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蒙冲船，海盗情有独钟，他们因海上实战的需要，非常重视加护舰船。明朝末年，福建海盗李魁奇在广东打造—批乌层船，装备颇为奇特，船有外护四层，一破网，一生牛皮，一湿絮被，一周迥悬挂水瓮，铣不能伤，火不能烧，比郑芝龙所造船高丈余，自上击下，更易为力。”这种乌尾船在海战成为“利器”，相对官府战船有大优势。清嘉庆时，福建海盗蔡牵，按蒙冲船式打造和装备舰船，在同官兵水师海上作战发挥重大作用。当时人描述蔡牵的船队装备特殊，“其船巨大、炮火猛烈，船外蔽以牛皮、钢索，官兵水师炮弹不能入”。道光年间，桂超万还在称赞蔡牵这种舰船太难抵御，优于官兵水师兵船，可用于海上抗击英国军舰。海盗船上的附带装备也很有特色，在海上活动所使用的旗号和灯号。旗号，海上舰船用旗帜打信号，传达命令，指挥行动或作战。古兵法有用旌旗指挥行军、布阵与作战的规则。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及《练兵实纪》两书中制定水师海上行军红、蓝、白、黑、黄五色旌旗的法规。海盗们活动也遵循兵法的，他们用旌旗指挥船队和部众行动、作战。如海盗与陆地人民的联络与接济均使用旗号，一般以小旗为号，岸上点火为号接应登岸。清嘉庆年间，广东红旗帮海盗郑一嫂石氏与张保仔据香港，筑燎望哨台，遇有船舶入港，便扯旗为号。因为这样香港亦名扯旗山。旗号是海盗首领指挥部众活动与战斗的手段。灯号，一般为夜间行动的信号。
戚继光《纪效新书》制定一规则：水师兵船夜间航行，以灯火为号，船上高悬灯。其实，真正能以灯为号的是海盗舰船。明隆庆时，广东海盗曾一本在潮州海上率船队夜间航行，灯号从空中起，每艘船均如此，海洋为之通亮。而官兵水师夜间不航海，海岸因海盗袭击，很少上灯号。这表明海盗更能贯彻舰船夜间以灯为号这军事规则。明清以前海盗们使用的冷兵器中，弓箭是使用最多的武器。中国古代在战船上使用以弓发射的具有锋刃的一种远射兵器。弓由弹性的弓臂和有韧性的弓弦构成，箭包括箭头、箭杆和箭羽。箭头为铜或铁制，杆为竹或木质，羽为雕或鹰的羽毛。它是中国古代海盗使用的重要武器之一。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叫做弩的武器，是一种装有控制装置，可待机发射的远射兵器，由弯弓、弩臂、管机三部分组成。努发射的不仅是箭，而且还有石头，其杀伤力很大，射程远，也被海盗使用。其他武器，如大刀、长矛等也普遍使用。伴随火枪和大炮出现后，历史进入火药帝国时代，面对这一新变化，中国海盗们也加以应对，积极采用新兵器。早期，海盗们使用的是本国制造的土炮，加上海盗们不懂得保养和维修，这些武器威力不大。到了明末，西方新的火炮技术东传，海盗们或在外国人手中虏获，或打捞沉船上的火炮，千方百计将洋货弄到手。清朝时期，他们的武器已经十分先进，超过了官方的水平。
当时的大炮是用“磅”来分级的，例如十磅大炮，或是十二磅大炮等等。由于他们不断向西方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地改变制造武器的工艺，其大炮装备甚至比当时英军的新式大炮还高级，从而更适合海盗战的特点。大海盗张保仔船队中最大的船装备有38门炮，其中二十四磅大炮2门，8门18磅大炮，最重的达3000斤。在海盗船上，火枪可是一种最豪华的装备，并不是寻常人所能拥有的。火绳枪是最早的火枪，从15世纪的前30年起开始使用。它是一种从枪口朝里装弹药的明火枪，导火线用手穿过火门放在枪筒里，发射时点燃导火线即可。火绳枪最初发射的是石头子弹，后来才发射圆形铅弹，发射时，枪简要架在专用的支架上。16世纪时，西班牙最早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火枪，接着这种造枪的技术又传到了西欧的其它国家和俄罗斯。这种火枪虽然也是从枪口朝里装弹药，但火药已经无需用手点燃，而是借助于火绳枪机。火枪的口径达23毫米，枪重为8—10千克，射程为250米。后来又造出了枪身已截短和重量已减轻的短火枪，它是用来武装骑兵的。后来人们用碳、硫和硝酸钾混合制成黑火药，来驱动火枪所使用的圆形铅弹。在18世纪，多数火枪还是依靠隧石打火器来点火。隧石被紧紧夹在一个钳子中，当扣压扳机时，隧石撞击对面的金属块而产生火花。火花被导入装有火药的盘子，子弹就这样由枪口发射出去了。短火枪很受海盗们的喜爱，它的尺寸和重量最称这些“海上绅士”的心。火枪的使用，对于接舷战最为管用。当然并不是所有海盗都能装备如此豪华的武器，大多数小海盗们还仍旧使用竹矛，别看它落后，他可是白刃战的利器，而且还可以投掷杀伤敌人。当然海盗们的大量武器，除了少数自己制造外，大多数都是从官府手中夺得，或者通过走私获得。有良好的武器，只是海盗事业的基础，还必须有好的首领和战术。海盗在海上的火攻战法。火攻，是中国战争史上常见的一种战法，兵书亦论述这种战法。何良臣《阵纪》云：“军中大利者必在水，火大为害者亦在水。火在仗水，火无以见崩天裂地之势，固在用之得宜不得宜耳。”历史上的火攻战例多发生在陆地或江河中。火攻战法在陆或江河易行，而要在烟波浩渺的狂风大浪中那就难了。海盗长期在海上活动，熟悉海洋，掌握潮汐与风浪的规律，摸索出海上火攻战法。郑芝龙用奇特的海上火攻战法，大败荷兰侵略者。郑芝龙火攻荷兰军舰的战法在海战方面意义重大。此后，海战“未有不用火攻”。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战斗中，效法父亲芝龙的火攻战法，在海上烧毁荷兰军舰斯·格拉弗兰号。由此可见，火攻是海盗在海战中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创举。中国海盗们创造出了许多的战法，只是中国海盗的命运多舛，很多被历史埋没了而已。
十 中国海盗的历史宿命
在中西历史上，海盗们有着不同的命运。在西方历史上，海盗行为被视为值得夸耀的事业，受到政府鼓励支持，海盗被捧为“英雄”。在中国历史上，海盗被称作“海贼”、“海寇”，从来都是文明的对立方，属于统治阶级围剿、镇压的对象。这种带有统治者钦定色彩的称谓，却神奇地得到了被统治阶级的一致认同，成为一种恒久不衰的大众意识，同时成为国家政治理念的一部分。对待海盗，中西方的价值观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对这一差异起了决定作用。从地理环境来看。与以海盗着称的一些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一向号称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生存空间大。历代统治者从来不在乎东南面那片海疆。在这种环境中，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满足于在内部挖掘潜力，而不愿意冒风险去未知的外部世界获取利益，也由此容易闭关锁国，唯我独尊，但受他国进贡，无须对外扩张，也不重视对外贸易。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地理空间狭窄，众多过国家需要通过对外扩张和掠夺来拓展生存空间。陆地作为华夏民族的主要生存空间，以此形成的农耕文化又进一步孕育和深化陆地情结。生于斯，长于斯，死亦于斯。
陆地的富足、塌实和安全，都远非浩渺莫测的海洋可比。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除了为数不多的沿海渔民，又有几人向往那命系一线的海浪生涯呢？即使造反，也要有根有底，脚踏实地。占山为王，也还往还尘世，只有那些身无牵挂、犯了“王法”的亡命之徒，大海才是他的归宿。“海盗”这个字对于中国人，既感恐怖又遭鄙夷。其次在传统文化里，特别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强固的封建纲常伦理给各种事物都烙上了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随时教导人们恪守礼义廉耻，安份守法。中国人永远崇奉的是“皇权至上”在皇权统治下，万民百姓争做“良民”、“顺民”，受尽压迫剥削，人格欺凌，只要有半口饭吃，不倒毙在道旁无人收尸，就决不“犯上”造反。所以，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除其上层分子另有所图，趁机而起，广大的底层参与者都是被逼无奈。成是王侯败为贼。败了，官民共指为匪。砍头示众，万人痴看。以此为鉴，良民幸福。成功了，抢到了金蛮殿上的那把椅子，昨日的刁民，眨眼就是真龙天子。到手的椅子当然不希望又遭人抢，于是千年不变的愚民游戏，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这样一些观念长期束缚着国人的思想精神，固步自封，畏缩不前。文化的差异，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导致在对待海盗上，中西方的价值观的不同，最终还影响到各自的文明进程。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太多的对外开放悲剧。500年前的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贸易中心。明王朝实行了最严厉的海禁政策，当时海盗武装走私集团经营的宁波双屿岛（今舟山六横岛）是全球性的贸易中心，来自美洲、欧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运到这里，用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
那时的双屿岛，汇集了各国商人，仅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乃至历史学家称之为“16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都运输到这里进行交换、中转和集散。当时欧洲处于黑暗中世纪刚刚露出曙光的时刻，日本有66国战国争雄，嘉靖年的明王朝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帝国。但1548年浙江巡抚朱经率大军捣毁了双屿岛，杀死主持贸易的许氏兄弟。对海上贸易执着的葡萄牙人，经蛇晒岛向南转移到福建的涪屿港等岛，继续与王直集团合作。漳州又逐渐成了新的贸易中心。此后，明朝大力推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又将葡萄牙人赶到了广东珠江口。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不去攻剿双屿岛，而是打开国门，放开海禁，利用中国的物产优势，积极进行海外贸易，中国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可能保持至今，鸦片战争以后的民族灾难或可避免。到了清朝，悲剧继续上演。康熙皇帝收复台湾后，曾经开放海禁，晚年再次禁海，以后乾隆即位，继续严厉推行。
而同时代的俄罗斯彼得一世，则励精图治，疯狂地推动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此时，距英国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只有100多年了。始于宁波双屿岛，终于康熙晚年的禁海。面对五百年来国门开放与关闭的交替，不得不承认：曾经，中国人有机会把全球化的主动权和船舵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曾离成为世界财富中心如此之近。丧失这样的历史机会，两代王朝统治者是有责任的。政府关闭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海盗们操纵的贸易活动从而担负起沟通中外的责任。但帝国还是对他们进行无情的剿灭。海盗被灭，中国的大门也就彻底关上了。王直就是个典型例子，公元1555年，明王朝在与王直武装集团的交战中屡遭失败，三易总督，被迫改变策略，改剿灭为招抚王直。新任浙闽两江总督的胡宗宪受命谋划。胡宗宪释放了王直的老母和妻儿，并给予丰厚的待遇，同时派使团前往日本宣渝并招抚王直。王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归顺朝廷，但要求胡宗宪代为疏请从新通商。疏文强烈要求明朝廷解除海禁，开市通商。经多轮谈判，王直遂于公元1557年9月下旬率数千部下由日本驾舰回国，停泊在舟山，不久往总督府接受招抚。胡宗宪以礼相待王直，随后上书请求对王直赦免。但此时朝中一些重臣已变换嘴脸，对胡宗宪进行激烈的弹劾，认为他受王直贿赂而徇私。胡宗宪陷入危境，被迫交出王直。最后，王直被捕入狱，公元1559年12月被斩于杭州官巷口。从此开放大门彻底关闭。至于敢于为海盗说几句好话的胡宗宪最后也落得悲惨下场。胡宗宪，明代微州绩溪人，嘉靖年官至兵部尚书、总督、加太子少保、少保衔。任官期间不畏豪强权贵，洁已奉公，持法正事，为整顿和加强北国边防屡建功勋。胡宗宪还广招人才，戚继光、俞大猷、徐文长等皆为重用。他博学深思，当官之余还着述多卷诗文奏稿，主持编定了《筹海图编》，此书点燃了当时中国建立海上强国的希望。胡宗宪主张朝廷利用王直，并让海外贸易合法化，既可使海盗不剿自平，还将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
用今天的眼光看，此主张是依托明朝帝国强大的生产力，通过对外开放取得国力持续发展并继续称雄于世界的强国良策。但这一远见卓识不被明王朝所取。胡宗宪成功招抚了王直，并上疏请求赦免王，却又在谗言诬陷中被迫交出王直受死，最终形成东南海疆盗患不止的格局。朝廷言而无信，铸成大错，最后又由胡宗宪来背负恶名。胡宗宪被权贵反复弹劾下狱，辩诬无望，面对世态炎凉，愤笔《走狗歌》痛斥权贵自杀。两位天才共同演绎了感泣天地的时代悲剧。胡宗宪之后，天才将军戚继光最后无所事事，天才文人徐文长疯狂自毁。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暴虐，忠奸不辩，冤狱不止。那是王朝没落和压抑天才的时代。进入清朝，历史继续在重演，统治集团从不反思自己政策的失误，而是变本加厉地剿灭海盗。道光以后，大规模海盗集团罕见于海上，海盗要么被灭，要么投降后被收编为官兵，如纵横宁波洋面的来自广东潮州的海盗被地方官府招安，成为“广勇”。但他们已经雄风不在，无所作为。海盗被灭，大海上再没有欧洲殖民者的竞争者，蜂拥而来，清王朝的苦难开始，整个民族的苦难也开始了。入民国后，海盗已经罕见其迹。1949年后，海盗才在中国沿海真正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