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思想是否果如欧洲人（如欧洲宗教家所指示，反宗教者所接受）所谓唯物论无神论昵？我不愿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中国精神与宗教不合，其思想发展下去诚亦未尝不可为唯物论无神论（例如宋儒思想即比之古时更近于此）。但若径指为唯物论无神论，总不免"言过其实"。欧洲人总是走向两极端。这两极端恰为中国之所无，而他常常是一"中间性的"。这犹之乎他思想中充分有民主主义的气息，可能发展为民主主义；但毕竟不能就指为民主主义。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全是欧洲人的玩艺。亦犹之乎他思想中亦有社会主义气息，可能发展为社会主义；但毕竟不能就指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全是欧洲人的玩艺。所以像福禄特尔不相信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但常引用在中国很久的傅圣泽（LeP．F0ucguet）的话，说在中国几乎看不见有哪个是无神论的哲学家。反之，在贝尔（PiellreBayle）却认为中国正是他理想中"无神论的社会"之实例。我们直无从回答其孰真孰伪；反觉得他们各自道着中国之一面呢！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真实的。
不要将西洋的事来例推中国，不要将中国判作两极端之一端。--这是必须记取的。
理性与理智之分别
一、理性与理智的分别
"理性""理智"的字样，只在近三十年中国书里面才常常见到；习惯上是通用不分的。就如在前章讲"理性与宗教之相违"，亦是浑含用，未定偏指一面。但今却有分别的必要。
有何必要呢？假如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有分别的话，我以为就在中国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西洋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为了指明中国文化的特征，首先要分别理性和理智才行。
从前中国人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在乡村中，更常听见指某人为"读书明理之人"。这个"理"何所指，中国人不须解释都明白的。它绝不包含物理的理，化学的理，一切自然科学上的理；乃至社会科学上的理，亦并不包括在内的。却是同此一句话，在西洋人听着，亦许发生不同的了解吧！
中国有许多书，西洋亦有许多书；书中莫不讲到许多理。但翻开书一看，却似不同。中国书所讲的，不外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所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论理。因此，当你说"读书明理"，他或以为是明白那些科学之理了。
科学之理，是静的，是一些知识。知其"如此如此"而止，并不立即发动什么行为。而中国人所说，却正是行为上的理。它就在指示人们行为的动向。它常常是很有力量的一句话；例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它尽可是抽象的，没有特指当前某人某事，然而是动的不是静的。科学之理，虽亦可与行为有关系，但却没有一定方向指给人。如说："触电可以致死"，但触不触听你了。想自杀的人，亦许去触的，没有一定。大致科学上所说，皆是"如果如此，则将如彼"的这种公式。它始终是静的。所谓理者，既有此不同，似当分别予以不同名称。前者为人情上的理，不妨简称"情理"；后者为物观上的理，不妨简称"物理"。假如大家承认可以这样分开的话，我们再来看人类对此不同之两种理的认识，是否亦出自两种不同之认识力。我以为在认识上是有分别的。即后者的认识，不容稍存主观之爱憎迎拒；而前者则离却主观之爱好与憎恶，便无从认识。现时流行有"正义感"的一句话，正义感是一种感情；对于正义便欣然接受，对于不合正义的便厌恶拒绝。正义感，即是正义之认识力。离开这种感情，正义就不可得。一切是非善恶之理，皆同此例。善，就存乎崇敬悦服赞叹的心情上；恶，就存乎嫌恶愤嫉不平的心情上。反之，我们若不为求善而意在求真，则非屏除一切感情极其冷静不可。
必须屏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明切锐入者，我谓之理智；必须藉好恶之情以为判别者，我谓之理性。
二、人类的两种错误
我常说：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极容易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至若动物生活则几无错误可言，更无错误之自觉。错误只是人的事；然人的错误却有两种不同。
譬如学校考试，学生将考题答错，是一种错误--知识上的错误。若舞弊行欺，则又另是一种错误--行为上的错误。前一错误，在学习上见出低能，应属智力问题；后一错误，便是品性问题。事后他如果觉察自己错误，前一觉察属理智，后一觉察属理性。--我们从这里亦可见出理性理智的分别。
两种错误，人皆容易有，不时地有。然似乎错在知识者问题小，错在行为者问题大，试看社会上发生的纠纷，你责他错了，我责你错了，所互相责的率以后者为多，而自错误所引生的祸害，亦每以后者为严重。在纠纷中，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所彼此争辩而各自表白者，亦多在情理上。--即此亦见理性如何重要了。
三、儒家之理性主义
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等，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近代西洋要服从多数）。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作理性的一个代名词用的时候，儒家才尊崇他。其言甚是。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应理就是"理性主义"。前说孔子专作启发理性的功夫；又说"儒家独具之精神，就在他相信人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那正指这不同乎理智的理性。
最能切实指点出理性给人看的，是继承孔子精神的孟子。其言之明爽警辟者，如：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可欲之谓善。（下略）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欲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利也。其后继承孟子精神的，为王阳明，就说"只好恶便尽了是非"。他们径直以人生行为的准则，交托给人们的感情要求，真大胆之极！我说他"完全信赖人类自己"，就在此。这在古代，除了中国，除了儒家，没有谁敢公然言这样主张的。
我说：在中国，人类理性开发的早，即指此。
四、儒家的教条
径直以人生行为的准则，交托于人们的感情要求，是不免危险的。在中国的西北如甘肃等地方，回民与汉民相处，恰可得一对照。回民都没有吸鸦片的，生活上且有许多良好习惯。汉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数。吸鸦片，就懒惰，就穷困，许多缺点因之而来。彼此相形，全然两样。其故就为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为准于教规，受团体之监督，不得自便。汉民虽读儒书，却没有宗教规条及组织。
这种失败，孔孟当然没有看见。看见了，他仍未定放弃他的主张。他似乎彻底不承认有外面的准则可循。固然制礼作乐，从外面影响到生命亦是必须的；然制作必本乎人情。孟子总要争辩义在内而不在外，就为此。勉循外面标准，只是义的袭取，只是"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论调之高如此；然这是儒家精神，不可不知。
因此儒家没有教条；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的一条而已。他没有旁的，只是说：在你心里清明之时，好自想想吧！例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子贡方入。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以上皆摘自《论语》，可以想见距今两千五百年前孔门的学风。处处教人自己省察，自己去想，养成你自己的辨别力（对于情理之辨别力）。尤要有自己当心容易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是何等精神！人类便再进步一万年，怕亦不得超过吧！
五、人类的特征在理性
一般的说法，人类的特征在理智。这本来不错的。但我今却要说，人类的特征在理性。此一理论，颇未易言。这里只粗陈大旨，其详请俟《人心与人生》一书。
生物的进化，是沿其生活方法而进的。从生活方法上看：植物定住于一所，摄取无机质以自养；动物则游走求食。显然一静一动，从两大方向而发展去。而动物之中，又有节足动物之趋向本能，脊椎动物之趋向理智之不同。趋向本能者，即是生下来依其先天安排就的方法以为生活。反之，先天安排的不够，而要靠后天想办法和学习，方能生活，便是理智之路。前者，蜂若蚁是其代表；后者，唯有人类到达了此地步。综合起来，生物之生活方法，盖有如是三大脉络。
三者比较，以植物生活最省事；依本能者次之；理智一路，则最费事。寄生动物，即动物之懒惰者，又回到最省事路上去。脊椎动物，自鱼类、鸟类、哺乳类、猿猴类以及人类，以次进于理智，亦即以次而远于本能。他们虽趋向于理智，但若在进程中稍有偏违，即不得到达。所谓偏违，就是不免希图省事。凡早图省事者，即早入歧途；只有始终不怕费事者，才得到达；--便是人类。
唯独人类算得完成了理智之路，但理智只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种倾向；由此倾向发展去，本能便浑而不著，弱而不强。却不是人的生活，就全然和本能不相干。其余者，理智发展愈不够，当然愈靠本能。此所以除人类外，大致看去，各高等动物依然是本能生活。
人类是从本能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依本能为活者，其生活工具即寓于其身体；是有限的。而人则于身体外创造工具而使用之，为无限的。依本能为活者，生下来--或于短期内--便有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而人则初若无一能，其卒也无所不能。--其前途完全不可限量。
解放始于自身生命与外物之间，不为特定之行为关系，而疏离淡远以至于超脱自由。这亦即是减弱身体感官器官之具体作用，而扩大心思作用。心思作用要在藉累次经验，化具体事物为抽象观念，而运用之；其性质即是行为之前的犹豫作用。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更凭藉知识以应付问题。这便是依理智作用为生活的大概。
人类理智有二大见征。一征于其有语言；二征于其儿童期之特长。语言即代表观念者，实大有助于知识之产生。儿童时期之延长，则一面锻炼官体习惯，以代本能，一面师取前人经验，阜丰知识。故依理智为活者，即是依重于后天学习。
从生活方法上看，人类特征无疑的是在理智。以上所讲，无外此意。但这里不经意的早隐伏一大变动，超过一切等差比较，就是：一切生物都盘旋于生活问题（兼括个体生活及种族生活），以得生活而止，无更越此一步者；而人类却悠然长往，突破此限了。我们如不能认识此人类生命的特殊，而只在其方法上看，实属轻重倒置。
各种本能都是营求生活的方法手段，一一皆是有所为的。当人类向着理智前进，其生命超脱于本能，即是不落方法手段，而得豁然开朗达于无所为之境地。他对于任何事物均可发生兴趣行为，而不必是为了生活。--自然亦可能（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为了生活。譬如求真之心，好善之心，只是人类生命的高强博大自然要如此，不能当作营生活的手段或其一种变形来解释。
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私的感情（Inpersonalfeeling）--理性。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本来相连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数目错了，不容自昧，就是一种极有力的感情。这一感情是无私的，不是为了什么生活问题。分析、计算、假设、推理……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的是理性。理性之取舍不一，而要以无私的感情为其中心。此即人类所以于一般生物只在觅生活者，乃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也。
本能生活，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须操心自不发生错误。高等动物间有错误，难于自觉，亦不负责。唯人类生活，处处有待于心思的作用，即随处皆可致误。错误一经自觉，恒不甘心。没有错误，不足贵；错误非所贵，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可贵莫大焉！斯则理性之事也。故理性贵于一切。人类特征之在理智，易见；人类特征之在理性，不易见。我故曰：人类的特征在理性。
六、中西各有所偏
照上面所说，读者可以明白，通常"理性""理智"浑用不分者，我以心思作用一词当之；而于其中分别指出有此不同的两面。这样区分，最清楚而得当。心思作用，是对官体作用（感官器官）而言。物类生活，心思作用与官体作用浑一不分，直以官体作用掩盖了心思作用。到人类，心思作用乃发达而超于官体之上。故人类的特征，原应该说是在心思作用。在人类中，文化进步古代中国近代西洋，都将这种特长发挥出来，到很可观地步，却不免各有所偏：理智成了西洋人的特征；而理性则为中国人的特征。说到此，读者可以明白：西洋之所谓"理性主义"，欧洲大陆哲学所谓"理性派"，史家之指目十八世纪为"理性时代"，要不过心思作用之抬头活跃而特偏于理智之发挥者；却与这里所谓"理性"殊非一事。读者又可以明白：近代欧洲所以受中国思想的刺激影响，如前章所述者，正非无故。因人类理性在中国开发的早，其心思作用之抬头活跃本来先于西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