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范仲淹担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的时候，觉得蔡挺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便奏请朝廷，让他担任了泾州（治所泾州在今河北省保定市）通判，后来又被调为鄜（fū）州（治所鄜州在今陕西省富县）通判和博州（治所博州在今山东省聊城市）知州。他任官的这一带地方，农民生活比较困苦，农民起义频繁的地方。因此，税收也往往要受到影响。蔡挺一方面加强对保伍等地方组织的控制，另一方面又放了几个被抓到的造反小头头，给他们个小官当，用他们来监督那里的农民。他用这个方法控制住了本州的局面，因此税收也比较稳定，并有所增加，每年可以收上亿钱的税收。三司——掌管财赋的专门机构——觉得蔡挺的办法不错，就让各地学习他的作法。但那些地方却作不到，他们只能靠增税的办法来增加收入。
有一次他治理六漯河（今地不详），但大水来后，河堤决口，很多兵士和役夫被水淹死冲走。蔡挺因为这次失败而被调到滁州（治所滁州在今安徽省滁县）任知州。有人觉得给他的这个处分太轻，而愤愤不平，所以他又被免了官，几年后才重新为官。
他这个人，对发展农业生产等实务考虑得比较多，是一个实干派。当他在岭南一带任职的时候，他觉得那里天气炎热，人烟稀少，道路荒远，人们连个避荫休息的地方都找不到，就让人在路两边栽松树，以方便行路人的休息。
宋朝实行盐的专卖，贩私盐利润可观，所以贩私盐的屡禁不止。很多人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也要贩私盐。私盐盛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官家供应的盐，质量很差，价格还高。而私人暗地里从产区直接贩来的盐，质量好，价格还比较便宜，所以百姓也愿意买私盐。私盐的泛滥，又使宋朝朝廷的收入大打折扣。特别是江南，贩私盐的人，成十成百地带着武器，结伙而行，官家很难治服他们。蔡挺善于利用内部瓦解的办法，先捉住为首贩私盐的人，缴了他的武器，然后释放了他。那些明知贩盐犯法又怕受到惩罚的人，看到被抓进去的人被放出来，觉得还有活路，便纷纷放下武器自首，蔡挺收缴的武器上万件。他还挑选一些可靠的官吏，让他们到淮河流域去，以官家的名义买盐，以富家需要之余供应百姓。有了官家供应的比较便宜又比较好的盐，人们也就不愿再买私盐了。这样，贩私盐的人就越来越少。那些武装贩盐的集团也都解体了。官盐的收入每年增加了四十万钱。
1068年，神宗即位后，蔡挺从庆州知州改任渭州知州。这两个州都靠近西夏，对边防很重要。他很重视训练士卒，从百姓中挑选一些强壮青年加以训练，平时为民，战时为兵，每年还将这些青年集中起来训练45天。用这个办法，减少了常备兵，每年可节省军费和军需物资达13万钱还多。他又派人在边疆开垦荒地1800多顷，雇人耕种，打下的粮食作为军需储备。他把逃往外地的宋人和少数民族的人遗留下来的土地共8000顷，让驻军弓箭手耕种，还筑城修寨，并在城寨附近开荒2000顷，招募3000名百姓，让他们成为士卒，边耕边守。由于他的物资储备比较充足，在军事上也取得了一些小胜。
蔡挺在治州治军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晋升挺快，还受到过皇帝的奖励。但他在为人方面却让人觉得德行不彰。他本是范仲淹提拔起来的，但他为了讨好宰相吕夷简，便经常把范仲淹及其同僚们改革的内部情况泄露给反对改革的吕夷简。
《宋史·蔡挺传》《宋史·食货志》
欧阳修进策
欧阳修4岁丧父，寡母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他家境贫寒，没有钱买学习用品，妈妈就在地上用芦苇教他写字。20岁后，欧阳修考取了进士第一名。庆历三年（1043年），有志于改革的仁宗皇帝，任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等人，准备改革时弊。还打算任用一些天下名士担任谏官，以纠正朝廷的得失。欧阳修就属于这几位“天下名士”之中，当上了谏官。他非常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事业，因此，当范仲淹这些人受到张夷简的迫害的时候，欧阳修也受到株连，几次被贬官。但欧阳修不改初衷，仍旧是知无不言。当人们说他与范仲淹等人是“朋党”的时候，他并不畏惧，并且在《朋党论》一文中义正辞严地说道：“胡为君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仁宗皇帝对他的敢于直言非常赞赏，并对大臣们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
西夏的崛起和不断侵犯宋朝，给宋朝造成了沉重的军事负担和经济负担。因此不断地有人提出撤消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省神木县北）的建议，借以减轻军费的支出。欧阳修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他说：麟州是一处天险，像屏障一样防护着内地。如果撤消了麟州的防御，那么，黄河以北的其他地区的人民就再无安全感可言了。所以麟州不可撤消。欧阳修还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办法。由于采纳了他的建议，麟州到底被保住了，进而也保住了内地的安全。
他还提出，朝廷在位于宋、辽两国交界处附近的忻、代、苛岚等州设立了不少禁区，不准农民耕种，那里的土地都荒废了。再这样下去，这些地方很快就会被辽国占领去，因为宋国在那里已经没有人居住了。他建议允许百姓耕种那里的土地。由于实行了他的这个建议，国家不但保住了这些地区，每年还从那里得到几百万斛的粮食。
欧阳修还替河东地区的百姓奏请免除那些过重不堪负担的赋敛，结果有十几项不合理的百姓赋税被减免了。
有一次，黄河在商湖（在今河南省濮阳县东北）决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朝廷里争论不休。有人主张挖开横垅（今址无考）的黄河故道，使泛滥的黄河水重回黄河；有人主张把河水引入六塔河。欧阳修分析说：黄河水含沙量大，不可能不在下游造成淤积，下流淤积，上游的水泄不下去，就要泛滥。河堤决口，并不是堵不住口子，故道也不是不能恢复。但是由于淤积问题解决不了，堵决口和复故道，都不能长久，很快又要泛滥。挖开故道，工程太大，短期内完成不了；六塔河过于狭窄，把整个黄河水都引进去，显然下游还要受害。不如看河水往哪里流，在两边修堤筑坝，引导它入海，这样可以使黄河安定几十年。历史上黄河的13次改道证明，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欧阳修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可惜没有被采纳。
欧阳修一心支持范仲淹的改革，多次受到迫害，几次因为主张改革而被贬到滁州等边远地区。可惜的是，过了些年，当王安石等人再度实行变法的时候，阳修却站到了反对变法的一派人那一边去了。
《宋史·欧阳修传》
苏轼为民造福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有时也自称东坡居士。他不但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父母官”。为官期间，他总想造福于民，苏堤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杰作。
苏轼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改革变法，但又对变法的某些方面表示反对；他后来倒向了保守派反对变法，但又对他们的某些倒行逆施不满。比如，变法派实行免役法，是针对保守派坚持的差役法而来的。而苏轼却既指责免役法，又指责差役法。他说：“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利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差役法是让百姓出徭役，结果造成长年在外为官家干活，荒废了农业生产，农民苦不堪言。他也看到了贪官污吏从中为奸，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免役法是让百姓出钱代替出工，以期解决差役法的这些弊端。但他又指责这是“掊敛民财”，如果让贪官污吏来主持这件事，苏轼说的情况是可能出现的，但它代表不了新法的全部情况。他还说免役法造成了“十室九空”，就夸大了新法的缺点方面。
正因为如此，当变法派得势的时候，他受到排斥；当保守派当权的时候，他又受到迫害。但他在为官的时候，对变法派一些于民有利的措施，还是认真执行的，并且，他总是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里。
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被贬为杭州知州。到任后，便发现这里大旱，“饥疫并作”，百姓出现粮荒和瘟疫。他立即上书朝廷，要求免除本路应上缴的粮食的三分之一，获得批准，减轻了农民的一部分负担。
苏轼说，杭州是一个水陆交汇的地方，因此灾害和瘟疫都比较多。他从自己家中拿出2000缗钱和50两黄金，设立了一个药房，并且还准备一些粮食，专等饥民来求医。
南宋以后，杭州成了一个大都会。而此之前，那里还是很荒凉的。因为那里近海，地下的泉水都是咸苦的。唐朝有一位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凿成六口井，百姓才喝到淡水。白居易修白堤，疏浚西湖，引湖水入漕河（即大运河），再从漕河引水灌田千顷。从此，那里的百姓逐渐富裕起来。后来，官府经常疏浚西湖和这里的河道，使这一带保持了富庶。
宋朝开国以后，这里的水利工程逐渐失修，漕河淤塞水浅，三年就得挖一次，不然就无法行船，成了百姓的一项长期负担。西湖浅滩也长满了“葑”，是一种类似茭白的水草，这些水草死后化为泥土，称为“葑田”，使湖面越来越小。据当时统计，这样的“葑田”有“二十五万余丈”，湖面已经所剩无几。当年的六井也差不多淤废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轼开凿了两条河，让漕河有足够的水以通航运，还修一条大堤挡住海潮，使潮水不再灌入市内，又挖深了六井。最大的工程是在湖中的葑田上取土，造成一条30里长的大堤，一是使湖水加深，扩大了湖面，又在堤上形成一条大道，方便了行人。这就是现在的苏堤，当时被称为“苏公堤”。为了解决水草淤塞，一是让在这里种菱的农民，每年收获后把残根等除尽，再一个是雇人在湖上种菱。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杭州的百姓几乎家家挂着他的画像，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去祝颂几句。还有人为他修了生祠，就是活着的时候为他修的庙。可见那里的人民对他的感情。
苏轼修了大堤，使西湖免于淤塞。有了西湖，才有了以后天下闻名的杭州和富庶的杭州。如果西湖被淤塞，今天杭州会是什么样子，真难以想象。
（《宋史·苏轼传》等）
贾玭教子素食读书
贾玭，字仲宝，沧州南皮（今属河南）人。他于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中进士，北宋初，官刑部郎中，后来又任水部员外郎。
贾玭生性谨严，任官时，乐于助人。他在镇州任通判时，其乡亲凡有死后无力下葬者，均帮助其安葬；凡是年少孤贫生活难以维持者，他都热心抚养，教育他们，并帮助他们婚娶。他又很热心于教育后辈，士大夫子弟到他那里去拜见他，他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加以教诲。
他特别重视对其儿子贾黄中的教育，对儿子从小严格要求，毫不放松。贾黄中自幼就很聪明，从五岁开始，贾玭就严格督促儿子认真读书。每天早上，贾玭让贾黄中直立，拿出书卷展开，比量着儿子的身体长度，要儿子每天都要将与他身长相等的书卷读完。贾玭将这叫做“等身书”。由于贾玭的严格要求，贾黄中6岁就中了童子科，7岁就能作文，而且还能作点诗赋之类。15岁时，贾黄中便中了进士，任校书郎，后又升著作佐郎，进了史馆。贾玭不仅严格督促儿子认真苦读，而且在别的方面也时时注意激励儿子的读书积极性。他常常让贾黄中吃蔬菜之类素食，不给肉吃，对儿子说：“等你学业有成以后，才能够吃肉。”
贾黄中在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迁官为左拾遗。宋太宗赵匡义即位后，又任礼部员外郎。后来，与李沆一道，任给事中、参知政事。
贾黄中任官政绩不错，宋太宗赵匡义对他十分赞赏。贾黄中的母亲王氏也有贤能之名，宋太宗曾经特意召见她，赐她坐，赞赏她道：“教出这样的儿子，真是比得上古代孟子的母亲啊！”还特意将自己作的诗赐给她，并赏赐了不少财物。
现在看来贾玭严格教子，其精神虽然可嘉，但其方式方法似有值得商榷之处。旧时代人教育子女往往是为了让他们将来做高官，得厚禄，出人头地，这是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暂且不论。就以每天要求贾黄中读“等身书”而言，实不是年幼儿童个个都能做到的。硬要这样地去揠苗助长，不见得能个个都如贾黄中一样取得那样的效果。贾黄中因为天资聪明，所以贾玭才能天天逼他读等身书。因此，以积极的眼光来看，贾玭这种教育方式，实也可算是因材施教。如果偏执地光学他教育的形式，恐怕十有八九会弄巧成拙。
《宋史·贾黄中传》
画荻教子
欧阳修是北宋时代负有盛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作为文学家，欧阳修与当时的尹洙、梅尧臣、苏舜卿等竭为提倡古文，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为文深受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的影响，但是既继承韩愈的文学道统，又不乏自己的特色，变韩愈的奇险为平易。他的诗、文均写得相当出色，在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作为史学家，他和宋祁合撰《新唐书》，又独自撰修《新五代史》。这两部史书，同被列入“二十四史”，是传之千秋万代的力作。
欧阳修能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自幼苦读。他的苦读，与他母亲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欧阳修刚刚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中十分贫穷，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欧阳修母亲郑氏的身上。虽然生活极为困窘，郑氏都丝毫不肯放松对儿子的教育。家中没有钱买笔墨纸张之类的学习用品，郑氏就用荻杆将字写在地上，教欧阳修认字、写字（后来，“画荻”成为一个典故，用以形容母亲辛苦教子）。欧阳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的启蒙教育。郑氏还教儿子多读古人的文章，并学着做诗。等到欧阳修稍大，家中没有什么书好读了，就向乡邻读书人家借书来读，有时还将书抄录下来。欧阳修自小天资聪明，读书时一遍过去，往往就能够背诵。常常是书还没有抄写完，欧阳修就已经能很熟地背诵出来了。他经常是一门心思放在读书上，忘了吃饭睡觉。由于母亲的悉心教育和欧阳修自己的刻苦努力，他幼年所做的诗赋文章，下笔就已像成年人一样的老成练达了。到20岁时，欧阳修就已经很有文名。有一次，他从一个废纸箱中得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遗稿，读后十分仰慕韩愈的文章，便下苦功夫悉心钻研，以至废寝忘食。他立下志向，一定要努力向韩愈学习，以达到和韩愈一样的地位。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为文、论文都深受韩愈影响的原因。
应该说是郑氏的悉心教育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
《宋史·欧阳修传》
韩亿为公事当筵责子
韩亿，字宗魏，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他是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进士，历任大理寺丞、参知政事等。韩亿为官很有才能，刚开始任州县官时，就以善于判决疑案而著名。他当永城县令时，不仅将本县案件审理得清清楚楚，而且太守皇甫选还常请他代审别县疑难案件。遇到灾荒，韩亿总是竭力赈济灾民，又很注意兴修水利，所以每到一处，官声都很好。到京城当官后，韩亿更是表现得刚直不阿，任大理寺丞时，执法不避权贵。后来当参知政事，同样政声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