的没办好，不该办的却提前办了，办了又没有用。
凡事有急有缓，分清缓急，关键在于把握机会。王安石在《上蒋侍郎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急、缓的论述，他说：“时未可而进，谓之躁，躁则事不审而上，必疑；时可进而不进，谓之缓，缓则事不及而上，必违。”意思是：时机未成熟就进叫急躁，由于急躁，事情没有考虑周全就动手，结果必定迷惑难以成功；时机成熟却不进叫缓慢，缓慢则错过时机，结果必定事与愿违。所以说，办事情，用老百姓的话说，必须看清火候。急不一定就好，缓，不一定就不好。
孟子说：孔子准备离开齐国，等不及做饭就走了。离开鲁国时，却说：“我们缓缓而行吧。这是离开祖国的道路。”可以立刻离去就立刻离去，可以长久的做下去就长久的做，可以不做官就不做，可以做官就做，孔子就是这样的。
儒家学者一直认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君子，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千万不可以轻浮急躁，因为如果有轻浮的举动，急躁的个性，就会把事情办得一团糟，从而使自己困惑烦恼，这样自然就会失去悠闲宁静的趣味；无论在处理任何事情时，绝对不可以思前虑后，优柔寡断，因为凡事如果想得太多，就会受到外界的制约，从而丧失潇洒旺盛的蓬勃生机。
王阳明说：隐伏很久的鸟，飞起来会飞得很高；开得早的花，也必凋谢得早。一个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必须学会等待时机，不能因为眼下的处境地位不如意而丧志，不能因时间的消磨而灰心，人只要明白急于展露头角难成气候，急功近利不足成大事的道理，就可以避免怀才不遇的忧虑。只有守正待时，善于抓住机会而志向坚定者才可迈向成功之路。
中国有句俗话，叫“放长线，钓大鱼”。这就是急不得的一件事。
唐代京城中有位窦公，聪明伶俐，极善理财，但他却财力绵薄，难以施展赚钱本领。没有办法，他先从小处赚起。
他在京城中四处逛荡，寻求赚钱门路。某日来到郊外，却见青山绿水，风景极美，有一座大宅院，房屋严整。一打听，原来是一权要官宦的外宅。他来到宅院后花园墙外。但见一水塘，塘水清澈，直通小河，有水进，有水出，但因无人管理，显得有点零乱肮脏。窦公心想：生财路来了。水塘主人觉得那是块不中用的闲池，就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了他。
窦公买到水塘，又凑借了些钱，请人把水塘砌成石岸，疏通了进出水道，种上莲藕，放养上金鱼，围上篱笆，种上玫瑰。
第二年春，那名权要宦官休假在家，逛后花园时闻到花香，到花园后一看，直馋得他流口水。窦公知道鱼儿上钩了，立即将此地奉送。
这样一来，两人成了朋友。一天，窦公装作无意地谈起想到江南走走，宦官忙说：“我给您写上几封信，让地方官吏多加照应。”
窦公带了这几封信，往来于几个州县，贱买贵卖，又有官府撑腰，不几年便赚了大钱。而后又回到京师。
他久已看中了皇宫东南处一大片低洼地。那里因地势低洼，地价并不贵。窦公买到手之后，雇人从邻近高地取土填平，然后在上面建造馆驿，专门接待外国商人，并极力模仿不同国度的不同房舍形式和招待方式。所以一经建成，便顾客盈门，连那些遣唐使们也乐意来往。同时又辟出一条街来，多建妓馆、赌场甚至杂耍场，把这条街建成“长安第一游乐街”，日夜游人暴满。不出几年，窦公挣的钱数也数不清，成了海内首富。
窦公为了钓到宦官不惜血本做钓饵，又耐性极好，鱼儿上了钩竟然浑不知觉。他的这种技巧乃“放长线，钓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