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8年，居于西北的西平王李元昊自立为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并遣使报讯于宋。宋朝君臣自然无法容忍这种“叛逆”行为，马上削李元昊官爵，悬赏斩取李元昊的首级。
李元昊此时也积极训练士卒，准备抵御北宋的讨伐。第二年三月，李元昊闻知把守金明寨的宋军都监李士彬誓守金明，勇猛善战，号称“铁壁相公”，遂施离间计，欲借宋人之手除掉李士彬。结果，此计被宋军副都部署夏元亨识破，李元昊的离间计成了泡影。
宋朝尽管声称要讨伐李元昊，因国力虚弱，加上连年与辽国作战，实在抽不出兵力进行大举征伐。因此，宋朝竟招募刺客，想用一夫之力，而奏平定西北的大功，未免天真得可笑。
李元昊得知宋朝积贫积弱之内情，不等宋军来讨，便先下手为强，公元1040年正月，亲率十余万大军进攻延州，宋延州守军主将范雍大惊，忙遣使向朝廷告急，并请求增兵。宋朝廷可能为是否增兵守卫延州展开了广泛讨论研究，一连数日，竟迁延不决。
李元昊怕宋兵来援，遂心生一计，派使者至范雍营中求和，表示愿去掉帝号，改正错误。范雍信以为真，一面遣人飞马向朝廷报告这一“喜讯”，一面重赏李元昊的使者，送之还营。范雍认为，李元昊既然良心发现，表示要改邪归正，效命朝廷，便不会有战争了，因此，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其帐下将士们也都不复设备，享起了“太平之福”。
李元昊要攻延州，必先攻延州西北的金明寨。金明寨居于西夏通往延州的要道口，则防御西夏的第一道防线。金明寨守将李士彬拥兵近10万，数量上与李元昊所率之兵差不多，李元昊不消灭李士彬部，其大举攻宋的计划无疑无法实施。年前，李元昊实施离间计不成，至此，又想以高官厚禄诱降李士彬，不料，李士彬不为所动，立斩李元昊的使者。李元昊的诱降之计又落了空。
离间不成，诱降仍不成，李元昊又生一计，乃令其兵民诈降，络绎不绝地跑到宋军营中。李士彬以为夏国老百姓不堪李元昊的暴虐，因此弃暗投明，大喜，不过，欣喜之余，又有些担心，因为李元昊的士卒、百姓来宋营投降的越来越多，若与李元昊里应外合，则后果不堪设想，遂报告范雍，请求将西夏降兵徙置南方，以防后患。
范雍却不以为然，竟对李士彬说：“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在范雍看来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善之善者也”。
李士彬于是将西夏降卒安插到诸军营中。李元昊又遣将与李士彬战，往往不战而逃，声称：“吾士卒闻‘铁壁相公’，胆坠于地。”李士彬本来就非常骄横，御下严酷，这样一来，更加飞扬跋扈，对部下非打即骂，其部将皆敢怒而不敢言。
这一切早已为李元昊所知，乃乘机暗中遣人以重金显爵诱降李士彬的部将，李士彬之将皆接受贿赂，答应与李元昊合作，唯独李士彬还蒙在鼓里，以为不须多少时日，李元昊的人马便会跑个干净，自己不用作战，即可擒李元昊献于朝廷。
李元昊见时机成熟，乃麾军向宋军发起总攻，诈降的西夏兵民此时亦操戈起事，与夏兵里应外合。宋军大溃。
是时，李士彬正在黄堆寨，闻李元昊来攻，连忙索马，其左右早已为李元昊所收买，便找了一匹弱马给李士彬，乘其不备，将李士彬擒拿起来，捆之于马上，献给李元昊。
李士彬之子李怀宝慌忙应战，力尽而死。当初，范雍令李士彬将10万大军分守36寨，每寨仅有士卒2000余人，兵力太过分散。李怀宝察知其弊，乃向其父建议集中兵力，以备夏兵来攻。可惜李士彬不听，导致此败。
据说，李士彬被擒后，李元昊割掉了李士彬的耳朵，并没杀他。十余年后，李士彬乃卒。李元昊攻破金明，数万宋军灰飞烟灭，顿时朝野震惊。李元昊乘胜进攻延州，围攻七日不克，因大雪，天气酷寒，李元昊方退。延州虽未失守，但金明已落入李元昊之手，夏兵南下之路已被打开。宋宰相宋庠急请增兵严守潼关，以保卫洛阳。振武节度使、知延州范雍因昏聩无能被降为吏部侍郎、知安州。史载范雍“好谋而少成”，观之其事，不唯无成，而且无谋。宋廷用此等不知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人，岂能不败？
李元昊以诈降之兵作为奇兵，与之里应外合，一举击败数万宋军，这在中国战争史上并不多见。李元昊为攻取金明，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处心竭虑。而范雍、李士彬却在大敌当前高枕无忧，落入李元昊度内而不自知，故不待战而胜负知矣！
（《宋史·范雍传》、《宋史·夏国传》）
范仲淹的忧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在《岳阳楼记》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中说的这句千古名句，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位士大夫，范仲淹是实践了自己的这句话的。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两岁丧父。母亲改嫁后，他随继父姓朱。长大后，他辞别了母亲，来到应天府（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读书。他读书特别用功，白天黑夜，手不释卷。冬天，晚间读书到很晚，头脑累得发昏，他就用凉水洗一洗脸。由于家庭贫寒，他常以稀粥充饥。因此出身富家的同学们，都觉得他这样的生活简直无法忍受，后来，他终于考上了进士，做了官，便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
天圣七年（1029年），范仲淹被推荐为秘阁校理，成为一名朝官。这时的仁宗皇帝虽然已经19岁了，但是刘太后却仍坚持临朝听政。范仲淹曾上书请太后还政于仁宗，不但没有被采纳，他还被挤出朝廷，到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去当了一位通判。
这时，刘太后主持大修宫殿庙宇，这些工程都要派人从陕西等地大量采购木材。范仲淹再次进言，指出这样“侈土木，破民产”，是很难顺应民心合乎天意的。刘太后这次仍旧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仁宗皇帝却看在眼里，深知范仲淹是忠实于他的。
明道元年（1032年），刘太后死了，仁宗方才亲政，便下令把范仲淹等人从外地召回首都开封，任他为右司谏。这时，那些过去在刘太后专制之下不吭一声的大臣们，便纷纷地诉说起刘太后的过失来了。但过去总给刘太后提意见的范仲淹，却对仁宗说：太后虽然不是陛下的生母，但她毕竟养护了陛下十几年，不应该总是在她死后指责她的缺点，应该维护太后的形象。仁宗同意了范仲淹的意见，下诏朝庭内外不要再议论太后的得失。
这一年，发生了蝗灾和旱灾，特别是江淮一带和京东地区最为严重。范仲淹请求仁宗派人赈济。可是仁宗皇帝没有理睬。范仲淹问仁宗：“如果后宫半天不开饭，陛下的感觉将会如何？”仁宗有所醒悟，使派范仲淹去安抚江淮。他先是开仓赈灾，又宣布禁止百姓进行那些花费过度的祭礼活动。还奏告皇帝请求减收灾区的茶税、人头税和盐税。
一年多以后，他又被派到苏州。那里因为前一年发大水，土地中积水很多，无法耕种。范伸淹招募民工，疏通这里的五条河流，以使那里的水能够顺利地泄入湖海。但是没有等到完工，朝廷又调他为明州（治所在今浙江省宁波市南）转运使。苏州的官民便奏请皇帝，让范仲淹暂时留下来治水，等工程完成后再走。仁宗批准了。
范仲淹就是这样，走到哪里，就把善举带到那里。
他不惧权贵，敢于商言。宰相吕夷简搞任人唯亲，大力提拔自己门下的人。范仲淹上书揭发他，因此，受到吕夷简的迫害。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被指责为朋党，“越职言事”，就是说话超越了他们的职权，受到贬斥。
这时西夏对内地的搔扰日益严重，不但边民不得安宁，有时还要危及内地。范仲淹便主动要求到边境去，被任为户部郎中兼知延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北）。范仲淹来前，每当西夏军来蚕食这里的时候，总是大官派小官去应战，搞得人人怯战。范仲淹改变作法，他把这里的1.8万名士卒编为六队，加强训练，无战事的时候就种田。还开设了互市，允许两国百性交易，互通有无。他还奏请建立鄜（fū）城（在今陕西省黄龙县西），在这里设立军营。让附近几个州县的中下户把租粮送到这里，当春夏之际，就让军队来这里驻防，就地供应粮食。仅这一项，就可以节省买粮费用的十分之三。
范仲淹在这里屯田修寨，积蓄力量。夏人见宋国边防日强，便减少了对内地的搔扰，还派使求见范仲淹，要求和好。范仲淹经营边疆几年，在这里建起了鄜城、大顺城（在今陕西省吴旗县南）等几座城池和很多的营寨，使边防日益巩固。不但夏国不敢来犯境，那里的许多百姓还投奔到宋国的城寨来定居。夏国皇帝李元昊见宋境难犯，便主动向宋请和，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两国在庆历四年（1044年）达成和议。范仲淹营造了一条安定和相对富庶的边界，是和议能够达成的原因之一。
虽然范仲淹几次受到迫害，官职有升有降，但他自己很知自律。他自幼家贫，富贵以后，仍过着俭朴的生活，如果不是宴请宾客，吃饭的时候不能同时有两道有肉的菜。妻子儿女衣服都很简单。而他又乐善好施，在家乡设立一个义庄，收养那些无靠的族人。因此，他受到百姓的热爱。就是平常百姓，也能说出他的名字。他当过官的邠（bīn，治所在今陕西省彬县）州、庆州百姓和一些少数民族的酋长，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立祠供奉他的画像。他去世的时候，那里的百姓和酋长几百人到他的灵前痛哭，祭祀三天才回去。
（《宋史·范仲淹传》等）
蔡京的沉浮
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闫二月，激烈反对新法的原门下侍郎司马光被拜为相。在这前一年，司马光已经下令废除了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当上宰相后，他又马上宣布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并且限令各地在5天之内完成。各府郡纷纷反映限期太急。只有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蔡京如期完成。京畿各县，全部实行差役法，无一违者。司马光听了蔡京的汇报，非常高兴，称赞蔡京说：“如果天下人人像先生这样遵守法制，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呢？”
就在蔡京非常高兴，准备受到司光重用的时候，谏官却告了蔡京一状，说他“挟邪坏法”，以不正当手段破坏法制。因此派到更远的地方去当远官。谏官仍旧不肯放过他，几次奏告，说他这样的人不可重用。蔡京被改为江淮荆浙发运使。又改为扬州知州、成都知州等等。直到绍圣初年（1094年）才进入户部，担任户部尚书。这时，户部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dūn）又要求实行新法，在朝廷上总是议而不决。蔡京一改过去支持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态度，对章惇说道：用熙宁年间现成的法制，还讨论什么！章惇同意了蔡京的意见，强行实行免役法。其实，这时的新法已经不同于王安石变法，新法拥护者们一是把新法作为谋私的工具，二是作为帮派斗争的工具。章惇与司马光政见相反，蔡京却一下子就变成了章惇的支持者。两个人狼狈为奸，尽力提拔自己的同党。正好这时蔡京的弟弟蔡卞官居右丞，便拜蔡京为翰林学士。
就在蔡京觊觎更大的权利的时候，哲宗死了，徽宗即位。蔡京被改任为太原知府。幸好皇太后，就是原来哲宗的皇后要求把蔡京留下来完成编纂史书的任务。可是，几个月后就有谏官揭发他结交宦官，到底被赶出京师，去做了江宁（治所江宁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知府，后来再次到杭州，做了一个叫做提举洞宵宫的官。
这时，有位宦官叫童贯，以供奉官的名义，从汴京来杭州等地，为徽宗采办书画。蔡京觉得这个人来自皇帝身边，一定会有用途的。便亲自带着童贯到各处采办游玩，只要童贯想去，蔡京就陪着他。因为蔡京两次在杭州为官，对杭州的情况比较熟悉，帮助童贯买到不少名贵的画屏、幛幔、扇带之类的艺术品。回到宫中，徽宗果然很满意。童贯便乘机向徽宗讲蔡京的好话，于是徽宗便对蔡京有了好印象。还有人说，只有让蔡京为相，国家才能有所作为。就连后宫妃嫔也有替蔡京说话的。不久，蔡京就由知定州进而进京成了学士承旨。
徽宗倾向于实行变法，再任蔡京为右仆射，并召他进宫，与他长谈，向他请教实行新法的办法。蔡京也俨然以新法支持者的面目出现，并对徽宗说：“臣愿效死力！”蔡京虽曾两度被赶出京师的人，如今终于得势。他用以前变法派的那些主张控制住了徽宗，便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排到重要岗位，控制了商旅、盐池、赋调以及各州府的长官。特别是王黼、朱面力、梁师成、李彦和童贯，这些人都集中在蔡京的麾下，被人称为“六贼”。
蔡京发行新钞，铸一种称为“当十大钱”的新币，而旧钞一律停止使用。这一来，那些有钱的富商大贾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乞丐，甚至逼得一些人投河上吊。如果有人反对他的作法，他就把那人调走，甚至下狱。蔡京派自己的连襟担任几个郡的郡守，让他们把持本郡的兵权，并把兵士的待遇提高十倍，由每月五百钱增到五千钱。他用这个办法一步步地控制了兵权。
这些办法都很奏效，蔡京的权势逐渐膨胀，并且没有人敢议论他或批评他。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升为司空，还被封为嘉国公。官做大了，“既贵而贪益甚”，他已经拿了仆射的俸禄，还要拿司空和寄禄（也是一种官职）的俸禄。这些官职能得到的粮、豆、柴等等，他都照领不误。
崇宁五年（1106年）蔡京又被升为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兼安远军节度使，改封魏国公。那时，已经较长时间没有大的战争，国库比较充实。蔡京挥霍国库的钱犹如粪土，并用这些钱讨好皇帝。有一次徽宗大宴群臣，拿出一套玉碗玉盘，但又舍不得使用，因为先帝都舍不得用。蔡京说：“陛下应当享受天下最好的东西，何必吝惜一件玉器。”这一年，天空出现了彗星，那时人们以为彗星出现是因为有大臣不法，正好这时有人谴责蔡京，徽宗便免了蔡京的司空等官，但保留了开府仪同三司。一年后又复了官。
蔡京对徽宗说，现在国库里的钱有五千多万，用不了，可以用来表示国家的富足。于是便铸大鼎，造明堂，立道观，修人工湖，还大兴土木，而不顾黄河两岸四十万受灾百姓的死活。
他还用他的妻兄为户部侍郎，立了一个宣和库，把各库的金帛财宝都集中到这个库里，供皇帝个人享用。
蔡京到了晚年，以自己的家为官府。他见利忘义，那些想要升官的人就成批地到他家里来，只要送上了礼，奴才也能当上大官。
钦宗即位以后，金军不断南侵，天下人把罪责都归于蔡京，说他是六贼之首。钦宗免了他的官，把他贬到韶（治所曲江在今广东省韶关市）、儋（治所儋耳在今海南省儋县）二州。这时他已经80岁了，死在路上。
（《宋史·蔡京传》等）
蔡挺驻民
北宋的盐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的军费开支特别巨大，蔡挺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