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值得怜悯的“皇妃”来京，代表东北人民跟溥仪“算账”。
当着溥仪的面，李淑贤与李玉琴大吵一场。
自从溥仪住进协和医院，他的病一天重似一天。
我每回询问，医生都不禁吐露真话：
“这次，溥仪的病不一定能好啦……”
言外之意就是，溥仪住进了医院却不一定能走出医院。
溥仪不怎么说话，但他心里头明白着呢。
大约也就住了一个星期左右，东北长春又来信了。信里依然对溥仪作了进一步批判和声讨。而且信里要求溥仪继续作自我批判。最让人担心的是，信里讲了许多威胁的话，我觉得这会加重溥仪的思想负担。他都病成这个样子了，如何应付得了呢？
我看过信，见溥仪病得那副样子，就自作主张，没给他看这封信。
可是，不回信吧，对方信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溥仪拒绝自我批判，那就发动人到北京来批判他！
我找人起草了一封回信，以我的名义告诉孙博盛：溥仪病得很重，现在已经住进了医院，等病好后再继续作检查。
信寄出之后，没接到孙博盛的批判来信。我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哪儿想得到，没过几天，溥仪在伪满的那个“皇妃”―李玉琴又来到了北京！
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而与她的嫂子一起来的。她们自称是“东北人民的代表”。
听说，她俩先是去了溥杰家里。溥杰送了她俩箱子、毛衣等一些东西。此后，她俩又去了全国政协机关。
我记得是11月份，李玉琴去了协和医院。当时，我正在协和医院病房里看望溥仪。
李玉琴一拉门，进来了。溥仪刚刚坐起来，正在床上发愣。一见李玉琴，他脸色马上变得苍白，出乎意外地自己掀开了被子，挣扎着走下床，要跟她握手。
这时，溥仪伸出了手，可是李玉琴连理都没理他。
我见到这个场面，马上问她：
“你是谁？”
没等李玉琴说话，溥仪赶忙抢着说：
“这是李玉琴。”
这时，李玉琴或许真的不知，也许是装作不知道我是谁。她冲着我生硬地问：
“你是谁？你出去一下……”
我的火一下子冒出来了，朝着她圆瞪两眼，说：
“告诉你，我有资格在这个屋里呆着。我就是不出去……”
听到我的厉声回答，李玉琴如果早先对我的身分还怀疑的话，现在应该明白我是谁啦。
愣了愣，李玉琴转换了说话的角度，以审问的语态说：
“你是什么成分？”
这种问话，在“文革”当中足以使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哑口无言。可我不怕，我明知道李玉琴当过伪满“皇妃”，我的出身最多是小职员，算不上“红五类”吧，可也比她强多了。想到这儿，我口气更硬了，挺着胸，朝她走近了半步，说：
“你管不着我什么成分！”
就在我俩你来我往的吵架当中，溥仪吓坏了，一声也不敢吭。他表情呆呆地瞧着我俩这曾经属于他或正属于她的女人之间“斗嘴”。
事后，我想起来也觉得好笑。溥仪平时能够面对记者和外宾侃侃而谈，口若悬河，如今怎么成了哑巴？
当他病情稍好一些之后，我问过溥仪。他说，你俩之间让我说什么呢？
大概李玉琴瞧出了在我这方面她得不到软话，于是转向了溥仪。她对溥仪大声地说：
“告诉你，我是代表东北人民来的！”
然后，李玉琴又指着身后始终没说话的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说：
“这是小杜，也是代表东北人民来和你算账的！”
我一听，顿时火了，对李玉琴发问：
“你说你是代表东北人民来的，你有介绍信吗？”
李玉琴听了一愣。我见她略略有一些迟疑，就更大声地说：
“请拿出来，我看看！”
李玉琴用手在口袋里头掏了半天，又转头问小杜：
“介绍信在你那儿吗？”
小杜找了找之后，摇了头。
李玉琴最终也没能拿出介绍信来，只是对我推说：
“可能是忘记带了……”
我一看，就更来劲了，逼问小杜：
“你是东北哪个单位的？”
小杜老老实实地对我说：
“我是东北一个钢铁厂的。”
我得理不让人，对她不相信地说：
“请你把工作证拿出来！”
小杜掏了掏，也没有拿出来。她跟我解释说，证件没带在身上。
其实，我的这些话并没把她们间住。她们的矛头转向了溥仪。
小杜再次朝溥仪大声说：
“我是代表东北人民来的。溥仪，你要说清，你给过李玉琴什么好处？给过李玉琴的娘家什么权力？”
溥仪开始就是一声不吭。
李玉琴又开始数落开了溥仪的过去。她走近溥仪，控诉他在伪满时对她的压迫：
“在伪满洲国宫里，你给我定下了21条规矩，这就是对我的迫害……”
溥仪时而抬头看看她，时而低下头不言声。
李玉琴又提起了溥仪的那本书对她的负面影响：
“告诉你，你的那本《我的前半生》流毒不浅，都散布到全国了……你在宫里时，一分钱也没给过我……”
当李玉琴说到这儿，溥仪意外地说了话：
“那时候我也不管钱哪……”
李玉琴听到这话，驳斥溥仪说：
“我在宫里连皮袄都没穿过，尽受虐待……”
我一看李玉琴这种态度，也来了气，马上接过话来驳斥她：
“如果说在旧社会，你进宫是没办法。那么，解放后你结了婚，为什么溥仪特赦后你还找他要求跟他复婚？”
一时，李玉琴语塞了。
我一口气地数落开了她：
“哼，为什么你从火坑里跳出来，又往火坑里跳呢？”
李玉琴这时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了。
这回，我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李玉琴留，索性撕破了脸，痛揭她的老底……
这次，在协和医院一直闹到将近午间12点，我与李玉琴都吵得精疲力竭，见再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她就跟小杜走了。
她走后，我特别留心那个她提出的“21条规定”。最后，我找出来，一笔一笔地抄在了一个学生练习本上，以备将来用得上。
关于那个“21条规定”，我细查了我整理的李淑贤回忆溥仪后半生的底稿。在这上边，我的原稿记载道：
“1980年3月9日，星期日，晚10时。本日，找到李玉琴66年要求溥仪回答的21条。现只剩下14条。”
据李淑贤回忆：当李玉琴在医院找溥仪之后，李淑贤设法找到了“21条”，并抄到了一个练习本上。这样，李淑贤追忆起了李玉琴当年来京索要证明的前前后后。
事隔大约10年之后，李玉琴对于在“文革”高潮中来到北京，向溥仪索要证明之事的起因，曾作过客观的回忆：
“……在单位，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单位‘文革’小组一成立，就更明显了。大家上街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文革’人员不许我参加，我伤心地哭了。一时间泰山压顶，乌云满天。我爱人也被加上了新的罪名。大字报贴到我家楼下的大门上。家被抄了，孩子也受到株连，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运动越来越激烈，一开批斗会，我表面镇静，内心却害怕极了。”
“……家里大家一致说，溥仪倒好，他在东北犯下罪行，却住在北京没亨。我们倒成了替罪羊了。不行！找他去！让他当着中央的面说说，他封过谁是皇亲？他们不依不饶地叫我一起去北京，我不想去，因为我在单位已是靠边站的人，不好请假。再说孩子又小，加上我爱人的日子也不好过，要被隔离审查。我走了家里没人怎么办？可是我的这些亲属们说，这皇亲的问题趁早弄清楚，免得几辈子没完，你孩子也受影响，现在趁溥仪活着，叫他自己说，咱们谁是皇亲？他给过谁皇亲待遇了……我一想也是，这事现在若不弄清楚，将来序仪死了就更弄不清了。在北京叫他给出个证实材料，说明问题就行……省委给开了介绍信，我和哥哥嫂嫂去了北京……”
应该说，这里李玉琴对于她来京的动因，是讲得再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