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前进不会有好结果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传：即鹿无虞，以纵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周易·屯卦》
追赶野鹿接近山脚无虞人引导，只身进入山林中。君子如明智，不如放弃。继续前往，会有遗憾。《小象传》说“即鹿无虞”，是因为随从禽兽。君子之所以必须放弃，前往会有遗憾，是因为会走向绝路。
南怀瑾先生认为人生最大的哲学在“存亡”、“进退”、“得失”这六个字中。一个高明的人，在这六个字上做得最适当。整个历史的演进也是在这六个字之间，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如果在这些地方搞不清楚，就太没有智慧，太不懂人生，也太不懂做事了。
很多人在做事业的时候，总是凭借一股劲儿横冲直撞，从来不对自身的实力和眼前的形势进行分析，结果把所有都赔了进去。一个人一旦刚猛有余而阴柔不足，做起事来就很容易不够沉稳，事情往往会办不好。任何事情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才能做成，若是我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而勉强自己去做，终究是办不好的。一个不是猎人的人偏偏想要去打只老虎回来，最终难免会被老虎所伤。量力而行，才能确保事情不会办砸。成就事业的前提是要保证自己不会有损伤，然后才能考虑如何扩展事业。若是一味地追求事业的成功而忽略了自身能力的问题，是会吃大亏的。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后，各地纷纷起来造反，一时之间，狼烟四起，反秦义军越来越多。
其中有一支队伍是在安徽的天长县。这支队伍是由一群少年英雄发起的，他们不堪忍受县令的压迫，因而杀死县令，揭竿起义。
队伍壮大之后，就需要一个首领来指挥，于是他们选出了一个叫陈婴的人来做首领。
陈婴是东阳县里的一位文吏，祖上世代都是东阳县的名门望族，且他们一家乐善好施，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大家一听要立陈婴为首领，都很欢喜，谁也没有意见。
陈婴的母亲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她非常反对这件事，她对陈婴说：“我们陈家虽是县里的望族，但从无做高官的人，现在一下子做什么王，名声太大了，容易招来祸害。况且，现在时局动乱，形势未明，出来称王，祸害比平时更大。不如另选人来做王，你当助手。成功了，你能得到封赏；不成功，人家也不会把你当头儿抓。”
陈婴觉得母亲的话很有道理，而他也深知自己没有能力领导这么大的起义队伍，因此，坚决不肯答应做首领之事，但是别人都不同意。骑虎难下的他，被强行推上了首领的位置。
人们听说陈婴做了首领后，就纷纷来投靠，他的部队也因此壮大到几万人，一时之间声威远扬。项梁、项羽叔侄听说之后，决定与他联盟起事，项梁亲自写了一封信给陈婴。
陈婴被推为首领之后，一直想找机会辞去，这时收到项梁的来信，正好可以如愿以偿。他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对大家说：“项家在楚国世代做将军，项梁是将门之后，侄子项羽有千夫之勇，要消灭秦朝，不如我们跟着项家干。”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投靠了项梁。
陈婴能力有限，若是他真的称王，在以后的争霸之中，难免会死于非命。但是陈婴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高瞻远瞩，把这件事情给化解了，从而保住了自己，也保住了拉起来的那支义军。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一种值得敬佩的勇气，但是在做事的时候这种勇气是不值得提倡的。尤其是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更是不能冒一丁点险。飞蛾扑火虽然壮烈，但是最终还是失败的。因此，我们不能做那些蚍蜉撼树的傻事，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头脑的冷静，认真分析形势，看清楚自己的实力，若是没有把握，该退的时候还是要退。以退为进，待到日后实力壮大，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来做这件事，岂不是能收到更好的效果？逞匹夫之勇只能坏掉大事。历史上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哪一个不是攻守有道，进退有方，而那些刚愎自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接替他辅佐十三岁的皇帝曹髦。司马昭总揽大权之后，野心越来越大，想要取代曹髦。他不断铲除异己，打击政敌。
曹髦知道自己做的是有名无实的皇帝，迟早会死在司马昭手中，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把司马昭杀死。他把自己的心腹大臣招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我不能白白忍受被推翻的耻辱，我要你们同我一道去讨伐他。”
这几个大臣都知道这样做是没有成功的机会的，只有暂时忍耐，寻找适当的时机才行，于是对曹髦说：“当今大权落在司马昭手里，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您力量软弱，莽撞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应该慎重考虑。”
曹髦不听劝告，带着左右仆从、侍卫数百人去袭击司马昭。早就得到讯息的司马昭派兵截杀，先把曹髦杀了。
任何事情都不是想当然就可以成功的，判断一件事情可否去做，首先要考量的就是自身的实力，其次就是要抓住恰当的时机，两者缺一不可，在两者都具备的条件下才能去做这件事。勉强去做，就等于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失足跌下去，既然这样，何不等到把船造好了再前进呢？
功成身退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论语·里仁》
孔子说：“能够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怎么能实行礼呢？”
南怀瑾先生认为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要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所以老子就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上古文化的传统思想，被后来者奉为圭臬。
世人都好功利，都希望能够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这是没有错的，关键是很多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反而被它牵绊住，难以走出来。儒家一直强调“积极入世”，然而这种入世并不是对名利的纠缠，而是孟子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一种高尚的品格。
自古以来，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他们大多数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秉承着济世救民的理想而出来做事的，然而当理想实现，目的达到之后，有些人却被名利蒙住了双眼，难以抽身而退，为名利所累甚至丧身其中。
功成身退不失为明哲保身的好办法。既然是为了理想而出，理想已经实现又何必还要坚持呢？主动退下来，反而能够颐养天年，得以善终。越是功劳大的人，越是要及早抽身。
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发生，一时之间，朝廷危在旦夕。吴楚连军进兵睢阳，意图叩关函谷。周亚夫临危受命，挽回了朝廷节节败退的颓唐之势。在他的统率下，朝廷军队很快就将胶东等国的叛乱镇压了下去，并最终平定了吴楚联军。声威震天的周亚夫却遭到了景帝的猜忌，景帝认为他功高盖主，且手握重兵，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于是削去了他的爵位，将他羁押起来。周亚夫愤懑之余，绝食五日，终死于狱中。
一般人在最初的时候都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做事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会开始觉得自己的付出不能白费，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立的功劳越大，这种想法就越强烈，于是在功成名就之后，就贪恋红尘，不肯轻易离去，而这种求权求利的心态正是君主们所忌讳的。只有那些能够看得开的人，能够把理想作为人生目标的人，才能躲过这样的灾难，他们的退隐等于是给君主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朱元璋的心腹和军师刘伯温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他不仅有张良的才能，还有张良的智慧，在帮助朱元璋打下江山之后，他就萌生了退意。当时，朱元璋大封功臣，很多和刘伯温一起的功臣，甚至是没有他功劳大的人都被封了公爵，但是刘伯温没有接受公爵的封赏，只领了一个诚意伯的爵位，这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中是仅有的一个。
刘伯温疾恶如仇，深知自己得罪了很多人，而朱元璋也不是一个可以共富贵的人，于是在洪武四年（1371年），向朱元璋提出了告老还乡的请求，朱元璋欣然应允。从此刘伯温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但是刘伯温的名头实在太大，在民间的影响力也大，朱元璋对他还是不放心。而在朝中的那些与他有隙的人也趁机攻击他。刘伯温为了打消朱元璋的疑虑，搬到了南京来住。虽然刘伯温晚年一直是在不安中度过的，但是相比那些富贵一时，却终被剪除的功臣们，他的结局算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