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蒙哥马利成了“钢铁师”的师长……梦想逐步变为现实，荣誉使蒙哥马利无比激奋……但是，他却永远失去了他最心爱的女人——妻贝蒂
1935年5月31日，奎达发生本世纪以来屈指可数的一次大规模地震，一夜之间，整个城市变成了瓦砾场，死了3万人。惨景使蒙哥马利无比震惊，因为即使在他亲身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不过如此。幸好他们一家安然无恙，这是由于奎达参谋学院建于坚硬的岩石带上的原因，学校坚持只要钟楼矗立不倒，就照常上课。两天后，奎达河谷又发生余震，造成钟楼上的大钟连续响了17下，虽然问题不大，但也不能说就没有危险。除了地震本身，由此引起的霍乱等传染病最可怕，为了以防万一，驻军当局已经下令全城封锁，周围圈上铁丝网。在这种情况下蒙哥马利安排贝蒂带着儿子戴维返回英国。而之前，贝蒂一直在帮助救护人员收容和照顾伤者及无家可归的人，她有一颗善良的心，眼前的场面使她无法不管，但继续留下去随时可能出现意外，所以只好暂时离开。
回国以后，她把戴维送到伦敦附近的一所预备学校，第二年初乘船又回到奎达，陪伴蒙哥马利。这次分离，是第二次，时间也最长，有8个月，上次是蒙哥马利在巴勒斯坦服役时，中间隔了5个月。小别之后，带来的是重逢的喜悦，蒙哥马利又一次享受到家庭的温馨和爱的醉人芬香，他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下次别离，但不管如何，他暗自发誓，任何东西都不能将他和贝蒂分开……
这一年他们的儿子戴维8岁，而贝蒂跟前夫所生的两个儿子：约翰已经24岁，迪克22岁，都长成英俊潇洒的男子汉。约翰在工兵训练结束后，考入剑桥大学，在这里他邂逅了一位海军上将的女儿，20岁的乔丝琳·特维迪，两人跌入爱河，爱得如火如茶，不料却遭到上将的反对，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蒙哥马利一家要去瑞士度假，约翰盛情相邀他的初恋女伴一同前往，得到了拒绝，约翰十分扫兴，索性也决定不去了。两个人的情感出现了裂痕。这使贝蒂不得不为儿子的这桩恋情担忧，但她又不能叫约翰与乔丝琳断绝来往，显然，那是不合适的。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求助蒙哥马利，请他想想办法。蒙哥马利充起了好汉，他冒失地给比自己高好几级的长官，女孩的父亲休·特维迪写了一封信，指责上将对女儿放松管教，以致任性使气，他还在信中调侃：
“感谢上帝，我没有女儿，否则，我一定对她们严加管束！”
特维迪看过信后，气得够呛，一个上校，竟然对上将用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语气说话，这成何体统！因此，他回信狠狠教训了蒙哥马利一顿，但对待女儿的感情问题，上将还是显示出大度和开明，最后经过双方协调努力，婚事终于定了下来。
12月19日，蒙哥马利一家从奎达乘飞机到达伦敦，圣诞节那天携戴维去瑞士，一个月后，他们又返回伦敦。这时，印度西北边境出现紧急情况，学院决定取消每年一度的旅行休假，蒙哥马利获得特殊照顾，假期批准延后一个月。在伦敦，蒙哥马利和家人居住在一幢眷属房子里，这儿空间挺大，接待客人比较方便。会客的房间被称作“低级陆海军俱乐部”，透着浓浓的军事色彩。不少朋友，包括奎达参谋学院的学生军官的家属，经常被蒙哥马利和贝蒂邀来作客。聚餐后出去跳舞，贝蒂的舞跳得很有水准，蒙哥马利不跳，在一边傻看，要么，事先就不去。后来，他们把休·特维迪夫妇也请到住处，蒙哥马利和上将谈得甚欢，几次见面之后，两个人便开始了激烈的争论，话题大都围绕各自家人和朋友的个人前途。蒙哥马利对贝蒂的二哥法兰克也没什么好感，因此说话丝毫不讲情面，有一次当着很多人的面，议论法兰克：
“那家伙一点前途也没有，纯粹一个废物！”
1937年2月中旬，蒙哥马利搭乘飞机经由卡拉奇飞回奎达，贝蒂把戴维送返欣德黑德预备学校，又陪乔丝琳到伦敦东边玩了几天，然后乘船回印度。蒙哥马利回来后没几天，作战部来电告知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旅长即将离职，准备让他接任。这意味着，从那天起他将晋升为暂时准将，但同时，根据规定薪水也相应减少一半，蒙哥马利回电，表示愿意接受。虽然只是个准将，而且一开始还只是暂时的，但这并不影响蒙哥马利愉悦的心情，成为准将，说明距离真正的将军，仅有一步之遥，再过两年顺理成章升上去应该没任何问题，他的梦想，正一步一步实现。想起一直渴慕的亮光闪闪的将星，用不了多久就要佩带在自己的肩上，蒙哥马利一下子有些激动起来。他知道，能有今天的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归于盖伊·威廉斯的再三推崇，正是院长不断为自己说好话，陆军部头头们的嘴边才能经常挂着他的名字，有空位子才会想到他，甚至，在他被通知候补旅长之后，威廉斯还不忘对他本人和他在学院的贡献大肆褒奖一番。
“蒙哥马利上校担任一级参谋和在参谋学院担任教官，对于那一班级的教育有显著的影响，”威廉斯在最后一次呈给作战部的机密报告中说：
“经过他教导的学生，都以跟随这样经验丰富和有说服力的一位训练者学习为幸。伯纳德具有坚强的个性和坚决的见解，他读的书很多，在和平与战争期间，对于指挥和参谋工作，都很有经验。伯纳德对部属的工作和行为，都要求高度的水准。伯纳德是位杰出的军官，他的晋升对军方最为有利。”
最后，他补充一点看法：
“伯纳德即将担任一个常备步兵旅的指挥，他现在已适于晋升少将，并担任这个军阶的指挥和参谋职务。”
驻印英军参谋总长巴多罗苗将军看到报告，在转往陆军部之前，又在上面加上：
“我同意参谋学院院长的意见，蒙哥马利是参谋学院的一块瑰宝。他的贡献，无可限量。”“我对蒙哥马利上校所知不深，无法妄下评语。”副参谋总长写道。底下署名是：克劳德·奥金莱克少将。奥金莱克在1930～1932年也曾在奎达参谋学院担任过一年级的主任教官，蒙哥马利在西北边区旅行时见过他，这时，奥金莱克已经任白沙瓦旅的旅长。那次旅行蒙哥马利还认识不少其他英军部队的将领，包括H·R·亚历山大将军，也是一位旅长，但奥金莱克给他的印象最深，蒙哥马利对随行的伯奇中尉说，他是其中“最优秀的人”。
离开印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5月15日，一艘满载旅客的汽轮徐徐驶离孟买港。蒙哥马利已经不是第一次乘船航行在印度洋上了，但这一次却分外激动，因为再过两个星期，他就可以以一个预备准将的身份踏上大不列颠的土地——船驶向的目的地，是此行的终点，然而也许，那将又会是另一个光辉灿烂的起点。
天气已经十分闷热，在船舱里几乎没法呆，印度洋上的季风一阵紧，一阵又觅不到踪影，但甲板上还比较凉快，尤其是夜晚降临时，许多人跑上来玩掷绳圈的游戏，借此打发旅程的无聊与寂寞。就在这样的气氛里，蒙哥马利开始撰写他的军事论文《遭遇战的问题》，威廉斯建议他写好后，拿到皇家工兵杂志去发表。当船抵达塞得港时，蒙哥马利想起好久没同利德尔·哈特联系了，便抽空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利德尔·哈特：
我正在返回朴次茅斯去接任第9步兵旅旅长的途中。在孟买买了一本你的新书《武装中的欧洲》，一直在航程中阅读。我愿意说，我十分欣赏这本书——它真是一本论述清晰、而又符合逻辑的杰作，所有军人，都应该读一读。
关于野战部队，我觉得，以我们帝国的处境，我们需要拥有一支现成的预备队，包括4个师的兵力，有适当的装备，随时应变，可以派遣到任何地点去。预备队不一定要布置在英伦，放在巴勒斯坦可能也不错——作为我们依照新条约规定、保持在运河区的部队以外之兵力。我很想同你讨论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并希望在英伦和你见面。
我现在正为下一期的皇家工兵杂志写一篇在现代的组织下，有关遭遇战的论文。陆军必须学习一种新的技术，这牵涉到战术的改变问题——我感觉到有一个严重的危险，那就是，我们将继续使用旧战术，而依赖装备来解决我们的困难。这篇作品在9月刊出来时，我很想知道你对它的意见。
你的朋友蒙哥马利
这是自从1930年至1931年间争论步兵训练教材的修改以来，蒙哥马利第一次和哈特通信。在蒙哥马利当奎达参谋学院教官期间，新的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一贝利沙邀请哈特担任他的私人顾问，对从事军事新闻工作多年，一直自以为怀才不遇的哈特来说，这无疑是个美差使。贝利沙对他的夸夸其谈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几乎是言听计从，有应必答，甚至连高级军官的任免，也要向他征求意见，哈特逮住机会，更是当仁不让地指手画脚。于是英国政治和军事史上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个从未有担任过中尉以上军职的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成了陆军大臣的入幕贵宾，昨天还在慨叹不得志，眨眼之间变为左右内阁要员决策的实权人物。根据哈特的主意，贝利沙武断地撤换一批将领，最后竟将帝国参谋总长的关键职务，交给了一个从未指挥过旅级以上部队的人——51岁的戈特侯爵。戈特在1937年底走马上任，之前以军事秘书处长作为过渡。哈特以为自己选对了人，事实证明，他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从到任第一天起，戈特和贝利沙就合不来，此后的两年，都在争吵中度过。1939年9月，当他从这一职位上退出时，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不过，紧接着发生的事让他们更目瞪口呆，戈特成了英国远征军的总司令。蒙哥马利后来也一直认为，让戈特担任这个要职，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因为虽然他有一系列优点：坦率真诚，不善于心计；对战术动作和与之相关的细节了如指掌，然而，他的缺点却是致命的：过于拘泥不化，缺乏领导大局的能力和魄力。这些都为二战最初的混乱和失利种下了恶果。
正式赴任要等到8月份，在这之前还有两个月的假期可以利用，这是在奎达3年累积下来的。蒙哥马利借此机会偕贝蒂去兰开夏郡北部旅行，这里有不少秀丽的湖泊，环境十分幽静，适合休养。顺便拜访了一些亲友。旅行中途贝蒂得了喉炎，一段时间后康复，但经过了这一次，体质有所下降，时不时脸上现出疲惫的样子。蒙哥马利发现后，也没有太多注意，以为是旅途劳累所致，过一阵子休息过来就好。贝蒂自己依然很快乐，走到哪儿都有笑声。7月底，他们转道去“新公园”，在那里小住了几天，蒙哥马利因为要在8月5日上任，所以提前离去，他要接手的第9旅，8月下旬还要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夏季野营训练，这样，贝蒂就带着戴维留下，等到8月下旬再去一个叫滨海伯纳姆的地方，度完剩余的假期。
之所以选择那里，一是伯纳姆是贝蒂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南茜·尼科尔森的家乡，二是距离第9旅的营房比较近，仅50多英里，开着车子一会就到。
贝蒂的身体仍未完全好，一日三餐都要遵医嘱，蒙哥马利对她很挂念，但显然，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有那么多相聚的时间，他必须工作，就任新职后的首要事务在等待着他。回到英国之后，他的《遭遇战的问题》一文已经写完，即将发表，在这篇新作中，具有战略远见的蒙哥马利集中探讨了军事行动前先期筹划的重要性。20多年前，作为一个稳妥作战思想的倡导者，他曾对违背带来的后果表示愤怒，为此他认为，一个良好的开始将决定最终的战局，否则，就适得其反，“一个不良的开始，无论是由于一个坏的计划，还是一个错误的部署，或由于浪费了十分宝贵的时间，或者任何其他原因——其结果是：这场战斗只能靠官兵的勇敢来挽救，而其伤亡势必惨重……”无论如何，像上次大战时那种情况不能再重复了，毕竟，那是极不负责任，也是不人道的决策行为的直接产物，“我要说，黑格是完全漠视人的生命的”，若干年以后他仍不忘予以谴责。但现在一切可以不必重蹈覆辙，如果一个指挥官在上战场之前周密计划好的话，情形即大不一样。
“一位指挥官若能知道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又具备有一个计划去指导实施，不让部队漫无目的地卷入战斗中，而且一开始就能按照一个适当的计划，将部队投入战斗，那么在初期遭遇战中就能获胜。”
蒙哥马利把指挥官的因势应变看作确保胜利的基本因素，在战斗初期，指挥官应该将指挥部尽量前移，以便获取足够的情报，早早谋划，及时向各作战单位下达命令。战斗进行中间，则最好后撤，避免危险，但在需要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候，亲临最前方也是必要的，随身带好通讯工具，方便指挥。作为一个现代战争的指挥官，他还必须亲自指挥配属的装甲部队，而不是将指挥权胡乱授予他人。文章后来刊出后，在军界产生争论，对他的观点，褒者有之，贬者也不乏其人。反对的人于1938年要蒙哥马利就对他最重要的批评，在陆军季刊中给予答复。但利德尔·哈特对这篇文章还是持积极态度的，说他“深感兴趣，而且颇为赞同”，还在文字下面和周围圈圈点点，划了不少标记。
雄心勃勃的蒙哥马利一上任就推翻了他的前任雷克斯制订的演习计划。雷克斯的计划并不是不可行，他本人也是一个训练方面的专家，但蒙哥马利却不以为然，他要另起炉灶，再搞一套，于是召来参谋长F·E·w·辛普森少校，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这个计划不行。在一天之内实施3个演习，我看毫无道理。我一共只要4个大演习，每次3天，要有3个夜晚在野外，部队一定要习惯在夜间行动。”
辛普森只得按他的要求进行修改，他8个月前刚从作战部调来，在此之前曾担任过一阵低级参谋职务，蒙哥马利来后，朋友私下都为他担心，怕他受不了蒙哥马利，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离职而去。他自己也抱有疑虑。但经过初步相处，事情并不如想像的严重，他被蒙哥马利的效率和专心吸引了，对他敏锐的洞察力更是佩服不已，疑虑自然打消。第9旅下辖4个营，对上隶属于南方军区第3师，师长D·伯纳德少将，而军区司令约翰·伯内特一斯图尔特将军，是蒙哥马利在巴勒斯坦和埃及担任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营长时的顶头上司，他对蒙哥马利可谓最熟悉不过，和不少人一样，虽然欣赏蒙哥马利的才能，但对他骄横犯上和自高自大的缺点又无法不厌恶。现在，两个人又相会了，他们都提升了一步，可角色还是原来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