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察举，即经过考察后进行荐举，是在秦以前乡里举荐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选官制度，历史上称为乡举里选。由皇帝下诏指定举荐的科目，由丞相、公卿和地方行政首长按科目要求考察和荐举人才，应举者按不同的科目由皇帝出题策问，或由丞相、御史二府、九卿策试，根据对策成绩高下分别授官或为郎官候补。
西汉武帝时，正式确立了察举制。察举的科目繁多，有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行，贤良文学、明经、明法、至孝、有道、敦厚、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等。后来规定岁举的科目以孝廉、茂才为主，孝子，出身于平民，已脱离地方属吏的地位。廉吏的应举资格是现任吏。规定了地方行政首长每年荐举的人才数目。察举制的主要形式孝廉察举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选用人才的主要途径。武帝时，儒学统治地位确立，儒学思想对察举制也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察举制的形式，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往往下一道诏书求贤，或者遇到大荒年、大水灾、大瘟疫，按照天人感应理论，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谴，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替国家做事。这样选举出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贤良再由朝廷进行策问考察。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挑选特殊的人才。例如，政府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便常下诏征求出使西域的人。又如，军队里要用军事人才，或黄河决口，需要晓习治水的人等。如果某人有这方面的才干，可以由大家推举，或毛遂自荐。第三种是定期的选举，就是孝廉。每郡每年要荐举出一两个孝子廉吏来应答皇帝的征求要求。全国每年要有两百多孝廉被推举上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被安插在皇宫里做郎官，待他在郎署服务几年，再分发出去。从前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而这些郡国孝廉，出身多是由长安太学的毕业生补地方长官的属吏。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做官的人渐渐都变成读书出身了。后来郎署充斥，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尽多，于是就把无定期选举、特殊选举搁下，仕途只有孝廉察举一条路，这是到东汉时代的事了。孝廉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于是察举制，便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完成。
由此可见，察举制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到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政府服务，待做出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经过中央政府的考试，然后才正式入仕。这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政府一切官吏，几乎全沿袭此途径。汉武帝之后直到西汉末期，由于察举制的广泛推行，政府组成人选发生了重大变革，政府官员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既非贵族政府（如周王朝），也非军人政府（如汉初），更非商人政府（如美国政府），而是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变成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丞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政府便操控在他们手里。
东汉时期，察举制和征辟制成为主要的选官制度。征辟制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赋予官职。察举制，是地方郡国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孝廉科目成为察举制的主体。孝廉又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那时是郡国满二十万户的需要察举一孝廉，由是孝廉只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意都失去了。同时，对孝廉的年龄进行了规定，一般不能小于四十岁。具备应察资格的有两种人，一种为太学与郡国的学生，另一种为文吏。儒学、文吏、孝悌、能从政者四科成为孝廉察举的主要内容。
东汉时，按照各地户口数比例分配孝廉名额，制为定额。这一规定，表明中央政府的政权，即组成中央政府的人选，开放给全国各地了。自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先进的地区，都一样按照人口比例来考选。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参加，不致偏荣偏枯。因此，当时的中央政府，是具有全国性的，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有到中央政府做官的希望。汉朝郡县长官按汉朝制度规定必须避用本郡本县人，如是则中央政府是绝对的代表全国性的，而地方政府又竭力避免其陷于地方性。这样才可使大一统的局面永远维持。而全国各地方声教相通，风气相移，可使各地文化经济水准永远走向融合，走向平均，不致隔绝，不致分离。这一制度，自汉代起直至清代始终沿用。
察举制与魏晋南北朝门第社会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读书机会并不平均，很不易得。首先是两汉时期书本不易得，古代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更无印刷。用竹简传抄书，费时费力；帛很贵，非一般家庭所能用得起。其次，抄书，须不远千里寻师访求。古代的读书求学有很大限制。唯其不易，更显机会难得。古代的读书人家，就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以世袭；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进入政治圈子，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学问与书本，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才有所谓“黄金满籝，不如遗子一经”一说。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一个家庭有一人做到郡太守一级，在别的郡察举过别人的子孙，他的家庭就有易于被人察举的可能了，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的子孙被人察举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汉代选举是分郡限额的，每郡每年只有几个名额，于是永远只落在几个家庭里。这每一郡的几个像样的家庭，便是后来的世族门第，也是世族门第必然带有郡望的来历。当时的大门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国各地，每郡都有几家有声望的家族，钱穆先生称之为门第的社会。这样的门第家族，虽非封建贵族，但有书生贵族；虽非工商业资本，但有书籍资本。这样的社会，一样有不平等。国家的政治制度，虽然并没有对门第家族许下世袭特权，但他们因有家庭凭借，无异于有世袭的特权了。中国魏晋以后门第社会的起因，自然要追溯到汉代的察举制了。
“汉代选举制度利弊得失分析”
察举制的建立，对于否定世袭制，打破汉初中央政府由军功地主一手遮天的状况，对于国家急需人才的选拔，对于汉政权的巩固，对于强盛的西汉的形成，发挥了积极有力的作用。察举制建立的早期，孝廉察举是符合其原义的。汉朝武帝时期，涌现的人才最多，国力最盛，与察举制的建立有很大关系。
东汉时，中央政府按照各地户口数比例分配孝廉名额，意味着中央政府政权向全国各地民众开放，中央政府就能更好地代表全国各地民众了。
察举制这一选拔人才的制度，有其内在的缺陷。主要有：一是察举权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二是其标准比较笼统，在实行过程中往往缺乏严密的考核（尤其是东汉时期）；三是被举荐者送到中央，如何分发，悉听中央命令，后来对于选来的人，又加以一番考试，可以说，汉代的察举完全操纵在上而不在下。在察举制的执行过程中，公卿守相贤良的一般体察民间舆情，选拔真才。但长官营私舞弊的，可以不顾地方民意，推选私人。察举制度执行愈往后愈有更多的人情和利益因素在内，被举荐者多为举荐者的私人门生故吏，经常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以族举德，以位命贤。一些被举荐者虚蚀行节，欺世盗名，行贿受贿，任人唯私，通过不正常的举荐而成为官吏，以后他还有权再举荐别人，使察举制日益变质，逐渐丧失了选拔贤能的功能和作用。
整体来看，东汉时期，察举制成为世族地主把持政权的工具，出现了门阀大族，并日益发展，其功效不及西汉。至东汉末年，察举制已经败坏不堪，以致民间流传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谣语。
察举制对魏晋南北朝门第社会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是魏晋南北朝门第社会形成的社会土壤，这是察举制日益变质造成的后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