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争的需求，特别是1864年的高关税法，强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创新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也使那些富有进取心的人（也就是我们所知的“工业大亨”）变得更加富有。整体而言，和那些迅速崛起的铁路贵族相比，工业大亨为煤、铁、蒸汽等能源革命所激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太多的投机行为。而铁路贵族们主要是受到了诸如17世纪的贸易公司从君主那里收到庄严礼物的激励。在这个不断工业化的社会中，工业大亨正朝着某些关键位置以及堡垒进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表现得并没有那么壮观。他们的发家过程不是突飞猛进的，而是循序渐进的，是技术增长并持续扩散的结果，是通过分工或组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在资本积累的第一阶段，这些工业大亨的行为总体上比较平和。他们更多时候远离华盛顿的政治舞台，除非当他们寻找关税保护的时候。后来，为了在自己行业中取得领先地位而彼此竞争时，他们将会采取专横、残酷的措施来打击同行业或毗邻行业中的对手。
这个时代，在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收割机的发明。在内战爆发之前，赛勒斯·麦考米克（Cyrus McCormick）就已经完善了这种收割机并大量生产和销售。因为收割机加快了谷物收割的速度，使得在适合单一栽培的草原上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变得可能，从而也就使得密西西比河谷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粮食产区。人们将这种新农业机器称作“这个时代永不停息的进取精神”的象征。这些收割机代替了黑奴，它们指向了比战争更伟大的胜利，因为“收割机将会开拓能支撑数百万人生存的生活方式，而战争只会导致生灵涂炭”。同样的，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缝纫机、制造皮革和纺织的机器、新的采矿方法、轧钢厂、磨面机以及牲畜宰杀系统。这些都代表了经济前沿的所有持续性胜利，这些胜利都是由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批“工业突击队”所创造的。
这些发明者中，有些人是感知到了当时的一些需要，有些人则是对当时的技术知识的分支加以应用。发明者制造了一台新机器，但是却很少有人像赛勒斯·麦考米克那样变得富裕起来，当然也没有赢得其发明的全部果实。一般来说，就像是新矿藏的勘探者和拓荒者、第一批黄金发现者或油井的钻探者一样，这些发明者很快就被工业大亨所取代。尽管这些技术专家很有用，但是1867年的一份国会报告还是称他们“没有心机，过于浪费……在残酷的竞争中，仅仅是小孩而已。在这些竞争中，他们还要忍受这个世界上的欺骗和狡诈”。 那些颇有策略、厚颜无耻的人们，显示出了资本积累的天分。他们精于管理，也就是“招聘和解雇”，但这些人不会在应用科学的探索中冒险，只有当新技术的商业价值已经显露出来时他们才会进入。这些人利用了这些技术专家，然后将他们扔到一边。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发明者“英雄般”的理念看作是受到了天才的灵光一现的启发，并认为发明者的贡献是人类不断增长的知识储备的反映。每一个单独的发明都是许多甚至有时是大量专利的结合体。这些发明就像公有土地、森林以及电站一样，是人们可以购买或享用的公共财产。
战争以许多种不同的方式丰富了这个警告，经常为新工业项目的承办人提供所需的快速资本。有一天，菲利普·艾莫尔从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回来，之后就成了芝加哥繁荣的湖港中的一名批发屠宰商。菲利普·艾莫尔向联军提供了大量各种质量的猪肉。艾莫尔和精明的犹太猪肉商人尼尔森·莫里斯（Nelson Morris）是当时最大的猪肉商之一。到1865年为止，他们连同其他54位商人一起，每天要处理9万头生猪。早期，他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为了在附近乡村找到质量最好的猪肉，每个人都想比其他人起得更早。但是，不久，随着九条大铁路将芝加哥和美国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他们的猪肉运输就不再是一项“冬季业务”，他们的市场伸向美国的各个方向。而且，通过一个合理化的过程，他们开始购买活畜，并将所有的处理、宰杀和分装过程都集中在连接着所有铁路线路的芝加哥联合畜牧场(Union stock Yards of Chicago)。
是菲利普·艾莫尔完成了当时最为着名的商业“政变”之一。在1865年，他用着一双有洞察力的眼睛，看着格兰特将军的军队向里士满进军。被胜利与和平的提早来临所完全说服的菲利普·艾莫尔，突然冲到了纽约，卖空了当时价格普遍高达40美元/桶的猪肉。在内战结束之后，商品市场特别是猪肉市场的暴跌，摧毁了数以百计的交易商，也使得成千上万的农民变得更加贫穷。但是，菲利普·艾莫尔却能以18美元/桶的价格来平仓他的卖空猪肉合同。因此，菲利普·艾莫尔在一夜之间就赚到了200万美元，并且在高端金融圈子里声名大噪。利用这笔资金，菲利普·艾莫尔迅速地扩大了他的肉类生意，买下那些较弱的竞争者，并且改进他的工厂，直到让它成为世界上最为精细、最为繁荣的工厂之一。
在战争期间，卡内基和约翰·洛克菲勒也分别在铁和石油贸易领域成了卓越的工业大亨。他们的工业权力增长方式既相似又有所不同。最终，他们两人都专注于一个单一工业，追寻着各自的运气或机会。他们结合并利用对自己有利的环境来建立起一座工业金字塔，同时在与行业对手的竞争中不断增加自己的优势、强化自己的位置。他们两个人创造各自作品的方法值得后人们作特别的研究，因为他们是“工业大亨”中的典型代表。
在19世纪60年代，卡内基曾经在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圈子里活动，这个圈子是一所无与伦比的工业与政治学校。在宾夕法尼亚铁路管理人员的门前，政客们都必须尊敬地擦干净脚上的泥。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命令之下，宾夕法尼亚议会迅速通过了必要的措施。根据传说，当托马斯·斯科特对州议会没有“进一步的任务时”，它就会迅速休会。因此，民主制度的所有不确定性以及危险（比如一个帝国主义工业组织不能安全地包容）就会被强大的西蒙·卡梅隆（Simon Cameron）①和之后的马修·柯维（Matthew Quay）②及其副手们的强有力的工作协议而清除掉。无数的机会，如军工、路权、停车站、铁路线路以及有轨电车线路的特许权都不断地落入了以托马斯·斯科特以及埃德加·汤姆逊为首的集团手中。
看到这些发展，卡内基很快就感知到了未来铁路用铁的需求，这将会成为匹兹堡最大的行业。当时，卡内基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一位部门主管。卡内基与和他一起工作的技术上更熟练的人们，比如“肮脏又满身汗水的”机械师派博（Piper），打开了将要取代各地老木桥的金属桥梁的前景。在宾夕法尼亚的商店里，铁路工程师林维尔给卡内基展示了他自己设计的第一座铁桥模具。在匹兹堡，一个名叫克鲁曼的德国人向卡内基和他的朋友展示了他的完美器具，并发誓他很快就会将它们变成现实。因此，在1863年，卡内基、他的兄弟托马斯、铁路收购代理商托马斯·米勒（Thomas Miller）以及亨利·菲普斯（Henry Phipps）同意向克鲁曼公司（Kloman & Co·）注资，这样就可以安装更多的器械。一开始，他们在公司中的股份只是少数，但是几年之内，卡内基兄弟和亨利·菲普斯就得到了一半的股份，然后成了克鲁曼铸铁厂的大股东。同时，在熟练的机械师派博以及林维尔的帮助下，安德鲁·卡内基成立了楔石桥梁公司（Keystone Bridge Company）。一年之后，卡内基将他的其他资本都投入到了一家铁轨制造公司，然后又投入到另一家制造机车的公司。
1865年，安德鲁·卡内基从铁路公司辞职，创建钢铁公司，成了一位全职商人和企业家。带着鲜有的幸运，安德鲁·卡内基从克鲁曼、派博以及林维尔这些熟练工人身上集齐了一种技术和技能。这种技术和技能使得他所鼓吹的产品比起其他人的产品更有声誉、更为经济。他的兄弟托马斯一直到早逝之前，都被看作一流的造铁大师。托马斯做事井井有条，在管理生意上也十分勤奋，而且为人也要比安德鲁·卡内基稳重得多。亨利·菲普斯是一位精明的同事，也是一位完美的“内部人士”。他平时十分节俭，但在为企业进行贷款时，又十分狡猾。据说，亨利·菲普斯知道如何尽可能地“不将支票兑现”。这些人以及不久之后的钢铁工人比尔·琼斯上尉（Captain“Bill”Jones），都是勤劳而又拥有高超技艺的人。安德鲁·卡内基以其独有的才华带领着这些人。卡内基的传记作家亨德里克曾奉承地写道：“卡内基将要整合美国的巨大矿产资源以及新的技术。通过新技术，这些矿产资源将被转变成为这个新时代所使用的东西。”
除了用人艺术之外，卡内基也很快发展出了如亨德里克所说的“规模宏大的旅行推销员”的品质。卡内基总是能热情地滔滔不绝地说话，脸皮又厚，他总能闯进各种地方，强迫着每个人都和他说话或者听他说每件事。卡内基用甜言蜜语哄骗和奉承着那些他认识的大人物，例如斯科特、汤姆逊以及其他铁路大亨，并且颇有成效。而且，除了早期合伙人之间的争吵之外，这些合伙人也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而激烈地相互竞争着，即使卡内基兄弟之间也是如此。很快，更有能力、更狡猾的安德鲁·卡内基就成了这群合伙人的领袖，即使是顽固的德国人克鲁曼都被制服了。在一次商业逆转的时刻，克鲁曼的大部分资产都被卡内基夺走了。
到现在为止，事业蒸蒸日上且永不满足的卡内基已经不再将自己局限在那家嘈杂的、落满灰尘的铸造厂了。在“不劳而获”这个方面，卡内基已经显示出了惊人的才能，尽管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都并不喜欢这些才能。但是，作为一个设计者，一个有着机敏智慧的人，卡内基学会了不用过分地辛劳就能迅速地积累自己财富的方法。一旦他集中精力在铁轨、桥梁、机车的繁荣交易上施展自己的才能时，他便会发现其资本积累会更加顺利。
亨德里克下结论道：“卡内基从来就不是一个勤奋的人。他将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玩乐上，并且让其他人为他来赚钱。”卡内基满世界晃悠，然后在纽约安顿了下来，去奉承他的新朋友和每一位能够放大他重要性的有权势的人。1868年他就有了百万富翁才有的收入。卡内基看不到有任何能阻碍他在别的领域获得成功的东西。
卡内基掂量着其他人，他发现，与自己相比，这些人软弱而且迟钝。现在，他开始从事“高级金融”工作，并将自己的办公室设置在华尔街附近。这时，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金融家们委托给卡内基一个微妙的任务，要卡内基为他们销售债券。卡内基拿上了价值 500万美元的债券，并一次性地销售了出去，尽管在当时美国债券很少有人问津。在伦敦，卡内基曾经与老银行家朱尼厄斯·摩根进行过谈判，老摩根对年轻的卡内基的行动速度印象深刻。为了在几小时内完成交易，卡内基使用了当时由赛勒斯·菲尔德（Cyrus Field）①刚刚铺设的新的跨大西洋电缆。卡内基迅速地赚到了一大笔佣金，单次就超过了10万美元。然后，他又将这些佣金投入到了他现在最喜欢的钢铁贸易中去。他创建了联合钢铁厂（Union Iron Mills）、克鲁曼-菲普斯公司（Kloman & Phipps）和楔石桥梁公司，这几个公司都以匹兹堡为中心。
卡内基此时33岁，与他的同伴相比，他要更为欧洲化。因为多次访问故乡，卡内基与苏格兰的联系一直很稳固并且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断更新。尽管他的凯尔特人祖先大都是些普通的工人，但这却是一个睿智且有天分的民族。在这个民族中诞生了许多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以及作家。卡内基是半个文化人，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还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体内也有一颗获得不朽名声的种子。成功的卡内基认为自己应该去选择一种与重要公众人物紧密联系的更充实的生活。他将自己看作一位品行优秀的乡绅，经常周济穷人，并且拥有扩散他的影响力的报纸，努力使自己成为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一样光芒四射且博学的人物。卡内基狂热地信仰着斯宾塞的适者生存理念。在逆转的时期，卡内基受到了一种封建理念的财富角色的支配，这种理念将财富看作一种仁慈的社会责任。有时候，这种理念既与卡内基在获取财富时所使用的方法不同，也与进步的、蓬勃发展的美国的有效原则不同。因此，终其一生，卡内基都是一个古怪的人。
1868年12月，在圣尼古拉斯旅馆（St· Nicholas Hotel），卡内基在日记中写道：
33岁时，我每年能有5万美元的收入！到现在，两年内，我就能安排好我的全部生意，并确保每年至少能有5万美元的收入。如果超过这个数目，我就不去赚钱了——不要一味地去增加财富，而是每年将超出部分用作慈善，永远地抛弃商业，除非是为了其他人。
定居牛津，然后接受完整的教育，熟知那些文学家——这要花上3年的时间努力去做——要特别注重学习如何在公众面前演讲。然后，定居伦敦，购买一些报纸或现场评论刊物的控股权，对其进行总体管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特别是与教育和帮助贫困阶层有关的公共事务。
人必须有一个偶像——把积累财富当作崇拜的偶像是最坏的选择之一——没有什么会比崇拜金钱更让人堕落了。无论参与什么事情，我都必须全力以赴。因此，我应该仔细地选择那种最能够提升品德的生活。继续更长时间地沉迷于商业，满脑子的想法都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赚到更多的钱，这一定会使我堕落，而且将永远都无法恢复。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卡内基好奇地沉思着他年轻时的决心。他已经太过沉溺于他的生意了，这是一种客观的、不能缓和的自动症。他的生意需要他筹集更多的资金，要求他整晚不睡去计算大量的必需品。它没有给卡内基留下任何安宁和自由的空间。每一个实业家都将会知道，“一件事情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件事”，也就是一旦开始，就无法逃避。
①内战开始期间，林肯总统的战争部长。
②美国着名的政治人物，曾被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称为“造王者”。
①美国商人、金融家，铺设了第一条跨大西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