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土地及赋税制度
汉代土地政策是自由主义的，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耕者有其田，农民可以自由使用，也可以自由买卖。这是井田制破坏之后，从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土地私有化的继续。土地私有和可以自由买卖，政府又不加以干预，容易形成大地主。在自由买卖下形成的大地主，并不是封建贵族。封建是政治性的，而此刻的地主，是由经济条件而形成的。有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就有了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无立锥之地，变成了佃农。
汉代的赋税制度。汉代税额规定是十五税一，实际上，只纳一半，三十税一。三十税一，成为汉代的定制。汉文帝时，曾有十一年免收田租，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对于战国时代的赋税，汉朝可以说是轻徭薄赋了。但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变成了佃农，他所受到的剥削是很重的。田主对佃农的租额很高，有的高到百分之五十（即十分之五）。结果是政府的租税愈轻，地主愈得便宜，农民卖了地，要纳十分之五的租给地主，地主向政府只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政府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享受到分毫的好处。
二、汉代山林池泽及商税
在封邦建国时代，山林池泽的所有权属于贵族，成为不公开的禁地。贵族另派管理员如虞人之类去看守，禁人入内。后来，因民间私下闯入之人越来越多，贵族就在出入关隘设关收税，遇有在禁区捕鱼伐木的，只就其所获征收几分之几的实物，这就在田租之外，另成一种赋税。这是关税商税之起缘。这一现象，在春秋末年，已大大兴起。直到秦汉统一政府出现，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依然承袭旧贯。他们认为耕地为农民私有，而非耕地，即封邦建国时代相传之禁地，仍为公家所有。换言之，即为王室所有。因封建贵族已消失，只剩皇帝一家，承袭旧来的封建传统，所以全国的山林池泽，照当时人们的观念，便全归皇室。再从这一所有权的观念影响到赋税制度，当时凡农田租入归诸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属少府，专供皇帝私用。这一公私分税的制度，在开始时很合理。因耕地多，田赋是大宗，而山林池泽的商税只占少数。把大宗归国家，小数拨归皇室，这也并非皇帝私心自肥。战国之后，盐铁之利逐渐膨大起来，社会经济情形变化了，山海池泽之税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这一转变，是开始定制时所不曾预料的。商税收入渐渐超过了田租，于是少府收入反而胜过了大司农，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尤其如此。
三、汉代盐铁酒官营政策
汉武帝时，汉朝的社会经济政策发生了变化。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花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文帝、景帝的积蓄都用光了，政府支出庞大，陷入窘地。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已定，不便轻易变更赋税。汉武帝只有把少府的收入拿出来，等于是把皇室私款捐献给政府。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最主要的如盐铁商人等自由乐捐，结果社会响应不佳，拥有大资产的商人不理会政府之号召。汉武帝就出台了新的盐铁政策，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回，不让私人经营盐铁，由政府来经营。盐铁，这是当时最易发财的两种商业，煮海成盐，开山出铁。于是汉武帝不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盐铁了，把所有权收回，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官或铁官，去管理煮盐、冶铁事宜，其利息收入全部归给政府，于是盐铁便为国营与官卖。后来酒也归入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盐铁官营政策推行后，汉政府增加了收入，但盐铁官营也导致经营不善，产品质次价高，民间颇有怨言。
汉代实行人口的编户齐民政策，国家对人口控制很严，臣民须向国家交纳人口税，为国家服兵役和力役。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使臣民人人就业，却要臣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遇有违背者，就是犯法。犯法的臣民就要被抓，有的被充当官奴，强迫其在各政府衙门里做苦工。于是就出现了臣民宁愿出卖自己，做私人家的奴隶的现象。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汉代规定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得加倍缴，当然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奴隶不用缴。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有钱的人家养着大批奴隶，可以上山烧炭、开矿等，从事这样的经济活动，需要大批人工，可以发大财。若出卖自己为奴，便可以参加这样的工商业活动，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可以说，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的结果。王莽改制时，推行废止奴隶政策，东汉政府继续推行废止奴隶政策，但只要社会经济情形不变，这样的政策是不会有实效的，东汉田庄经济的扩大就说明了这一点。
四、汉代铸币权问题
汉初，铸币权在地方政府手里，由郡国自由铸钱。汉武帝时，禁止郡国铸钱，把各地铸造的钱币运到长安销毁，把铸币权由民间收归中央。中央新铸造的钱叫五铢钱，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五铢钱通行了六七百年，从汉武帝时一直用到隋末。
五、汉代均输平准政策
汉武帝时实行的政策，由大司农在郡国设均输官，主要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务，并向长安输送。由大司农在长安置平准官，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长安的物资财货，除去皇亲贵戚所用外，作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保持物价的平稳。
六、算缗和告缗
汉武帝时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在于充实政府的府库，打击富商大贾的势力。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推行算缗制度，规定商人、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其资产。每2千钱纳税1算，即120钱。自产自销的手工业品，每4千钱纳税1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的，罚令戍边1年，财产予以没收。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推行告缗政策，规定鼓励民间相互告发违反算缗法令的各种行为，将没收违法商人资产的一半奖励给告密者。因告密成风，全国中等资产以上的商贾之家，都因资产被汉朝政府没收而宣告破产。
算缗和告缗，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缓解了汉武帝时庞大的军事支出需要，并对缓解汉朝中期贫富不均的社会状况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东汉的经济
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形成了田庄经济，此外，还有自耕农的个体经济和官府经济。田庄闭门成市，自给自足，田庄经济是一种封闭的经济形态。
“汉代经济制度利弊得失分析”
汉代实行的是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三十税一，成为定制。轻徭薄赋，使得农民负担比较轻，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府收的税不多，所以客观上要求政府精打细算，精简机构和人员，节省费用。
汉代的经济政策相对还是不错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征收的田赋较轻，可以说真正实现了轻徭薄赋。即使在汉武帝连年发动战争、国库空虚的西汉中期，田赋依然是三十税一，农民的负担还是比较轻的。二是土地政策相对处理得较好。汉初，经过大的社会战乱之后，农民较易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时商业没有发展起来，土地的买卖也较少。到西汉中期，商业已发展起来，土地的兼并也比较多，失地农民开始增多。汉武帝大力地开疆拓土，一方面把大量的失地农民实边，充实边地，重新让失地农民与土地相结合；另一方面，几次迁徙各地大豪强到长安周围居住，部分缓解了各地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延缓了农民与土地的矛盾；第三方面，通过算缗、告缗政策，各地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皆破产，追回了一部分掌握在商贾之家名下的被兼并的土地。三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推行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策，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汉初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凋敝，社会贫困，这时中央政府推行的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放任不管。汉武帝时推行的是盐铁官营，收回铸币权政策，是适应西汉中期政治、经济形势需要的。
汉代的经济，有一点是没有解决的，这就是土地兼并问题。其形成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西汉中期只是采取措施缓解了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加深，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愈到王朝后期，这一问题愈难以解决。由于土地兼并的存在，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王莽改制，面对的是西汉晚期的社会状况，其中一项内容是把一切田亩尽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当时的意想，实在是要恢复封建时代之井田制，结果激起社会多数人的反对，引发一场大变乱，王莽改制失败。王莽新朝成为西汉王朝的替罪羊，一身一朝一荣枯，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