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1．崇信尚义，严守信誉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然而，晋商却能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他们的“以义制利”商业信仰。
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譬如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又如清代着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着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穷老太太，有一天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票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兑付了现银本息。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当年留下的惟一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出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山西晋商票号红红火火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今天的我们重温这些先哲先师们的宏伟业绩和经营之道，确实给我们莫大的震撼和启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
选择“相与”是一件大事，必先了解“相与”者的信誉和实力，才可决定。因为“相与”者，即类似于商业联盟，既有对共同利益的保护，更有对彼此责任的承担，一经选定，决无更改，这也是晋商诚信的一种实在的表露。
大盛魁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平时两家在生意上就互相扶持和关照。当天亨玉的东家将要破产时，便登门求大盛魁拉一把。作为“相与”，大盛魁慷慨借银数万两，帮助天亨玉改字号为天亨永后继续经营。后来，当大盛魁也面临困境时，天亨永也回报以鼎力支持。两商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互相支持中，能够渡过难关，靠的就是诚信。
一个经营者，在平时就要保持自己的诚信好义的品德，遇到困难才会有人肯帮助渡过难关。身陷困境时，更要用自己的诚信带动大家走出困境。
“婷美”是国内着名的服装品牌，它的产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当年周枫带人做婷美，一个500万元的项目，做了两年多，花了440万元还是没有做成。眼看钱就没了，合作伙伴都失去了信心，要周枫把这个项目卖了。周枫说：“这样好的项目不能卖，要卖也要卖个好价钱。”合作伙伴说：“这样的项目怎么能卖到那么多钱，要不然你自己把这个项目买下来算了。”于是周枫就花5万元钱把这个项目买了下来。
单干的周枫带着23名员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跟几个朋友一共凑了300万元。他把其中5万元存在账上，另外的钱他算过，一共可以在北京打两个月的广告。从当年的11月到12月底，他告诉员工：“这回做成了咱们就成了，不成，你们把那5万块钱分了，算是你们的遣散费，我不欠你们的工资。咱们就这样了！”
这些话把他的员工感动得要哭，当时人人奋勇争先，个个无比卖力，结果婷美就成功了。周枫成了亿万富翁，他的许多员工成了千万富翁、百万富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义是个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古人尚义，因为义代表着舍己为人，代表着突破个人私利局限的高尚行为。所以大凡义举、义士多为世人所推崇。一个商人，言利无可厚非，但同时人们认为无商不奸，自觉不自觉地把商推到了义的对立面。懂得利在义中求的商人，却能够把义与利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信奉我为人人的义节，自己的人格魅力就能帮助自己达到商业生涯的制高点。
2．爱国济民，回报社会
“计利当计天下利，留名要留了世名”。我们知道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讲究把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家所提倡的对天下的责任和使命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并逐步积淀为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式。对于商人来说，要挣点小钱容易，要挣大钱，成一世名商则必须与时代相结合，共谋天下大利。山西长期处于传统文化的腹地，必然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晋商的重义更添了一层重国家民族大义的色彩，更有许多晋商形成了“爱国济民”的价值诉求。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不是单纯地谋求自己的一己之利，而总是力图对社会有所作为。他们不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是追求更高的超越性的国家之利。
乔致庸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日渐衰落的时代。由于朝廷腐败，国库空虚，为了抵御外国列强，加强海上防务，清政府向全国各地摊派捐款。
山西商人众多，号称饶富，因此派给山西省的海防捐占全国的1/3；而山西的1/3，又作为大头派给了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且不是按家捐，而是按商铺捐，每个商铺捐款不得少于50两银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山西商人打算联络乔家一起抗捐。重病在床的乔致庸并没有像其他商人那样弃国家安危于不顾，在他看来，农民种地是为了供天下人吃粮，匠人做工是要供给天下人使用器具，读书人做官是为了治理天下，商人做生意则是为天下流通财物。在外侮犯境、国难当头之际，天下所有的士农工商都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报效国家。同时，他认为万里海防系国家安危，山河破碎则百姓受苦，捐50两银子太少，因此决定捐1000两。为了给其他商人做出榜样，乔家敲锣打鼓，把银子送到县衙。在乔致庸的带动下，其他商人不再抗捐，也捐了大量银两。
乔致庸一生经商，一生都挂念民族荣辱，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同治十三年，乔致庸已经46岁了，这一年阿古柏在新疆勾结外敌，自立为王，发动叛乱。朝廷派陕甘总督左季高出兵征讨，却筹措不到粮草。左季高与乔致庸有过数面之缘，知道乔致庸心存民族大义，因此亲自到乔家堡求乔致庸筹措粮草。乔致庸义无反顾地接下了为朝廷三路大军筹措粮草的重任，一半用乔家的银子，一半从表妹雪瑛那里借贷，然后亲带辎重队随左大帅出征，为平息新疆叛乱做出了巨大贡献。
乔致庸晚年时期，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丧尽天良的山西巡抚与英商福公司秘密签订了由英国人包办山西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平阳的煤铁矿的开采合同。名为包办，实为出卖。
山西百姓认为这是一个丧权辱国、背叛民众的耻辱合同。平定州民首先起来反抗，接着省城士绅、学会集会反抗，群情激愤。在山西人民迅速觉醒，要求废止福公司合同，维护省民权利的同时，山西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向清政府提出招商筹集股本，设立保晋矿务公司的意见。清政府终于迫于民众的压力同意撤销同英商福公司的合同，赎回自办。但福公司坚持要山西赔偿福公司275万两银子的损失。
年迈的乔致庸听到这个消息后，积极响应，与其他商人共同出资，终于赎回英国人所据晋矿。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的成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乔致庸等山西商人的名字也永载史册。
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永远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而单独生存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做个有钱的老板不是目的，只有心忧天下、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对于企业来说，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目的，但不是惟一目的。企业只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点，并适当地回馈社会，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支持。而这些支持，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晋商是深知这一点的，不少晋商发财以后，乐善好施，对于公益事业，他们或出资周济邻里、关心孤老、扶助贫病，以仁爱之心，救人于水火，送炭于雪中；或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输粟助赈，破一己之财，造福一方百姓；或兴办学校、资助刊印书文等，为家乡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这些“济民”行为在地方志中记载甚多。
清代永济人刘向楠由商致富，于村中办义学贫族子弟多有成就。光绪三、四年，(1877、1878年)岁歉，又输粟数十石，赈村人，各给银两使谋生，赖以全活。
对于乡邻的困难，他们也是尽可能帮助。祁县的另一家财东渠本翘早在1904年就捐银2万余两创办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
榆次常氏积极参与了捐助地方书院、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等。如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捐助榆次书院经费，知县在匾文上写道：“崇文尚义”。
晋商的恩厚待人、好义喜施、赈济灾荒、修建寺庙，筑路修桥等积德行善之举，都是晋商在精神上的一种追求。清朝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全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野无青草，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如果这事发生在其他地区，说不定已经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饿殍遍野，村民易子而食。然而，当继任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临危受命，频频向朝廷告急，并向其他省份发出求救的急函，调集粮款，运往山西之时，在山西本地人中，无论是留在老家的富商，还是旅居外省的富商，纷纷捐献赈灾款。在当时山西的各行业中，山西票号受灾害影响最小，而且生意发展兴旺如日中天，资金也相当雄厚，即使是在商界中，也首屈一指。因此，各大票号及股东就成为捐输赈款的骨干。据统计，当时晋中各家票号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荫昌捐出1万两，曾国荃曾为此送给他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匾。
乔致庸急公好义，慷慨解囊，独自捐输36万两白银，在山西全省捐献最多。他还在乔家堡大街上设立粥棚，供应灾民。据说每天都要亲自到粥棚检查米粥的稠稀，标准是竹筷能插入粥中而不是浮在粥面上方算合格。
晋商热心于“大义”，绝不局限于捐款救灾之时，在近代救灾的大潮中，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乔致庸的三子景俨“居恒俭素，却华糜”，曾出资主持修了溥溪河的永和渠，可溉田千余亩，对兴学建校等公益事业也热心襄助。他本人还懂医术，经常为人免费诊治，施舍药物，因而很受乡人敬重。他所经手诊治的患者大都是穷人。他认为施舍药物也是一种花钱办好事的办法，花了钱可以消灾免难，比抽了大烟和赌博强得多。乔家大门口的栓马石上常年拴着三头牛，村子里谁家需用就牵去，傍晚还回来就是。邻里有困难者，如有病无钱求医，丧葬困难等，只要上门求助，总可以得到帮助。
乔映霞光绪元年出生，是乔致庸次子景仪的长子，深得祖父器重。一生竭力重振家风，整顿商务，兴建家宅。他思想开放，倾向推翻帝制的革命，在家乡开风气之先，带头剪辫子，动员妇女放脚，革除陋习，多有善举。留在乔家堡村人最深的记忆，是乔映霞持一把剪刀在村里追着人剪辫子的形象。可见他内心激荡奔放，对社会殷切的责任心，并没有被自家的深宅大院所囿。他还在当地任过区长、禁烟委员会主任等职，带人奋力铲除鸦片烟苗，不惜发生争斗，引来祸端。
此外，晋商积极输粮草等军用物资以补充军屯和税粮的不足，对保障军需、开发边疆，提高国防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山陕盐商为反抗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隆庆元年(1567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协力御之’”。清初，晋商范氏兄弟又为清王朝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饷，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晋商所追求的“创家立业”和“爱国济民”的理想，作为一种智慧和思想财富，对我们今天的企业有着极大的启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向目标的，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得以发展。但是，这并不是企业的惟一价值目标。作为一个企业，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因而，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各种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要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取得稳定的高利润，而且要创造社会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才可以获得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尽可能的承担起对促进社会公正、增加社会福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和保护改善自然环境的责任，从而把企业自身的发展融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中。
企业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亦具有双重意义。对于企业而言，可以为企业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企业创造更为广阔的赢利空间，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亦认识到了这一点。企业只有“经济力”和“社会力”合二为一，才能使企业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对于社会而言，有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文明进步。号称“经营之神”的日本着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就曾指出，“健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是不可缺的，但它终究不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营事业来谋求和提高人类的共同生活。”
3．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日：“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宋代理学家程颐认为：“大凡出义则人利，出利则入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