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各有所偏，可于两方学术上看出，因为学术是心思作用的结晶。第一见出的是西洋详于物理，而中国详于人事。固然较早时期中国亦曾以物质上许多发明传给西洋，那只为中国文化之开发较早于他们，到后来就完全不然了。十七世纪（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传教，中国所欢迎的是他们带来作见面礼的物质文明--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理学、医学及其他技术等；而却不是那人生方面的宗教。十八世纪为西洋所衷心崇拜的中国文化，全在其人生方面的伦理思想、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虽将中国文化一切都理想化了的那些德国人法国人，亦知道纯理科学自然科学在中国之不够。从十九世纪中叶，世界交通大开，中国震惊于西洋而亟亟学习者，还是在其物的研究上。而直到二十世纪的最近，美国杜威博士来中国讲演，还说是西洋好为自然的研究，中国好作人事的研究，而致希望于其融合沟通。
物的研究，必用理智。理智就是对外作静观的数学头脑。或竟不妨说，宇宙本无所谓物质，物质就产生在吾人对外作静观之下；而科学之精密者，亦没有不是纳研究对象于数学中而驾驭之。所以物质也，科学也理智也，完全是相连的一回事；而近代西洋人于此贡献较大。
将社会现象当自然现象一般地来作静的观察，是西洋人顺着自然科学的路所作的人事研究，许多社会科学即由此产生。但从前中国人则不出于此。中国人之人事研究，大要从人情出发。人情则非体会不能得。只有自己吃过苦，受过气，方体会到人家吃苦受气是什么味道。这要回省自己的经验；--非复对外。这要设身处地去想；--非复静观。这是理性的事，不是理智的事。老实说，中国从前亦并没有许多人事研究，不过爱讲道理，反反复复讲之不已。全然在理性上，转来转去。第二见出的是西洋有学有术，中国有术无学。此在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言之较详。大意为中国走艺术的路，玄学的路，而缺乏科学。其结语云：虽然书史上面有许多关于某一项某一项--例如经济--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没有组织的。而且这些思想道理，多是为着应用而发；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简直没有。这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学术不分。离开园艺没有植物学；离开治病的方书，没有病理学，更没有什么生理学解剖学。与西洋把学独立于术之外，而有学有术的，全然两样。（中略）而这个结果，学固然是不会有，术亦同着不得发达。因为术都是从学产生出来的。生理学病理学并非直接去治病的方书，而内科书外科书里治病的法子都根据于他而来。单讲治病的法子，不讲根本学理，何从讲出法子来呢？只就临床经验积累些个诀窍道理，无学为本，亦是完全不中用的。其结果，恰好借用一古语，是"不学无术"。前说，心思作用即是行为之前的犹豫作用；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中国人之不能离开应用而讲求知识，即是忙于行为不能冷静之证。其短于理智，由此全然可见。同时，与我们态度相反的西洋人，其知识成果之丰富与理智作用之发达，亦可表里互证而益彰。
第三见出的是西洋发展到认识论，而中国则产生"王学"，恰代表两极端之趋向。学术中之有论理学和认识论，是追穷到极冷静纯抽象地步，达于理智作用之最高点。然在西洋是热闹的学问，不是冷僻的学问。在中国除晚周诸子稍见一点外，两千多年完全无人理会。且正在西洋发展到认识论和科学知识大进之时，中国盛行王学（王阳明之学）。王学讲良知，是看轻后天学识的；尚力行（知行合一），是反冷静的。彼此遥遥相对，各趋向于一极端去。良知之知正是"情味之知"，千变万化总不出于好恶。力行之行，唯指好恶之贯彻实践，亦不及其他。换句话说，彻头彻尾在讲理性。理性理智本来相连，不意各自推演下去，竟尔如此相反！真是所谓由毫厘而千里了。
第四见出的是学术成果在西洋为对自然之征服，在中国为其人事之优胜。近代以至现代之西洋学术，步步向着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而前进，其成果之伟异可无待言。但中国学术之成果在哪里呢？似不如西洋之昭然易见。然在中国文化的总成绩上，像是：
1．国土开拓之广大，并能维持勿失；
2．种族极其复杂而卒能同化融合，人口极其繁庶而卒能搏结统一，以成一伟大民族；
3．民族生命之悠久绵长；
4．社会秩序自尔维持，殆无假于外力（此点说明见后）。这一一都应当是它（学术）的表见。此其表见者，莫非人事之优胜。心思向外而用制胜于物者，是理智。心思还用诸其身，而于社会人事见其丰亨优裕者，大约皆不外是理性了。
七、中国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精神在何处？我可以回答，就在富于理性。它表见在两点上：一为"向上之心强"；又一为"相与之情厚"。
向上心即是不甘于错误的心，知耻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社会生活合理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丧之外更有向上一念的便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前说儒家完全信赖人类自己，就为他深见这是人类生命中本有的一极强要求。孟子于此指点最透，而称之曰"义"，曰"理"。后来"理""欲"之争，"义""利"之辨，延数千年未已，为中国思想史上之所特有，无非为辨明这个。这个心在古中国人亦许早已昭露，所以才产生儒家。而经过儒家一力信赖启发，更开出来中国人好讲理之风，是非观念独明且强。
义理是无穷尽的，人的向上心，亦是无止境的。儒家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就要在这里求。外是而求之，无有也已；不此之求，奚择于禽兽？所以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见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于此见出他的心事和其致力所在，既非宗教天国，亦不是现世幸福。
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故义理高于一切，而为其准绳。俗语如：
"有理讲倒人"；"什么亦大不过理去"；"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类此者甚多，皆见其已成中国人之普遍信念。由他看出，学问就应当是讲求这个的，舍是无学问；所谓教育就应当是教导这个的，舍是无教育；乃至政治亦不能舍是。其所以寓政治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即根于此而来。他不承认"欲望本位"的人生，却又完全不是禁欲。在西洋不是走向禁欲主义（如中古），便翻过来拥护欲望（如近代以来）。中国恰又是中间独立的自成一条路，不落那两极端。--此无他，只为发见了理性而向上心强之故。
人相与之间，是有情的。以孟子所举"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之例来说，只要见了便是相与，便发生相关切之情，而不禁地奔去援以一手。此情出于情理，不同于高等动物里所表见的情爱。
人类在宇宙，于任何事物均可发生兴趣行为而无所限。反之，物类则极其有限。限于什么？限于与其本能有关系之事物。人是打破了这有限的关系，而得一大解放的。一面他能以平视泛观周及一切--即理智；一面他的生命廓然与物同体而情无所不到--即理性。理性就是从本能中解放出来的感情；而动物的情爱，却发于其本能。--此一问题容俟《人心与人生》一书中论之，此不能详。人相与之间，就有了伦理关系。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故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莫不自然有其情。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其应尽之义。如前所举，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之人，便有奔去援手之义是也。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
集团（如国家）生活中，每课其分子以义务；即是硬性的，机械的，不容你不履行的。这却没有那样硬，那样呆板。因为这里的义务全从情谊而有，在乎各自主观之认识。恩深则义重，情疏则义亦薄。虽对他人而负责，却是自课的，不是他课的。虽有时不免舆论的监督制裁，那是旁观者打抱不平的心理而已。此认识与自课，为理性之事。旁观不平，亦理性之争。这与前说之义理，原同一个义理；但我们为便于指点，别称之曰"伦理情谊"。
中国人特别重伦理情谊；中国社会构成，即建筑于伦理之上。我们后面还要再讲，此不多说。总结上面的话，"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是中国人数千年所表见的民族精神。归总起来，只是富于理性。他只是这一点长处，再没有旁的（尽你列举再多，要不过这里面的事）。
八、西洋人短于理性
说了许多中国人富于理性的话，旁人或要问：难道西洋人没有理性吗？真的！我可以指证西洋人之短于理性给读者看。
第一，中古以来的西洋人生，大体上知有罪福不知有是非，知有教诫不知有理义。罗素在他著的《中国之问题》中，曾深深叹异中国人没有"罪"（Sin）的观念。又说：在中国"宗教上的怀疑"，并不引起其相当的"道德上的怀疑"，有如欧洲所习见者。中国人向来是要凭良心讲理的。凡我们之有所不敢为者，自恧于不合理，知其非也。西洋人则惧于触犯神和教诫，当成是一种"罪"。这个分别很大。一是诉诸自己理性而判别之，主张之；一是以宗教教条替代自己理性而茫无判别，茫无主张。因其理性未经启发，或反遭抑塞，所以不信宗教的人将是任意胡为没有道理的人。直待中国社会文化传播过去（十七八世纪），他们中间具有反宗教精神的人，发现了无宗教而人生依然有道德，无宗教而社会依然有条理秩序之实例，乃大欢喜。--这不是过去的西洋人，短于理性之证吗！
第二，近代以来到现在，诚然不同过去，宗教似一面变质复一面失势，而西洋人生乃转入一新风气。此一新风气是什么？即"自我中心，欲望本位"是也。此一转变，在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引证群书，特加指点，读者最好参看。简言之：
（甲）这时的人，有了"我"，就要为"我"而向前要求。他就要向着世界要求种种东西以自奉享。本来"我"与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未分的；这时节被打成两截，而"我"与外面世界对立。
（乙）由是，这时的人对于自然界，取对待征服利用的态度，从而产生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乃至对人亦差不多取如是态度，而在其社会中逐渐开出了"自由""平等""德谟克拉西"。若对着野蛮或半开化人，更视同自然界一部分，不当是人；则由如是态度，而产生了非美亚澳各洲的殖民地。
此其内容，只是欲望盛，而心思力量向外用，发达了理智。此其关键，就在宗教禁欲主义锢蔽太甚的反动，转而逐求现世幸福。从他们"神圣底不知足"（divinediscontent）一句话，其精神亦殊可见。于是其替代宗教而指导人生的哲学思想，总充满了功利派气息，如所谓乐利主义，幸福主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末后的实用主义等皆是。其必要确立个人自由，保障个人权利，正为划清彼此欲望活动的分限，而各得其活动范围。讲经济，则从欲望以出发。讲法律，则以权益为本位。论到政治，则不过求公（一国一地方）私（一人）欲望的满足。若模仿前面的句法，我们便可说：近代以来的西洋人生，大体上知有利害不知有是非，知有欲望不知有理义。--仍然是短于理性之证。
利害观念和罪福观念，是一脉下来的；变而未变，总缺乏向上一着。自我中心，则与伦理情谊其势相背，容后论之。
第三，讲理与斗力，为理性启发抑理性未启之分判。相尚以力，则理隐；相尚以理，则力隐。二者至不相容。然在西洋，力居显位；贯乎中近古代以至于今，此种情势尚未见大改。何以言之？
（一）中国人讲理，耻于用暴，西洋人反是。往者罗素来中国后曾一再地叹说：世有不屑于战争（tooproudto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性为中国人所特长。……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pacific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武力解决是已。中国人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与尼采Niltzsche之道相反而已。不幸此性质不利于战争，然实为无上之美德。盖自己的面目，每不易见；两相对照而后反映出来。罗素此叹，正是自悟他们西洋之所短。近年来，中国少年人口里或笔下不断地亦是"斗争""斗争"，全从模仿外国来，在稍有中国夙养的人是感到刺耳刺目不安的。虽然我亦承认，对于中国礼让精神说，斗争亦是西洋的一种精神，不完全是短处。乃至西洋人体魄的武健，中国人身体的文弱，亦未始不由此而来。但理性或优或绌，必即此作征。
中国旧俗，彼此见面各自拱手相揖，是谦敬的意思。今亦渐行相互握手礼，则学于西洋。虽是有相亲之意，然实欧洲人沿其故俗相斗以后彼此和解的表示。表示不复操兵相向了。盖斗争一词，今不过引申其义而用之；真的决斗之风在西洋百余年前还颇有的。如甄克斯《社会通诠》中所说：
当夫宗法社会，民之所恃而无恐者，以有种人故，有族姓故，有乡社故，有行社（同业公会）故。凡此皆以族类聚而相保者也。顾其所以相保者，不外挟有众之势力，得以报复仇冤，有若血斗之事，此于群道之所以治安未足也。（中略）此其为俗，终宗法之世沿用之；直至社会转为国家，犹不尽革。虽立刑宪，不能绝也。（中略）讼狱两造相持不下，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也。
因为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此以在中国本来有理之一造，一动武，旁观者，便不直其所为。像这爪"曲胜直败无后言"。痛快是痛快，未免将理性抛在脑后了！
尤可注意者，如会议上之表决，如议员之选举，在今日西洋渐以理性出之者，原亦从哄斗演来。
古之民不识从众之义也。有一议，十人之中为七人之所合，古不以是为可用也。此自今观之，若甚怪者。然事在历史固无可疑。（中略）古之人无从众之说矣，然未尝无门户党人也。党人者何？一众之人利益相合，而共为所事者也。闻者将曰，既有党人，其争于外者无论己；假有同气之争，非有三占从二之术其何以定之乎？曰，出占探丸均非所用。一议未决，考于旧章；旧章不足，乃为调停。调停不能，唯有战耳。胜者得之，负者噤若。故古众人之于议也，设非尽同，必出于战。