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二十四史-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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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传世故事(9)

司马光小时善于受教,成人以后,也特别注意教育自己的子女。司马光一生无论家居还是做官,都十分俭朴,不尚奢华。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他刚刚二十岁便考中了进士。参加朝廷办的招待新进士的喜宴时,别的人个个都戴花,独有司马光连这一朵红花也觉得过于奢华,不肯佩戴。后来同辈劝他,这是皇帝所赏赐,不戴恐怕不妥,他才勉强戴了一枝。他当西京留守时,每次外出,只带几个人。后来当了宫观使,有时乘车甚至不张车盖,自己举着扇子遮挡太阳。程颐劝告他:“你出去不带随从,百姓士子可能不认识你,会带来许多不便。”司马光却回答说:“我就是希望别人不认识我。”司马光“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此外不再多取。为了教育儿子,让儿子认识到崇尚俭约的重要性,他特意用家书的形式,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文中认为,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嗤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对当时的许多奢侈现象提出了批评。司马光极力赞扬宋代先朝一些俭朴的官员,十分赞赏别人所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至理名言。他要求儿子切戒奢侈,务求俭约,认为追求奢华足以败家,应当戒除。

司马光还曾作书教育他的侄子,告诉侄辈不要倚恃父辈的权势。当时,司马光被朝廷任命为门下侍郎,他叮嘱侄子:“汝辈……倍须谦恭退让,不得恃赖我声势,作不公不法,搅扰官司(指官府),侵凌小民,使为乡人所厌苦,则我之祸皆起于汝辈,亦不如人也。”

从以上事例,可见司马光苦心教育子侄们的殷殷之心。

(《宋史·司马光传》等)

范文素留诗诫子

范质,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清河县西南)人。据史籍记载,他出生的那天晚上,范母曾经梦见“神人授以五色笔”。旧时所称有神人授五色笔,乃是说此人有文才,所以史书上进而称范质九岁能作文章,13岁研治《尚书》,教授学生。从他的这种经历来看,范质是有些文才。范质于五代后唐明宗李嗣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考中进士,在后唐、后晋、后汉朝都曾入仕,官至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到五代最后一个朝代后周时,官至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范质又成为宋朝大臣,后来更担任了宰相之职。范质直言敢谏,史书上称他“性卞急,好面折人”。

范质生性廉介,虽身任宰相,却从来不肯收受别人的馈赠。而且,连他自己所得的俸禄,也大多送给了那些孤苦鳏寡之人。他平时生活十分节俭,家中饭食常是简单至极。他死后,家中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宋太祖赵匡胤有次跟朝臣们谈论起范质,曾感叹地说:“范质只有一所住房,此外没有任何产业,不愧是个真正的宰相啊!”宋太宗赵匡义也曾称赞范质说:“宰相中能够如此遵守法令,注重名节,保持廉洁的,范质为最。”

范质身后留下了文集三十卷,以及记述五代史的《通录》六十五卷。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他去世前特意留下了一首教诫儿子的诗。这首诗歌,正史仅仅提到其从子范杲上奏章求官,范质作诗教育他,所以很受称道。而宋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却记载了这首著名的诗歌:

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

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

战战复兢兢,造次必于是。

戒尔学干禄,莫若勤道艺。

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

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

戒尔远耻辱,恭则近乎礼。

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后己。

《相鼠》尚有礼,宜鉴诗人刺。

戒尔勿旷达,旷放非端士。

周孔垂名教,齐梁尚清议。

南朝称八达,千载秽青史。

戒尔勿嗜酒,狂药非佳味。

能移谨厚性,化为凶险类。

古今倾败者,历历皆可记。

戒尔勿多言,多言众所忌。

苟不慎枢机,灾厄从此始。

是非毁誉间,适足为身累。

举世重交游,拟结金兰契。

忿怨从是生,风波当时起。

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

举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气。

不知奉承者,以尔为玩戏。

所以古人疾,艅蓱与戚施。

举世重任侠,俗呼为气义。

为人赴急难,往往陷刑制。

所以马援书,殷勤戒诸子。

举世贱清素,奉身好华侈。

肥马衣轻裘,扬扬过闾里。

虽得市童怜,还为识者鄙。

这首诗歌是范质人生经验的积累,虽然难免地带有旧时代的重重烙印,仍可以从中得到不少的启发。范质教育儿子学立身,不远耻辱,勿旷达,勿嗜酒,勿多言,又教育儿子不要热衷于交游,不要听人奉承,不要任侠使气,不要追求奢华,包含着丰富的含意,是值得借鉴的经验之谈。

(《宋史·范质传》等)

陈执中不以权谋官

北宋陈执中,字昭誉,因父亲陈恕之荫而入朝为宫。他曾上书向宋真宗言事,受到真宗赏识,亲自召见他。后来宋真宗得了病,年龄已大,别的朝臣都想到应该早早册立太子,以防万一,但却都怕触犯皇帝的忌讳,不敢对宋真宗提起此事。独有陈执中不怕,特意上书三道,劝宋真宗早立太子,以定根本。宋真宗很赞赏他,第二天便将他的上书遍示群臣,又亲自召他在便殿应对,问他具体的意见,并提拔他任右正言之职。过了月余,便正式册立了皇太子,这就是后来继位的宋仁宗赵祯。

到仁宗当政时,陈执中已经担任了朝廷的宰相。谏官们经常在宋仁宗面前进言,说陈执中不学无术,不是当宰相的料。究其原因,谏官们之所以这样说,也许是因为陈执中并非从科举考试的正途出身,所以他们看不起他。尽管谏官们对陈执中的有所非议,宋仁宗却对他十分信任,丝毫不为谏官们的议论所影响。有一次,谏官们又在仁宗面前说陈执中的不是,并且对仁宗说:“陛下之所以十分信任陈执中而不撤换,是不是因为陈执中当年曾在先帝(指宋真宗)面前请求立陛下为太子的缘故呢?其实,先帝一共只有两个皇子,而周王(指被封为周王的仁宗的兄弟)去世得早,即使陈执中不说,立太子不是立陛下又能立谁呢?陈执中有什么值得陛下眷恋的呢?”宋仁宗对他们说道:“你们说得不对,我并不是因为当年立太子一事感激他而一直让他当宰相,而是因为他从来就不欺骗我!”从这件事,可见陈执中为官做人诚实不欺的品格。

陈执中在朝中当了高官,有一次,他的女婿便向他提出,想在朝中谋求个一官半职。陈执中极其严肃地对女婿说:“朝廷官职是国家的,并不是自家卧房、箱笼里的东西,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地给你呢!”不管女婿怎么要求,他都不肯答应,始终没有给女婿任何官职。陈执中秉公办事,不肯营私的精神,于此可略见一斑。

《宋史·陈执中传》

王祚治家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五代后汉乾祐年间(公元949—950年)考中状元,任秘书郎。到后周太祖郭威时,他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周世宗柴荣时,又参知枢密院事。实际上,他在太祖、世宗时的官职均相当于宰相。到北宋初年,王溥仍在朝廷中任宰相,官至司空。王溥一生勤奋好学,又喜爱藏书,聚书达一万余卷,并著有《唐会要》一百卷、《五代会要》三十卷等,并有文集行世。在王溥好学而爱书的习惯影响下,他的几个儿子也十分好学,其长子王贻孙更是博学多才,可谓很有父风。

王溥的父亲王祚也是在朝为官的,曾任刺史、节度使等官职。北宋初年,以左领军卫上将军之衔致仕在家。王祚任官时关心民生疾苦,政声远扬。他对儿子的要求很严,尽管王溥直在朝中担任宰相之职,王祚却从不因为儿子官高位重而有所宽容。家中每当有客人来,王溥总是恭恭敬敬地站立在旁,小心侍候父亲和客人,不敢丝毫懈怠。尽管他在朝中是重臣,但在自己家中,他却始终保持着一个孝顺儿子的面目。到王祚家来的客人见当朝宰相恭立一旁侍候自己,不由得坐立不安,急于告辞。这时候,王祚总是安慰客人道:“先生不必如此,怎么能让贤者因为我儿子是朝廷宰相而起身回避呢?”

王祚家教之严,从他的儿子王溥,一直到孙子王贻孙等,都保持着。古人的家教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王祚管教儿子之事,其实早在北魏时期就已有过。据《渊鉴类函》记载,北魏的张伦当了太原知府,有一次,他请假回家乡探亲,当地知府听说了,立即专程到他家来探望。张伦的父亲张白泽热情地留客人吃饭,张伦因为有父亲在陪客,所以不敢与客人并起并坐,只是在旁不停地亲自端盘上菜,态度谦恭,完全像个恭顺地侍候长辈的晚辈。上完菜,便恭敬地退下,侍立在檐下。客人见同僚如此模样,三番五次邀张伦入席,张伦总是谦恭地退让,始终不肯上前。张白泽劝客人道:“您能光临敝舍,真是不胜荣幸!老夫在这儿主持待客,我的儿子是后生晚辈,只能叫他斟斟酒,上上菜。”客人始终坐立不安,老是想要起身谦让。张伦父亲见客人总是不安于席,才吩咐儿子在廊檐下另摆了一张桌子,让张伦坐在这远远地陪着客人吃饭。

(《宋史·王祚传》等)

王安石好俭不洁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考中进士,后入朝为官,一直做到宰相。任宰相后,积极推行新法,先后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等新法。又改革科举,整顿学校等。但是,他的新法从一开始就遭到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人的竭力反对,最后归于失败。他被罢官,退居南京半山园。

王安石自幼勤奋好学,喜爱读书。而且他天资较高,书读过后,终身不忘,所以后来成为一个大学者。他与自己的政敌司马光一样,生性俭朴,不尚奢华,无论是当了多大的官,也仍然保持朴素平易的作风。

王安石最大的缺点在俭朴不尚奢华的同时,不爱清洁。或他不修边幅,长年不洗澡,所穿衣服既脏又破,却不让人洗刷缝补。他和吴充、韩维相处友好,几乎天天在一起。后来彼此相约,每隔一两个月洗沐一次。这一不爱清洁的缺点,想不到后来倒是帮了他一次忙。

王安石平时为人梗直,不肯阿谀奉承。包拯当群牧使时,一次正逢牡丹盛开,便请王安石和司马光等喝酒赏花。王安石、司马光都不喝酒,包拯当时是他们的上司,拿起酒杯竭力相劝。司马光虽不喝酒,但碍于情面,勉强把酒喝了下去。轮到王安石,他却一杯也不喝,号称铁面无私的包拯也拿他毫无办法。但是,这样一位梗直不阿的朝廷宰相,对他的妻子却也是毫无办法。

王安石的妻子吴氏被封为越国夫人,她与丈夫的不洁截然不同,平时有洁癖,特别爱清洁,几乎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可想而知,这样两个在生活习惯上有天壤之别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很难互相投契的。

王安石平生十分廉洁,卸职回南京居住时,他将官府中的公物一一归还。到了最后,只剩下了一张藤床。这张藤床是他夫人吴氏的心爱之物,她怎么也舍不得归还。家里人都怕吴氏,不敢跟吴氏提起归还之事。王安石对自己的妻子也毫无办法,自料要她归还是不会答应的。于是,王安石想出一法,故意赤着脚爬上这张藤床,在上面睡了很久。吴氏看见了,嫌其丈夫肮脏不洁,再也不想要这张藤床了,当即叫家人将它送还给官府。

(《宋史·王安石传》等)

公私分明小处见大义

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他是南宋时代的著名词人,其词风豪放,接近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内容大多为要求国家统一,反对苟且偷安,其词作雄健感人。

张孝祥由科举而进入仕途,虽高中状元,却因开罪于权奸秦桧,遭受打击,很不得志。据史书记载,张孝祥自小聪敏,读书过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刚16岁,就考了乡试第一名。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他参加会试,不巧的是,正与权相秦桧的孙子秦埙同时应试。殿试后,考官本来迎合秦桧之意,定秦埙为状元,张孝祥列第二。宋高宗亲自阅卷,见秦埙所作策论大多是秦桧之语,于是将张孝祥定为状元,将秦埙定为第三名(探花)。秦桧不敢跟皇帝争辩,却迁怒于张孝祥,挟嫌报复,诬陷张孝祥的父亲张祁谋反,逮捕入狱。幸秦桧不久死去,张祁才得以出狱。张孝祥也得到朝廷任用,历官至广南西路安抚使、荆湖北路安抚使、显谟阁直学士等。

张孝祥书法

张孝祥的父亲张祁对儿子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张孝祥当抚州知府时,年纪还未满30岁。张祁这时和张孝祥一道生活在官衙中,处处注意公私分明。一天,张祁在书房中要纸墨写信,衙门中的两个文书听到他喊,便马上走过去,拱手听候差遣。张祁见两人站立一旁,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两人恭敬地答道:“我们是衙门中的文书,刚才听到您老人家说要写信,特地来侍候您的。”张祁不肯让他们侍候,叫他们离开,特地将儿子张孝祥叫来,对他说道:“刚才来了两个文书,你是朝廷命官,他们是为你办公事服务的。我要写信,这是我的私事,不能让他们来侍候,应当由你来侍候我才对。”张孝祥谨领父命,恭恭敬敬地侍立在一旁,为父亲拿纸磨墨。待父亲写完信,又为他封好发出,这才毕恭毕敬地退出。

从这件小小的事情,可以看出张祁平时对儿子张孝祥是如何进行教育的。他自己立身端正,也以正道教育儿子,教育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宋史·张孝祥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